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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读书笔记之八

 江山携手 2019-12-23

31.苏东坡的和韵作品比张楶的原唱作品还要好,说明一个人的才情的高低无法强求。原创相对于和韵,创作过程要简单一些,而和韵要在原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然会更难一些。而苏轼无论是原唱还是和韵,都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且高人一等,因此才华的高低是勉强不得的。(37则)

32.隔,指用其他的事、物、典来引出观点,有点打哑谜的味道。不隔,是用明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艺术境界。姜夔之词属于“隔”,而王国维主张“不隔”,因此有“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之观点。(38则)

33.静安先生对咏物词“隔”与“不隔”之评价有些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咏物词使用“隔”的写法,或许更能增添词句的意境,更能提高词的色彩。怎么能用“隔”与“不隔”来评定一首词呢?(39则)

34.静安先生将南宋的“隔”置于北宋“不隔”之下,可见其一贯推崇北宋词人的做法。(40则)

35.写景和写情的诗,均是真事物,真情感(实景真情),这和王国维所说的“真”标准相符,有了真便有了境界。可见,王国维“不隔说”最终落脚还在“真”字上。(41则)

36.姜夔生活在南宋末期,受时局和词风影响,风格多半飘逸清幽,再加上他常与高雅之士来往,词也多一份清幽意味,格调自然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将清高自傲的秉性融入其中,而是一味地追求飘逸,疏忽了意境的表述。(42则)

37.在王国维看来,北宋词都有很高的意境,而南宋词有格调无意境,有气象却少意韵。后人效仿南宋而不效仿北宋,也是因为意境难学而格调好学。(是否偏激?)

可见,有格调的诗好学,而又意境的诗难学;辞藻华丽的诗好学,而意境深远的诗难学。(43则)

38.胸襟宽大之人,气度不凡,眼界宽广,超越世俗,而从他笔下流出的词,自然也有一番开阔的气象。但是,苏轼和辛弃疾词作内涵是不同的。苏轼心胸开阔,更多的是表达了和平的意韵;而辛弃疾理想、抱负远大,却苦于不得志,词中豪放却又带有一丝凄凉之情。(44则)

39.姜夔虽清高孤傲,却食于他人门下,多少受到一些约束,无法将自己的真性情抒发出来。因此,虽然姜夔的词也如蝉蜕尘埃,但却要顾及主人的喜好,故而词风比较拘谨。(45则)

40.将豪放词与婉约词进行对比,是否不妥?王国维从词人品格出发,狂者为最上,绢者(拘谨)为中,乡愿者为最下。狂者积极进取,绢者有所不为,而乡愿者则是表面坦荡,实则伪君子一类。我认为,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也是词中大家,只是因所处时局限制,词风有改变,他们词作因此比不上苏辛,但若以“乡愿”评价,实为不妥。(46则)

41.南宋时,月亮绕地球旋转的道理并没有传及中国,而辛弃疾能和科学家一样体会到这一点,真可谓是神悟了。(47则)

42.周济用“偷”来评价史达祖的品格,实属偏颇。如“犹将泪点偷藏”“千里催偷春暮”等,每个“偷”运用各不相同,有些还甚为精妙。

周济自身是艳语词人,他和史达祖二人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辞藻华丽却意境狭窄的诗作,二人的词风、品格应不相上下。因此,当刘熙载作“周旨荡而史意贪”评论时,王国维并不反对,而是开颜大笑,表示赞同。(48则)

43.吴文英以辞藻华丽著称,后人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词颇有文理,创作手法类似现代西方文明,使用跳跃式叙述,内容杂糅。

周济对吴文英以很高的评价,而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能够担此评价者寥寥无几,勉强挑出两句。(49则)

44.吴文英之词,词风虽有可取之处,却凌乱不堪;张炎之词,初期词风奢华,而到了后期,转为凄厉,但从悲情上看,无法超越后主李煜;从豪放上看,不如辛弃疾;从清幽角度看,无法超越李清照。因此,王国维称其词为“迟暮之风”。(50则)

45.王国维认为,“明……”等词作的境界达到了无比高深的境界,可谓千古奇观。而在其中唯有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可与之媲美;王国维曾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其实,词中有壮观之境的并非纳兰容若一人,如苏轼“千骑卷平岗”、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等都有此境界。(51则)

