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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是一家之言，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提供新观点，促进文学交流。 安徽全椒吴敬梓故乡 《对待历史发展的回应：早期“阶级斗争”意识》 吴敬梓生于1701年，猝于1754年，大致生活在18世纪初叶到中叶，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各种尖锐的矛盾也正在不断的暴露与掩饰，清朝统治者为了钳制知识份子禁锢其思想，不仅仅通过八股取士，还发动血腥的文字狱，如：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案、雍正三年(1725)的汪景祺案、雍正四年的钱名世案和查嗣庭案等，这一历史事件被吴敬梓适时的穿插进了《儒林外史》，如小说中多次提及的《高青邱集》，并且小说中凡是出现此书无不暗示遇见不详，前人金和论断“高青邱即戴名世诗案中事”［1］。 前面列举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在当时是文字狱中的大案，牵连人数众多，凡是与事件主要人物有关联的，或被处死、或被入狱、或被充军入籍，这样血腥的事件就发生于吴敬梓的故乡安徽，无疑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这一情况在吴敬梓的小说创作中也可以有所发现，但是又不得不尽可能的规避当时统治者实行的文化高压，于是乎“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借明评清，同时旁敲侧击的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 鲁迅先生 就是在这样专制反动的形势下，文人要么用心科举，要么保全自己，要么寄情于山水，无奈的是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吴敬梓于是开始通过小说写作来反映他一生见闻与思考，出于对原有阶级的背弃，一直提倡文行出处，和讽刺现实儒林的丑态，鲁迅就曾评价说“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2］，面对这样的情况吴敬梓提出与之对应的社会改造目标，提倡“礼乐兵农”，“经世致用”来反对空洞的理学和僵化的科举。 这一思想也在《儒林外史》书中得以体现：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兴学堂、重农桑，传达吴敬梓所构建的理想社会。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是离不开当时社会发展推动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历史的必然性，这对于18世纪的清朝社会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展示出他对科举具有一定的超前认识，体现出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士人对社会发展的倡议，但同时也受制于到时代带来的局限性，无法科学回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将希望寄于封建礼教。 《儒林外史》连环画现目前售价很高 这集中反映在吴敬梓依靠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社会理想改造，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来讲明显是缺乏广阔的现实基础的，无法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导致目标难以实现。吴敬梓也一定认识到了这一情况，所以在《儒林外史》中写道“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当年祭奠的盛况已不复存在，礼乐用具都已沉寂；萧云仙文治武功，到头来反而被工部清算，散尽家产，填补缺漏，这也象征着“礼乐兵农”社会改造方案的破产。 从这里亦可看出吴敬梓也只是具有早期的阶级斗争观点，比较的零散，不成体系。但就对历史发展的回应，和对清朝儒林情况的极尽反映来看，又表现出当时士人相比前人对清朝社会更进一步的认识，小说中暴露出朝廷统治的黑暗，吏制管理的腐败，导致选才无能，禁锢知识份子思想，使一些士人满腹才学而无用武之地，间接传递出背弃者对正常权利的渴求，和参与政治变革的诉求，这一行为也开始具备隐蔽的阶级斗争色彩。［3］ 这一特点也展示出17-18世纪的封建社会依旧是高压专制，民众思想守旧与僵化，当然这些呼声要么流失与文字中，要么流逝与挚友耳中，因此缺乏民众基础的早期背弃者形象也注定是要受到当时时代的不解与疏远。 文章注释参考书目： ［1］金和编《儒林外史跋》，清同治八年（1869）群玉斋活字本，《跋》中曾指明“高青邱即戴名世诗案中事”。 ［2］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九卷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60页，“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推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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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西方绘制清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