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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太甲上》:"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左传》:宋城皆以所向之邑名其门，而北曰桐门，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地矣，在亳城东亦数十里，即《孟子》所谓放太甲于桐者。汤自商丘迁亳，《孟子》谓:"汤地七十里。"《左传》谓:"宋居商丘，有旧墉及桑林之门。"《书大传》:"汤祷于桑林之社。"据此，桑林亦商丘地名，当即在旧墉之内，其地自契以来居之。有先人之庙社在焉，汤必不舍之而远徒。汤自商丘迁于亳，犹武王之去丰迁镐也。 《史记正义卷三·本纪第三》引《括地志》云:"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按:在蒙，即北薄也。 《纪年》:……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杜预《春秋后序》略同)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太甲之书曰，王徂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雷氏曰】桐与汤墓无涉。桐，亳东之邑，即续汉郡国志所云桐亭。左传，凡宋城诸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门，即因虞城(今虞城县利民镇)南有桐邑也。韩诗外传曰，汤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曾子问，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六十:《孟子》"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一段，玩其文义，自以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为句，于桐处仁迁义为句，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为句。盖太甲被放后三年始悔过，又三年惟伊尹训是听，盖凡六年始复归于亳，践天子位焉。亦犹孟子"昔者孔子没"一节，有两三年字。《史记·孔子世家》谓子贡凡六年然后去是也。虽《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后，不指被放之后，与《孟子》少异。要为六年之久，复辟亲政，则与《孟子》无异。古大臣格君非之难如此。伪作古文者，生于魏晋间，时皆以《书序》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尽依傍之。此《序》则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将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复归事撰于中篇中。以合《书序》而不顾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即位，未闻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闻流言，听周公居东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后《鸱鸮》之诗已见矣。犹未悟也，直至风雷示变，然后迎公以归。曾谓太甲固颠覆典刑者，才放桐宫，而即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乎哉。 按《殷本纪》注引郑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离宫焉"似注《书序》之语。宫字则从《史记》得来，初不指桐，为汤葬地。魏晋间孔《传》出，始有是说。愚谓此说果真，是汉武帝时已知汤葬处矣。奈何博极群书如刘向告成帝犹曰"殷汤无葬处"乎。盖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始得之。刘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谓孔安国知之乎。其谁欺。 又按赵岐注桐为邑，亦不云是葬地。余读后汉《郡国志》，梁国有虞县，有薄县。虞则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汤冢。虽相去未远，判然各为一县所有，岂得指桐为汤陵墓地乎。缘孔《传》欲附会太甲居近先王，则训于义，至生此说。后儒见有居忧字，并谓桐宫乃谅阴三年之制，非关放废，显悖《孟子》，尤为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后汉梁国谷熟县，是汤所都也。一北亳，梁国蒙县，是即景亳汤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师县，是盘庚之迁都也。郑康成谓汤亳在偃师。皇甫谧即据《孟子》以正之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谷熟县是也。其说精矣。《史记》注谓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余即如皇甫谧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县，去偃师亦八百余里，伊尹既以身当国于偃师，又焉能时时于桐训太甲乎。仍属谷熟方近。或曰:注曷由而误。余曰:误自《史记》正文。正文云，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注》遂谓汤亦曾都偃师，以实其说。不知《盘庚》三篇，一则曰新邑，再则曰新邑，曷尝有复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蔡《传》谓先王即汤，适于山即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郑氏谓东成皋，南轩辕，西降谷是也。汤复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将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适于山险之处。如上所迁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汤。或曰:即指汤，汤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险往视之。如武王告周公，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后成王卒成其志，周则仍都丰镐。商或类此，故当日致有三亳鼎称，二在梁国，一在河洛之间，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汤亲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终无以为《孟子》于桐解矣。 争论传统说认为，伊尹放太甲的事件，是常被后世称颂之事，有史籍为证。《尚书.太甲上序》记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毫，伊尹作大甲三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则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后世儒家据此颂扬伊尹具有"大仁"、"大义"之美德。 怀疑说提出，早在战国时就有人仔细推敲传统说，以为不可信。《孟子·尽心上》记载，公孙丑对此事提出了疑问。他说:"贤人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因可放与?"在古代社会，君臣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伊尹身为人臣而放其君，这种颠倒君臣关系的做法，除了依仗权势，有意篡夺外，在正常情况下是礼法所不允的。孙淼在《夏商史稿》一书中，也认为此事值得怀疑。伊尹是受儒家崇拜的贤人，岂能搞篡权活动?因而后世儒家竭力为之辩解，把伊尹篡夺政权说成是教训国君。公孙丑的发问，刺中问题的关键。 否定说认为，所谓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是为了教训太甲的说法，掩盖了历史真相。据《竹书纪年》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太甲潜出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中分伊尹田宅。《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也有类似记载，说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这样看来，根本不存在伊尹放太甲于桐官又迎立太甲子事。实际情况是伊尹废太甲篡位，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夺回了王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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