46.再次强调了“不隔”“真”的标准。词人要像诗人一样通古今而观之,不受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词人才可以写出最自然的作品,才能达到远离人世间污浊之气。

而纳词多是抒情、悼亡之作,王国维却称其词为和“诗”中气概相似的词,并称千古奇观,只能算作是另类评价和解说了。(52则)

47.《四库全书总纲提要》认为作词比作诗容易,这很片面。词和诗一样,都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出现,并非词作比诗作容易,而是当时时局,是“时势造人”。

其实,不管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年代,只有将自己的真感情融入其中,才算是赋予作品的灵魂;否则,便是空有其壳,而没有丝毫内涵可言了。(53则)

4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代表,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新兴文学。在王国维看来,一切新文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文体通行过久之后题材定型,很多没有才气的文人争相效仿,没有一丝创新。固有才气的人另寻他路,远离这种文体而开创出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正如其所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54则)

31.苏东坡的和韵作品比张楶的原唱作品还要好,说明一个人的才情的高低无法强求。原创相对于和韵,创作过程要简单一些,而和韵要在原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然会更难一些。而苏轼无论是原唱还是和韵,都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且高人一等,因此才华的高低是勉强不得的。(37则)

32.隔,指用其他的事、物、典来引出观点,有点打哑谜的味道。不隔,是用明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艺术境界。姜夔之词属于“隔”,而王国维主张“不隔”,因此有“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之观点。(38则)

33.静安先生对咏物词“隔”与“不隔”之评价有些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咏物词使用“隔”的写法,或许更能增添词句的意境,更能提高词的色彩。怎么能用“隔”与“不隔”来评定一首词呢?(39则)

34.静安先生将南宋的“隔”置于北宋“不隔”之下,可见其一贯推崇北宋词人的做法。(40则)

35.写景和写情的诗,均是真事物,真情感(实景真情),这和王国维所说的“真”标准相符,有了真便有了境界。可见,王国维“不隔说”最终落脚还在“真”字上。(41则)

36.姜夔生活在南宋末期,受时局和词风影响,风格多半飘逸清幽,再加上他常与高雅之士来往,词也多一份清幽意味,格调自然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将清高自傲的秉性融入其中,而是一味地追求飘逸,疏忽了意境的表述。(42则)

37.在王国维看来,北宋词都有很高的意境,而南宋词有格调无意境,有气象却少意韵。后人效仿南宋而不效仿北宋,也是因为意境难学而格调好学。(是否偏激?)

可见,有格调的诗好学,而又意境的诗难学;辞藻华丽的诗好学,而意境深远的诗难学。(43则)

38.胸襟宽大之人,气度不凡,眼界宽广,超越世俗,而从他笔下流出的词,自然也有一番开阔的气象。但是,苏轼和辛弃疾词作内涵是不同的。苏轼心胸开阔,更多的是表达了和平的意韵;而辛弃疾理想、抱负远大,却苦于不得志,词中豪放却又带有一丝凄凉之情。(44则)

39.姜夔虽清高孤傲,却食于他人门下,多少受到一些约束,无法将自己的真性情抒发出来。因此,虽然姜夔的词也如蝉蜕尘埃,但却要顾及主人的喜好,故而词风比较拘谨。(45则)

40.将豪放词与婉约词进行对比,是否不妥?王国维从词人品格出发,狂者为最上,绢者(拘谨)为中,乡愿者为最下。狂者积极进取,绢者有所不为,而乡愿者则是表面坦荡,实则伪君子一类。我认为,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也是词中大家,只是因所处时局限制,词风有改变,他们词作因此比不上苏辛,但若以“乡愿”评价,实为不妥。(46则)

41.南宋时,月亮绕地球旋转的道理并没有传及中国,而辛弃疾能和科学家一样体会到这一点,真可谓是神悟了。(47则)

42.周济用“偷”来评价史达祖的品格,实属偏颇。如“犹将泪点偷藏”“千里催偷春暮”等,每个“偷”运用各不相同,有些还甚为精妙。

周济自身是艳语词人,他和史达祖二人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辞藻华丽却意境狭窄的诗作,二人的词风、品格应不相上下。因此,当刘熙载作“周旨荡而史意贪”评论时,王国维并不反对,而是开颜大笑,表示赞同。(48则)

