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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 帅 米歇尔·福柯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不同学科对福柯理论的理解，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路径，比如从西方文论的维度上看，福柯思想可算作解构主义思想中颇为独特的一脉，而从政治学维度上看，福柯的权力观及其权力话语理论也是当代思想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起到了方法论转向的历史意义。 “叛逆”的思维方式：非本质论的权力观 福柯思想谱系里所谓的“权力”和此前学界对该概念的理解颇为不同。不论是此前启蒙运动时期各派思想家对国家和权力关系的重视，还是后来体现在西方各国政治革命和变革里的权力更迭现象，其权力内涵所覆盖的范畴，仍存在权力的“他者”关系，并渴望通过权力关系来建构起一个完整而有秩序的社会关系。即使是被一些理论家视为经典范式的“三权分立说”，依然是实践层面上的权力对建构社会秩序的尝试。 但福柯的思维方式与之不同，福柯并不在具体的法权思维层面来理解“权力”，而是试图用系谱学来统摄对“权力”的思考，换言之，这是一种“结构里的权力关系”。他曾在《规训与惩罚》里讲到：“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构，不是一些人拥有的什么势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这样的表述是缠绕的，或者说是含混的。 如果从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时间轴上看，这种福柯式的定义——“XX不是XX”，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严谨的学理表达，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反对理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而这也是二十世纪哲学的面向之一。当然，福柯在这里对“权力”的定义，重点还是看重它在变化的关系里的不稳定的一种特质。福柯很看重权力在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论大到政治制度，还是小到人际关系，权力的网络无处不在，而它归根结底要服从话语权掌控者的逻辑，这并不由受到权力影响者一方所决定。 福柯对将权力问题简单化为经济关系乃至利益关联的思维方式并不赞同。他曾说：“沉默与秘密掩蔽权力、固定权力的禁忌，同时也放松权力的控制，调整出或多或少为权力所承认的宽容。”这种表达背后有一种修辞术，福柯拒绝自己的理论被理性逻辑所“梳理”，而他就是要绕开既有的对权力的理论分析，来实现自己瓦解现有话语秩序的目的。 这是一种非本质的、去中心化的思维。福柯所言的“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本身就超越了传统的法理意义上的权力观念。在福柯看来，法理意义上的权力本身来源于数百年前资产阶级兴起时与君主皇权作斗争的过程，而当现代文明建立后，这套权力话语反而成为给资本掌控者提供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它渗透入了当代社会里的方方面面，反而压抑个体的主体性的生成。按照福柯的逻辑，如果言说者的话语按照话语权操控者的思路来进行，就很难逃出后者的操纵，从而不得不接受各种名目的“规训”，那么，也就无法产生个体的独立思想了。 在当时来看，这种思维方式的确是“叛逆”的。但放在更漫长的历史尺度上看，这种思维方式的确是与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思想家的路子一脉相承的。比如，早在福柯之前，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绪尔分别从精神意志、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不同角度实现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努力从不同话语层面来建构一个非本质论的思想世界。这种思想脉络延伸至福柯身上，便又添加了一些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读和批判。那么，也可以说福柯的思维方式既是“叛逆”的，也是和思想史脉络相承接的。但不论怎么说，福柯对待权力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理或经济利益的层面，而是将之视为解构既有理论秩序的方法论。当“权力”变成了结构关系里的一种方法论，它也就能成为打开很多隐秘世界和复杂奥义的宝贵钥匙。 吊诡的同构关系：知识与权力 谈论福柯的权力理论绕不开“知识”和“知识/权力”关系这些问题。福柯用“权力”这把钥匙打开了话语权掌控者编织谎言的腐朽之门，他逐渐清理了覆盖在这扇大门上厚厚的尘土，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权力关系的起源之处。福柯把权力看成一种针对个体的操控机制，这就是著名的“权力的规训”。当然，它的关系是一种微观的视角，是绕开统治者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宏观的操控之后，以反观个体遭受权力操控的视角。 福柯在这里引入了“知识”的概念，以更清晰地展示这个权力关系背后的真实与残酷。他在《规训与惩罚》里提出，权力关系往往以个体生成的主体性而得以呈现，这样的关系是对权力的建构和重组。更重要的是，它往往与“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和方案相关联”，由话语权掌控者来发布相关的信息，以增强对社会与个体的控制力。糟糕的是，个体对这种操控往往是浑然不觉的，因为他们学习和掌握的各种“知识”，正来自主流话语所推崇和主导的各种文化观念，这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规训。 福柯发现了这一规训过程的秘密，并且借用并改进了边沁的监狱理论，形成了“监狱网络”理论。或者形象的说，这是一种“圆形监狱”的理论。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里提到：“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而且，“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可以被形容成一个庞大的监狱，制定规则的人就如同掌控监狱的权力拥有着，他们可以任意监督（或者说是监控）任何对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可能是一些不被人注意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其实，“圆形监狱”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在理论的范畴里，它的存在更加普遍。我们很难说现代社会就如同一个监狱，但可以肯定的是，福柯的话语里时常出现这样专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秩序的理论，其主张是将历史的真实的逻辑和社会运行的侧面维度呈现出来。 只是，在现代社会，这种“监视”的过程更加隐蔽，甚至不会让被“监视”者感觉到丝毫的不适。而当他们走出这种“监视”的时候，才会感到过去的一切是多么的荒谬，也会感到深深的痛苦。面对这种可能存在的不幸，多数人会下意识的选择不去反抗，甚至不会反思其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性。福柯认为“知识”虽然帮助个体构建了主体性，却会让个体落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这些知识本身可能就是话语掌控者编织的话语，是用来操控社会和规训多数人的手段。比如，在西方社会的不少政客表达的言语方式和主张的生活方式，未必是其本心所想，但受其影响力和公众形象所影响，不少人会跟随其提供的“知识”（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方法等各方面），但最后还是落入了话语掌控者的圈套里。这种规训是最彻底的，也是相当残酷的。 由此可见，福柯的思维方式是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批判，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有相似性，这也是福柯往往被纳入西方左翼思想版图的原因之一。但是，福柯的思考路径有独特性，他并不是通过单纯的、表面的“批判”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剖析，而是一种“内在的反抗”——从思想到知识，再到权力，以实现真正的反抗。 这种反抗意识，是对既有权力秩序的批判，也是福柯对整个人类历史（或者说主要是西方历史）回顾后的深刻反思。