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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小说，犹如迷宫般神秘。他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中，格非曾写道：“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的事业。假如它是一个奇迹，也是个人用无数痛苦和梦想堆积起来的奇迹；假如文学是一个神祇，只有那些感觉到在世界的胸膛里始终有神秘事物敲击着的人们，才会感到亲切的共鸣。” 早期的《褐色鸟群》，格非从意象切入，以拼贴组合等手法展现了他缔造的神秘王国。《迷舟》看似偶然，却能感觉到命运总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格非设置了很多谜一样的线索，却并不打算解开谜底。在《敌人》中，主人公一个个神秘死去，“敌人”究竟是谁，格非故意只留线索，或许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答案引至另外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人的内心。《隐身衣》故事中毁容的神秘女子，她与丁采臣神秘的关系…… 新作《月落荒寺》中女主的名字“楚云”以及她的谜团身世，她的离奇经历，包括来自算命先生“暧昧而深奥的判词”：楚云易散，覆水难收，都为作品笼罩上迷雾般的氛围。自始至终，小说家故意保留了楚云身上的神秘感。这种特质使她超然物外，独立于世。 写作是对意义的找寻 格非记得，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算命先生非常多，其中的一些人受过专业的训练。格非也被算过命，他坦率地说：“算命先生的形象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当你在他们面前不可能拥有任何秘密时，你不可能不感到惊奇。” 格非的作品中常有算命先生等类似形象。《望春风》里专门有一章写“天命靡常”，透露了父亲作为“算命先生”的一些天机。对于算命这件事，格非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探讨。除了为生存的需要采用一些骗术来从事这个古老的职业之外，或许还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思考。比如说，中国人很早就把人和天作了区分。当然，“天命”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也特别重要。  同时，我们也会在格非的小说中发现很多梦境翩翩而至：《江南三部曲》中，秀米梦到在参加孙姑娘的葬礼时，孟婆婆发送的菊花到她这里刚好没有了；被杀害的花家舍匪首王观澄闯入秀米的梦中（《人面桃花》）；被罢免的谭功达睡梦中感受到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山河入梦》）；在《月落荒寺》开篇不久，宜生“在午后的丽日下有点犯困……不一会儿就做起梦来。” “现实世界本不是一个颠簸不破的固体。”格非说，生存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实虚相对的。如何穿透这个包围着我们的无坚不摧的实体，梦境是一种常用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幻觉。中国人不太会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谈潜意识、幻觉等，而更多的会使用梦来把现实打透。写作本身往往就是对意义的找寻，而意义有时候存在于超越现实之后。格非认为，小说写作不应只在现实层面展开。《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使用大量的梦境与自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比方说《庄子》《山海经》《淮南子》的影响有关。这些奇幻的东西为格非的小说写作提供了更多的维度。 令格非感到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 无处不在的隐秘细节 阅读格非的小说，像是穿行在被迷雾包围的森林，偶尔会有一丝亮光在林间闪耀，你似乎觉得知道答案了，那光亮倏地不见了，只让悬念带动你一往无前。于是，不同的读者以各自的智慧和理解，完成了不同的解读，每个人终能寻求到不同的路径突围。  这也许正是格非想要的。他希望和读者保持某种对话。细心的读者能够探知他留下的隐秘线索顺藤摸瓜，比如关键处出现的佛经、绘画和音乐、诗词……不得不说，格非的小说有特殊的画面感，有如小津安二郎或沟口健二电影的定格，以及大量的悬置和留白，为我们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在《月落荒寺》中，画面感无处不在。“宜生一次次回忆起这个令人困扰的画面。他不能肯定这是真实发生的情景，还是梦中错乱的影像。每当他想弄清楚这个四月的午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眼前首先或最后出现的，始终是她在窗口的凄然一笑。”小说提到很多部电影，比如伯格曼的《犹在镜中》、塔可夫斯基的《镜子》。宜生和楚云在盒子咖啡馆初次见面，留下的记忆仅是一张《在莫德家的一夜》的电影海报。 除了电影，格非酷爱音乐。《隐身衣》中写了一位制作胆机的崔师傅，而《月落荒寺》的书名，就来自德彪西《意象集2》中的名曲，格非从古典音乐着笔，试图挖掘充满精致趣味的生活表象之下社会各阶层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他希望对这个群体生活进行“巴尔扎克式的反讽”，并努力诠释现实生活和可能的生活之间的关联，因为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生存的基本情况。他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难以摆脱的诱惑 《月落荒寺》是格非做完心脏手术后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他既不能太劳累，又不甘让汹涌的故事沉寂，于是从容写作，也希望借此考验自己能否重拾长篇创作。  