43.吴文英以辞藻华丽著称,后人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词颇有文理,创作手法类似现代西方文明,使用跳跃式叙述,内容杂糅。

周济对吴文英以很高的评价,而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能够担此评价者寥寥无几,勉强挑出两句。(49则)

44.吴文英之词,词风虽有可取之处,却凌乱不堪;张炎之词,初期词风奢华,而到了后期,转为凄厉,但从悲情上看,无法超越后主李煜;从豪放上看,不如辛弃疾;从清幽角度看,无法超越李清照。因此,王国维称其词为“迟暮之风”。(50则)

45.王国维认为,“明……”等词作的境界达到了无比高深的境界,可谓千古奇观。而在其中唯有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可与之媲美;王国维曾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其实,词中有壮观之境的并非纳兰容若一人,如苏轼“千骑卷平岗”、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等都有此境界。(51则)

46.再次强调了“不隔”“真”的标准。词人要像诗人一样通古今而观之,不受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词人才可以写出最自然的作品,才能达到远离人世间污浊之气。

而纳词多是抒情、悼亡之作,王国维却称其词为和“诗”中气概相似的词,并称千古奇观,只能算作是另类评价和解说了。(52则)

47.《四库全书总纲提要》认为作词比作诗容易,这很片面。词和诗一样,都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出现,并非词作比诗作容易,而是当时时局,是“时势造人”。

其实,不管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年代,只有将自己的真感情融入其中,才算是赋予作品的灵魂;否则,便是空有其壳,而没有丝毫内涵可言了。(53则)

4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代表,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新兴文学。在王国维看来,一切新文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文体通行过久之后题材定型,很多没有才气的文人争相效仿,没有一丝创新。固有才气的人另寻他路,远离这种文体而开创出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正如其所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54则)

31.苏东坡的和韵作品比张楶的原唱作品还要好,说明一个人的才情的高低无法强求。原创相对于和韵,创作过程要简单一些,而和韵要在原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然会更难一些。而苏轼无论是原唱还是和韵,都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且高人一等,因此才华的高低是勉强不得的。(37则)

32.隔,指用其他的事、物、典来引出观点,有点打哑谜的味道。不隔,是用明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艺术境界。姜夔之词属于“隔”,而王国维主张“不隔”,因此有“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之观点。(38则)

33.静安先生对咏物词“隔”与“不隔”之评价有些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咏物词使用“隔”的写法,或许更能增添词句的意境,更能提高词的色彩。怎么能用“隔”与“不隔”来评定一首词呢?(39则)

34.静安先生将南宋的“隔”置于北宋“不隔”之下,可见其一贯推崇北宋词人的做法。(40则)

35.写景和写情的诗,均是真事物,真情感(实景真情),这和王国维所说的“真”标准相符,有了真便有了境界。可见,王国维“不隔说”最终落脚还在“真”字上。(41则)

36.姜夔生活在南宋末期,受时局和词风影响,风格多半飘逸清幽,再加上他常与高雅之士来往,词也多一份清幽意味,格调自然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将清高自傲的秉性融入其中,而是一味地追求飘逸,疏忽了意境的表述。(42则)

37.在王国维看来,北宋词都有很高的意境,而南宋词有格调无意境,有气象却少意韵。后人效仿南宋而不效仿北宋,也是因为意境难学而格调好学。(是否偏激?)

可见,有格调的诗好学,而又意境的诗难学;辞藻华丽的诗好学,而意境深远的诗难学。(43则)

38.胸襟宽大之人,气度不凡,眼界宽广,超越世俗,而从他笔下流出的词,自然也有一番开阔的气象。但是,苏轼和辛弃疾词作内涵是不同的。苏轼心胸开阔,更多的是表达了和平的意韵;而辛弃疾理想、抱负远大,却苦于不得志,词中豪放却又带有一丝凄凉之情。(44则)

39.姜夔虽清高孤傲,却食于他人门下,多少受到一些约束,无法将自己的真性情抒发出来。因此,虽然姜夔的词也如蝉蜕尘埃,但却要顾及主人的喜好,故而词风比较拘谨。(45则)

40.将豪放词与婉约词进行对比,是否不妥?王国维从词人品格出发,狂者为最上,绢者(拘谨)为中,乡愿者为最下。狂者积极进取,绢者有所不为,而乡愿者则是表面坦荡,实则伪君子一类。我认为,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也是词中大家,只是因所处时局限制,词风有改变,他们词作因此比不上苏辛,但若以“乡愿”评价,实为不妥。(46则)