过去，政治学家对统治者权力的批判多集中在具象层面，反抗的方式往往也是以一个更大的权力来反抗相对弱小的权力，也就是说，是权力的表面更替而已，但被统治者的不幸境地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譬如，古代不同朝代的更替，不过是不同的家族打下了天下、更换了统治集团而已，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真正的人身解放。而哲学家们往往执着于对形而上的理论探索，他们对权力秩序的批判，往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无法切入话语权内部的关键问题，譬如“大同社会”“理想国”“乌托邦”之类的政治想象，在中西历史上各自出现，但同样没有鞭辟入里地挖掘到统治者真正的权力操控方式。当然，福柯的思想植根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异化与荒谬现象的批判，从而才“反向”追溯了对权力关系的考察——人类的知识、情感乃至真理都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或渠道，这让人不得不深思现实中的种种荒谬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就是在这样一种吊诡的权力关系里被构建起来的。一方面，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权的群体控制着社会的运行逻辑，他们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有些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未必不是不清醒的。另一方面，大多数普通人“享受”着资本和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前人过得更舒服，但这是一种缺乏批判力的“软绵绵的幸福感”。这种意识在中产群体里最为常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话语权掌控者的“代言人”，但他们浑然不觉的是，自己这些奇妙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传媒和教育所建构的文化观念所诱导的，而这些从根本上都是服从话语权掌控者的权力规训。 通过这样看似毫无冲突的规训过程，被规训者彻底放弃了权力反抗意识，整个社会秩序也将空前稳定。按照福柯对权力关系真相的批判，我们就应该反思这些看似常见的“知识”是否具备合理性，自己是否在不经意间就成了为“他者”背书的群体，自己是否能在这样的权力关系里重新找回主体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松解决的，而由此带来的矛盾也是现代文明难以克服的顽疾，似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处境焦虑，但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方案来对待困境，因为现代性的一大症候就是破碎性和非理性，福柯也只不过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这对关系是同构的，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当我们批判权力的不合理性的时候，也会连带着反思与之相关的知识话语的问题。而当对知识进行反思后，也就在理论上瓦解了权力秩序的某些合理性。 追问与深思：主体和权力 福柯对权力问题的思考可以帮助世人理解当代社会，但很多人忽视的是，福柯思考权力问题不只是为了回应现实问题，更是为了研究主体的问题。相比《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性史》等久负盛名的作品，福柯在1982年发表的长文《主体与权力》却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篇文章是他在晚年对权力问题进行的“终极思考”，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首先便提到自己“为什么研究权力问题”，其实旨在思考“主体问题”。福柯此处所谓的“主体”，具备双重内涵——“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他人；通过良心和自我认知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两个意义都表明权力形式的征服性”。当然，福柯还是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例子，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今日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不是试图将个体从国家和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与国家相关联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对数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个体性进行拒绝，我们就可以促发一种新的主体性。”福柯在此处的论述其实有点缠绕，但依然能看到他的路径是解构式的，只是解构的对象不只是国家和政治体制，个体面临的压力也不再是一般的政治学者所批评的制度性问题，而是一种制度所引起的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权力的规训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个体的反抗是困难的，因为他在反抗的同时也往往会采用规训一方施加给他的思维方式，所以其反抗几乎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正因此，个体建立主体性就更加困难。 而且，福柯同时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权力，权力来自何处”，而当我们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势必要面对这样的命题：权力怎么了？这背后的内涵是：“这不是用来暗中引出权力的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而是为了对权力的主题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福柯在这里指出，必须区分权力关系和交往关系，而且，“后者不单是前者的一个方面。权力关系无论是否穿越交往系统，它们总是有其特殊性”。换言之，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以主体和对象的变更而改变。 那么，权力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前文所述，权力往往体现在规训双方的话语范式上，被规训一方丧失了话语权，往往也遵循所谓“他者”（其实他们自己对此很难有反思意识）所确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但是，到了晚年的福柯发现了权力关系里更大的秘密，他认为有五点要素构成了权力关系的内涵：差异体制、对象化类型、工具模式、结构化形式与合理化程度。囿于篇幅，此处不对这五种情况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权力关系的合理化程度。福柯对此的看法是：“权力并不赤裸裸地施展，权力施展不是机构性事实，也不是一个要维持或毁灭的结构。它被精心地制定，被改变，被组织，它自身拥有程序，以便或多或少地适应情势”。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个体在面对权力规训时获取主体性的可能方法。除了反思意识之外，个体是否可以与国家的政治力量形成一种稳定与合理的关系呢？对此，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说：“在国家机构的支撑下，权力关系被理性化和中心化了，被精心地制定了”，也就是说，合理的国家治理成为现实中实现权力关系合理化的一个途径。福柯没有看到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新形势，他对权力关系的理解更像是对此前历史和他所在年代里现实情形的某种理论式回应，但福柯的思维方式依然对我们今天有所启发。至少，当我们看到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知识”时，可以多一些批判和反思意识，而福柯对主体问题的强调，对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也是大有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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