有过一次大病的经历，格非对人生、对万物的心态和过去大有不同。他珍惜生命，但同时又有另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在上海书展举办的《江南三部曲》发布会上，格非曾向读者坦承自己的经历，当救护车把自己送往医院的时候，他脑子很清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宁静，甚至有一种幸福感。刹那间，他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了，他重新思考文学，思考命运，思考康德、尼采、卢卡奇…… “文学在今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秘密，我们今天的生活被各种各样他人的话语阉割了，生活被解释得那么支离破碎，文学仍然在保守这个世界最后的秘密。文学从来不许诺一个善良美丽的世界，但会提供比你现在所理解的宽透得多、完整得多的世界。”格非说。 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再到《隐身衣》《月落荒寺》，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从未中断。今天的文学创作受到两方面压力。一是科学以及数学或者说大数据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使生活中所有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事情可以被分析、被解释；二是来自于新闻，这使得小说越来越像新闻。实际上现实生活不像新闻那样条分缕析，它本身是非常神秘的，格非希望重新让小说回到神秘。 早期的小说《欲望的旗帜》中，格非就曾大量涉及哲学的深奥问题。《月落荒寺》主人公林宜生的身份是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一身份使格非可以观察并书写哲学教授和朋友们之间的故事和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可以明正言顺地将哲学嵌入小说的各个细节，探讨时间与空间、现实与虚构。 他常常对学生说，一个人要有能力发现自己的命运感，如果发现不了，怎么能够拯救自己，怎么去寻找希望？只有勇敢的人，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命运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幸福。 格非喜欢卡佛的名言：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也不要绝望。他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冷静写作，但每天走进写作室的时候，他还是免不了会有些隐隐的激动。“这种隐隐的激动，这种将要创造新的文字世界的神秘感，对我来说，是难以摆脱的诱惑。” 随欲而安，逆来顺受 16岁之前，格非在江苏丹徒的农村，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越规矩。在父母眼里，他比较沉稳，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别说交际，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 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生活曾经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磨难。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格非无数次想着逃离城市，回到家乡。他习惯了爬葡萄藤蔓的茅屋，习惯了清晨被啼鸟唤醒。 格非是钱谷融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第一次上课，是在钱先生家里。钱先生给每个人泡了茶，端上来曲奇饼干。弟子们围着他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上课。格非至今记得钱先生的第一节课，只教了六个字：说有易，说无难。这使格非很早就意识到，做学问必须严谨，有多大证据说多大话。他去清华大学之前，钱先生约他到家里谈心，对他说：“你去北京我没什么可送的，就送你八个字：随欲而安，逆来顺受。”格非当时听了以后并没往心里去，等他到了北京经历了一些事情，才慢慢体会到先生的用意。“我想起先生讲的这些话，非常感动。境遇改变了，心要安定下来。人对境遇，很大程度上没法选择，有些一定是改变不了的。”他也记得钱先生的教导，就是爱你的命运。只有接受爱你自己的命运，才有可能获得自由。  格非曾坦率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是农民的世界观。他说，在过去，自己以农民的身份为耻，总是希望洗掉这个身份，希望通过知识积累，通过学习变成城市人。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为农民的过往成为格非值得珍视的财富。因为他发现，在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乡村生活的全部印记，甚至还能找到整个乡村文明在农民身上的凝聚和投影。 今天的格非，获得文学荣誉无数，但他却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谦虚的态度，保持对新的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他很愉快地接受来自学生的建议，也非常乐意和年轻作家探讨当下的文学热点，甚至买回他们推荐的书目。他相信，中国文学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学一定会有新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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