41.南宋时,月亮绕地球旋转的道理并没有传及中国,而辛弃疾能和科学家一样体会到这一点,真可谓是神悟了。(47则)

42.周济用“偷”来评价史达祖的品格,实属偏颇。如“犹将泪点偷藏”“千里催偷春暮”等,每个“偷”运用各不相同,有些还甚为精妙。

周济自身是艳语词人,他和史达祖二人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辞藻华丽却意境狭窄的诗作,二人的词风、品格应不相上下。因此,当刘熙载作“周旨荡而史意贪”评论时,王国维并不反对,而是开颜大笑,表示赞同。(48则)

43.吴文英以辞藻华丽著称,后人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词颇有文理,创作手法类似现代西方文明,使用跳跃式叙述,内容杂糅。

周济对吴文英以很高的评价,而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能够担此评价者寥寥无几,勉强挑出两句。(49则)

44.吴文英之词,词风虽有可取之处,却凌乱不堪;张炎之词,初期词风奢华,而到了后期,转为凄厉,但从悲情上看,无法超越后主李煜;从豪放上看,不如辛弃疾;从清幽角度看,无法超越李清照。因此,王国维称其词为“迟暮之风”。(50则)

45.王国维认为,“明……”等词作的境界达到了无比高深的境界,可谓千古奇观。而在其中唯有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可与之媲美;王国维曾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其实,词中有壮观之境的并非纳兰容若一人,如苏轼“千骑卷平岗”、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等都有此境界。(51则)

46.再次强调了“不隔”“真”的标准。词人要像诗人一样通古今而观之,不受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词人才可以写出最自然的作品,才能达到远离人世间污浊之气。

而纳词多是抒情、悼亡之作,王国维却称其词为和“诗”中气概相似的词,并称千古奇观,只能算作是另类评价和解说了。(52则)

47.《四库全书总纲提要》认为作词比作诗容易,这很片面。词和诗一样,都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出现,并非词作比诗作容易,而是当时时局,是“时势造人”。

其实,不管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年代,只有将自己的真感情融入其中,才算是赋予作品的灵魂;否则,便是空有其壳,而没有丝毫内涵可言了。(53则)

4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代表,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新兴文学。在王国维看来,一切新文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文体通行过久之后题材定型,很多没有才气的文人争相效仿,没有一丝创新。固有才气的人另寻他路,远离这种文体而开创出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正如其所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54则)

31.苏东坡的和韵作品比张楶的原唱作品还要好,说明一个人的才情的高低无法强求。原创相对于和韵,创作过程要简单一些,而和韵要在原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然会更难一些。而苏轼无论是原唱还是和韵,都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且高人一等,因此才华的高低是勉强不得的。(37则)

32.隔,指用其他的事、物、典来引出观点,有点打哑谜的味道。不隔,是用明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艺术境界。姜夔之词属于“隔”,而王国维主张“不隔”,因此有“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之观点。(38则)

33.静安先生对咏物词“隔”与“不隔”之评价有些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咏物词使用“隔”的写法,或许更能增添词句的意境,更能提高词的色彩。怎么能用“隔”与“不隔”来评定一首词呢?(39则)

34.静安先生将南宋的“隔”置于北宋“不隔”之下,可见其一贯推崇北宋词人的做法。(40则)

35.写景和写情的诗,均是真事物,真情感(实景真情),这和王国维所说的“真”标准相符,有了真便有了境界。可见,王国维“不隔说”最终落脚还在“真”字上。(41则)

36.姜夔生活在南宋末期,受时局和词风影响,风格多半飘逸清幽,再加上他常与高雅之士来往,词也多一份清幽意味,格调自然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将清高自傲的秉性融入其中,而是一味地追求飘逸,疏忽了意境的表述。(42则)

37.在王国维看来,北宋词都有很高的意境,而南宋词有格调无意境,有气象却少意韵。后人效仿南宋而不效仿北宋,也是因为意境难学而格调好学。(是否偏激?)

