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清代词学有一与别代极其不同的特色--------即“词派之词坛”。清代之词派，为人所熟知的有三：即阳羡、浙西、常州三家词派。而词坛为此三家所笼摄的时期，其学风会亦随着三词派递主之际，呈现了了非常丰富且旗帜鲜明的审美主张，如阳羡之尊苏、辛；浙西之标举姜夔、常州之标举宋四家。也恰恰正是这种因词派林立下的词学风气，使得清代词与词史间有“中兴”一说。 但我们需要知道，清代词派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成熟鲜明、各具特色的创作群体与流派，则全仗于宋、明二代的所有审美流向皆在清初词坛各有传续。如清初有上追五代之王士禛、曹尔堪；有祖眺苏辛之曹贞吉、陈维崧；更有追摩南宋之朱彝尊-----------然清初这等“百家争鸣”之词坛盛况的形成，又为广陵词派之滥觞。 “词广陵，人非皆广陵”的广陵词派广陵词派，确切的算起来并不能以“词派”为称。按严迪昌老爷子在《清词史》中所论，广陵词派是“清初第一次形成的规模大、阵容广、自觉性高的声势盛壮的词的活动中心”--------虽然严迪昌并不以“词派”为称，而是以“词坛”和“人群”来概论这次活动聚会，但从其形态来看，虽然广陵词派没有固定的美学主张，但足可称得上是“词派”。 从活动范围来看，广陵词派是以扬州（古称广陵）为文化活动中心。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文狱之苛刻世所皆知，彼时江南地域的文人，不论是明遗民还是清士子，在文化与政治的双压之下，纷纷向扬州一带汇聚。这种类似虫蝥的“趋光性”移动，我们在五代也同样看到过---------五代之西蜀、南唐与清初之扬州，皆是独特的地理特性而成为了文人们的“庇护所”。如此一来，扬州自然与西蜀南唐一般成为了文人们交流的据点，但与西蜀不同的是，西蜀《花间集》所载的词人大多是仕蜀或者直接就是蜀人，广陵词派则并非全是扬州人，所谓“词广陵，人非皆广陵”便是如此。 《蕙风词话》曾援引顾贞观书云：“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又称“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按此说，广陵词派为王士祯所主持当无所从疑。王士祯本为清初之文坛领袖，顺治十七年三月仕扬州，遂广交文士。按《清词史》所记，彼时广陵词坛所构成者，有吴绮等本郡人士，也有陈散木等通州人士，甚至还有明代遗民如宋琬者，茫不可数的词坛名流附翼于“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的王士祯之下，酬唱往来，盛况空前。 按说，广陵词派以王士祯为总持，本该随着王士祯的升迁而逐渐发扬光大，但随着王士祯在扬州五年任满之后，扬州这股词学风会便悄然而止。顾贞观《论词书》有记载如下：
王士祯离任扬州后“绝口不谈词”的态度，笔者在阳讳阴违的两代词学：论北宋、清初对“词为小道”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文中已有略论，此文就不多作赘述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随着王士祯的这种态度，广陵词派没有突破“地域”的藩篱，且持续时间极短。因此，在清词研究的过程中，阳羡、浙西、常州三派多为研究之重点，而更具有开山意义的广陵词派却多为忽而过之，即便是对此有所注意的研究者，也仅是集中在寥寥数人之中，并没有对广陵词派从宏观上梳理其对清初词坛的重要作用。 《倚声初集》的自由审美与清初词坛之复盛广陵词派在部分学者眼里不大能称得上“词派”的另一原因，便是它未如阳羡、浙西、常州等词派一般，形成有鲜明趋向的审美理念，然则恰恰是这种自由的创作风气，才是清词复盛的契机所在。 清诸词派都有为标举审美趋向而选编的词选本，浙西词派有朱彝尊、汪森所编撰的《词综》；常州词派则有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选》；而广陵词派虽然没有固定的词学审美指向，但依然有为词派集结而作的词选本《倚声初集》，我们通过对《倚声初集》所载词作的审美研究中，是能找到清词复盛的契机-------清词词派的审美趋向在此本选集中具有呈见。 《倚声初集》，清邹祗谟、王士祯编。按王士祯序云：:“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具此序言所称，《倚声初集》的审美指向应该在《花间》、《草堂》之中，以明代云间词派审美为基要。但从所载词中，却并未被此所困囿，按包晓东学位论文《倚声初集研究》中爬梳所得，《倚声初集》中选词30首以上的词人有邹祗谟、王士祯、董以宁、陈子龙等十三人。其中虽然是以王、邹等传续五代词风者为偏重，但从各家选词的风格、词评中，我们是能够看出广陵词派兼容并收的态度的。 王士祯词风半在花间之中，算是云间派之嫡传，谢章铤云：“自吴梅村(吴伟业)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赌棋山庄词话》），而同为领袖的彭孙遹、邹祗谟等人虽然也被认为是“花间”之风，但却呈现出更多的开阔性的尝试。如邹祗谟《玉人歌》一词，其云：
此词词辞清丽，笔法疏跌宕，似有稼轩笔法驭北宋风流之妙，又有《满江红·己丑感述》词辞更烈，但章法差近，而这种风格与邹词之《三台令》、《望江南》等花间笔墨迥而异之，不可谓不突破。 又，朱孝臧所称之为“吹气如兰彭十郎”的彭孙遹虽然工于艳词，但也能于《满江红·五日竞渡》等词中见阔健潇洒处，其词云：
彭孙遹这首《满江红》显然看到不到“吹气如兰”精柔，更多的是一笔铺排的俊爽，起笔“且往观乎”也一别雅词笔法，见乎于辛、柳之间。“尤侗称其“提辛攀李，含柳吐秦”，是能知词。此外，《倚声初集》所载30首以上者，又陈维崧、曹尔堪等“横放杰出”决别于五代晚唐之词风者。 故而，《倚声初集》虽然是为词派之词选本，但所包含的内容却佰川纳海--------以其为清代词派之先导、清代词学于词史复盛之契机，可谓不容置疑。 结言严昌迪先生也曾有广陵词派为清词中兴契机之说：“或慷慨激昂，或悲愤苍凉、或直抒胸臆，或寄托微深，展示了清词中兴的契机”-，-然这种以“尊词体”的出发点，显然是有所偏颇的，要知道王士祯离开扬州对于词饶是绝口不谈--------正如前文所言，若非“词本小道”，位居愈高的王士祯又如何会转而谈诗？ 故以笔者浅见，广陵词派作为清词复盛的契机，并非是展示“寄托”，而是作为“蓄水池”的作用---------为清词的审美嬗变总集了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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