可见,有格调的诗好学,而又意境的诗难学;辞藻华丽的诗好学,而意境深远的诗难学。(43则)

38.胸襟宽大之人,气度不凡,眼界宽广,超越世俗,而从他笔下流出的词,自然也有一番开阔的气象。但是,苏轼和辛弃疾词作内涵是不同的。苏轼心胸开阔,更多的是表达了和平的意韵;而辛弃疾理想、抱负远大,却苦于不得志,词中豪放却又带有一丝凄凉之情。(44则)

39.姜夔虽清高孤傲,却食于他人门下,多少受到一些约束,无法将自己的真性情抒发出来。因此,虽然姜夔的词也如蝉蜕尘埃,但却要顾及主人的喜好,故而词风比较拘谨。(45则)

40.将豪放词与婉约词进行对比,是否不妥?王国维从词人品格出发,狂者为最上,绢者(拘谨)为中,乡愿者为最下。狂者积极进取,绢者有所不为,而乡愿者则是表面坦荡,实则伪君子一类。我认为,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也是词中大家,只是因所处时局限制,词风有改变,他们词作因此比不上苏辛,但若以“乡愿”评价,实为不妥。(46则)

41.南宋时,月亮绕地球旋转的道理并没有传及中国,而辛弃疾能和科学家一样体会到这一点,真可谓是神悟了。(47则)

42.周济用“偷”来评价史达祖的品格,实属偏颇。如“犹将泪点偷藏”“千里催偷春暮”等,每个“偷”运用各不相同,有些还甚为精妙。

周济自身是艳语词人,他和史达祖二人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辞藻华丽却意境狭窄的诗作,二人的词风、品格应不相上下。因此,当刘熙载作“周旨荡而史意贪”评论时,王国维并不反对,而是开颜大笑,表示赞同。(48则)

43.吴文英以辞藻华丽著称,后人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词颇有文理,创作手法类似现代西方文明,使用跳跃式叙述,内容杂糅。

周济对吴文英以很高的评价,而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能够担此评价者寥寥无几,勉强挑出两句。(49则)

44.吴文英之词,词风虽有可取之处,却凌乱不堪;张炎之词,初期词风奢华,而到了后期,转为凄厉,但从悲情上看,无法超越后主李煜;从豪放上看,不如辛弃疾;从清幽角度看,无法超越李清照。因此,王国维称其词为“迟暮之风”。(50则)

45.王国维认为,“明……”等词作的境界达到了无比高深的境界,可谓千古奇观。而在其中唯有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可与之媲美;王国维曾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其实,词中有壮观之境的并非纳兰容若一人,如苏轼“千骑卷平岗”、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等都有此境界。(51则)

46.再次强调了“不隔”“真”的标准。词人要像诗人一样通古今而观之,不受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词人才可以写出最自然的作品,才能达到远离人世间污浊之气。

而纳词多是抒情、悼亡之作,王国维却称其词为和“诗”中气概相似的词,并称千古奇观,只能算作是另类评价和解说了。(52则)

47.《四库全书总纲提要》认为作词比作诗容易,这很片面。词和诗一样,都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出现,并非词作比诗作容易,而是当时时局,是“时势造人”。

其实,不管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年代,只有将自己的真感情融入其中,才算是赋予作品的灵魂;否则,便是空有其壳,而没有丝毫内涵可言了。(53则)

4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代表,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新兴文学。在王国维看来,一切新文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文体通行过久之后题材定型,很多没有才气的文人争相效仿,没有一丝创新。固有才气的人另寻他路,远离这种文体而开创出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正如其所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54则)

31.苏东坡的和韵作品比张楶的原唱作品还要好,说明一个人的才情的高低无法强求。原创相对于和韵,创作过程要简单一些,而和韵要在原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然会更难一些。而苏轼无论是原唱还是和韵,都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且高人一等,因此才华的高低是勉强不得的。(37则)

32.隔,指用其他的事、物、典来引出观点,有点打哑谜的味道。不隔,是用明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艺术境界。姜夔之词属于“隔”,而王国维主张“不隔”,因此有“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之观点。(38则)

33.静安先生对咏物词“隔”与“不隔”之评价有些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咏物词使用“隔”的写法,或许更能增添词句的意境,更能提高词的色彩。怎么能用“隔”与“不隔”来评定一首词呢?(39则)

34.静安先生将南宋的“隔”置于北宋“不隔”之下,可见其一贯推崇北宋词人的做法。(40则)

35.写景和写情的诗,均是真事物,真情感(实景真情),这和王国维所说的“真”标准相符,有了真便有了境界。可见,王国维“不隔说”最终落脚还在“真”字上。(41则)

36.姜夔生活在南宋末期,受时局和词风影响,风格多半飘逸清幽,再加上他常与高雅之士来往,词也多一份清幽意味,格调自然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将清高自傲的秉性融入其中,而是一味地追求飘逸,疏忽了意境的表述。(42则)

37.在王国维看来,北宋词都有很高的意境,而南宋词有格调无意境,有气象却少意韵。后人效仿南宋而不效仿北宋,也是因为意境难学而格调好学。(是否偏激?)

可见,有格调的诗好学,而又意境的诗难学;辞藻华丽的诗好学,而意境深远的诗难学。(43则)

38.胸襟宽大之人,气度不凡,眼界宽广,超越世俗,而从他笔下流出的词,自然也有一番开阔的气象。但是,苏轼和辛弃疾词作内涵是不同的。苏轼心胸开阔,更多的是表达了和平的意韵;而辛弃疾理想、抱负远大,却苦于不得志,词中豪放却又带有一丝凄凉之情。(44则)

39.姜夔虽清高孤傲,却食于他人门下,多少受到一些约束,无法将自己的真性情抒发出来。因此,虽然姜夔的词也如蝉蜕尘埃,但却要顾及主人的喜好,故而词风比较拘谨。(45则)

40.将豪放词与婉约词进行对比,是否不妥?王国维从词人品格出发,狂者为最上,绢者(拘谨)为中,乡愿者为最下。狂者积极进取,绢者有所不为,而乡愿者则是表面坦荡,实则伪君子一类。我认为,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也是词中大家,只是因所处时局限制,词风有改变,他们词作因此比不上苏辛,但若以“乡愿”评价,实为不妥。(46则)

41.南宋时,月亮绕地球旋转的道理并没有传及中国,而辛弃疾能和科学家一样体会到这一点,真可谓是神悟了。(47则)

42.周济用“偷”来评价史达祖的品格,实属偏颇。如“犹将泪点偷藏”“千里催偷春暮”等,每个“偷”运用各不相同,有些还甚为精妙。

周济自身是艳语词人,他和史达祖二人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辞藻华丽却意境狭窄的诗作,二人的词风、品格应不相上下。因此,当刘熙载作“周旨荡而史意贪”评论时,王国维并不反对,而是开颜大笑,表示赞同。(48则)

43.吴文英以辞藻华丽著称,后人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其词颇有文理,创作手法类似现代西方文明,使用跳跃式叙述,内容杂糅。

周济对吴文英以很高的评价,而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能够担此评价者寥寥无几,勉强挑出两句。(49则)

44.吴文英之词,词风虽有可取之处,却凌乱不堪;张炎之词,初期词风奢华,而到了后期,转为凄厉,但从悲情上看,无法超越后主李煜;从豪放上看,不如辛弃疾;从清幽角度看,无法超越李清照。因此,王国维称其词为“迟暮之风”。(50则)

45.王国维认为,“明……”等词作的境界达到了无比高深的境界,可谓千古奇观。而在其中唯有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可与之媲美;王国维曾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其实,词中有壮观之境的并非纳兰容若一人,如苏轼“千骑卷平岗”、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等都有此境界。(51则)

46.再次强调了“不隔”“真”的标准。词人要像诗人一样通古今而观之,不受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词人才可以写出最自然的作品,才能达到远离人世间污浊之气。

而纳词多是抒情、悼亡之作,王国维却称其词为和“诗”中气概相似的词,并称千古奇观,只能算作是另类评价和解说了。(52则)

47.《四库全书总纲提要》认为作词比作诗容易,这很片面。词和诗一样,都是中华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出现,并非词作比诗作容易,而是当时时局,是“时势造人”。

其实,不管任何文学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年代,只有将自己的真感情融入其中,才算是赋予作品的灵魂;否则,便是空有其壳,而没有丝毫内涵可言了。(53则)

4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代表,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新兴文学。在王国维看来,一切新文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文体通行过久之后题材定型,很多没有才气的文人争相效仿,没有一丝创新。固有才气的人另寻他路,远离这种文体而开创出另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正如其所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5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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