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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辛学飞 根据以上列举的熊图腾遗存，我们可以分析出红山人对熊崇拜的原因应该有五个方面： （一）熊是红山人知晓季节变换的参照物 甘肃省秦安的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巨型宗庙建筑平面图 在对甘肃省秦安的大地湾进行的史前考古工作过程中，同样发现了史前巨型的宗庙建筑，它的前面就是六组石柱，于正殿的宗庙之间还有十二个柱洞，虽然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它们的具体用途，但最后都推测是与后来人们所遵从的历法有关系。一年正好是12个月，如果分为两季，一个季正好是6个月，6和12分别成为季节循环变化的重要数字。所以，据此包括在石熊背上出现的神秘的6道纹饰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了。在这里红山人已经把“6”看成了天道的规律性和象征数字，并且是以熊这种动物作为参照物的。《国语·周语下》中说：“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可见，到了开始注重礼乐的周朝时，数字12已经上升到了天道的规律象征。而这种历法最早源于何处？从这几件红山文化遗存——石熊身上看，红山人对季节的变化已经掌握的非常准确，并且他们对每次进行大型的祭祀天地的时间也能把握得非常准确了。 惊蛰是二十四个节气中重要的节气 惊蛰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是重要的节气，就是每年太阳运行到黄经345度的位置时，即每年的三月五日或者是六日这天，就到了惊蛰之日。这时候的气温开始迅速向暖回升，并且开始有了春雷的轰鸣之声。然后，那些钻到泥土里面或者树木和山洞之中的虫类和兽类，就会被这轰隆隆的雷声和震动大地的声音所惊醒，开始出来活动了，说明一个新的春天和新的季节的循环又开始了。所以，古人又称熊和蛇一类的动物为蛰兽，也就是蛰居潜藏于地下或者山洞里的野兽。《说文解字》中对蛰的解释就是隐藏的意思，在《易·系辞下》中也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这里的蛰就有一种潜藏的意思，其实说的就是那些具有冬眠功能的虫和兽类。 另外，在远古时代，对季节的划分不是我们现代所划分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是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也就是春天是包含着夏天的，秋季包含着冬天，最早的史书《春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按照一年两个季节划分，一个季节就是六个月。很显然，红山石熊后背上的“6”是应该与季节有关系的。 红山文化石熊的平面图 国内外很多学者也从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遗存中发现，在某种动物雕像上刻划了很多符号，其实都是一些与季节相关的符号。而上面所讲的三件石熊应该是对季节气候变化的最真实的体现。可见，红山人对大自然的各种规律性的变化和变迁，已经有了高度的认知，就用这种刻划符号的方式把季节的变化经验记录下来。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却是一代又一代红山人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总结和观察才得出来的结果。通过这几件石熊遗存的考古发现足见红山人对季节变化所掌握的精确程度，所以更不能低估红山先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和领悟。 （二）熊是红山人所追求的一种死而复活的生命符号 发现和破译原始宗教的密码，就如同是一次非常诱人的智力探险。柏拉图说过：在人们可经历的现实世界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其实他所讲的就是宗教，就是精神领域的信仰，红山文化时期的祭祀活动只不过是一种载体，其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为了与自然或者神灵的沟通，以求得能够解释某种现象和规律，从而帮助人类自己进入到一种所渴望的理想境界里面。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组铜斗 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两件非常精美的组铜斗。一个铜斗的柄上面刻着一蝉一熊，另一个斗柄上面则是排成了一列的六只头向上的蝉和一只头向下的老蝉，在其中间却是一幅熊面。很显然，斗柄上面所展现的两种动物是相互对应的一种关系，这种表现手法是与对联和诗词的表现形式一样的，这两种动物——蝉与熊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人们对生命重生的向往和渴望。蝉在夏季的活跃与在冬季的彻底消失；熊的冬眠与夏季苏醒，在古代人看来，这不正是一种生命循环往复、起死回生的美好现象吗？正是这两种动物具备了死而复生的神奇能力，所以这两种动物才会出现在宗教里面，才会被古代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而图案里面所展示的六只蝉代表的不恰恰是“6”个月的象征吗？而熊图腾在这种宗教思想中，自然会上升成为一种死而复活现象的代言物。 其实我们翻开很多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仍旧盛行巫术祭祀之风。那么，这种巫术祭祀之风又来源于何处？从很多红山文化出土的器物来看，这与史前所信奉的宗教信仰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并且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两千年前所产生的很多宗教思想其实都在红山文化所出土的器物中找到答案，可见几千年前红山人的宗教观念与几千年后是非常相近的，而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关系？这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以期逐步得到科学的论证。 河南妇好墓青铜鸮尊上的蝉 在河南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它的最上面中央部位是一只张嘴吐舌、扬手蹈足，做着舞蹈动作的神熊，下面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缠绕的玄武图。这些图案都在表明熊神所具有的一种生死轮回观念，以及早期的阴阳观念的形成和逐步成熟。此类形象如果追根溯源，都与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教义是几乎相同的，而这本身就表达出一种宗教文化根源的传承和延续关系。虽然不能确定红山文化与春秋战国时期究竟存在着哪种关联，但是这种从远古的红山文化时期就有的宗教思想却是与后期的宗教思想相一致的。 河南出土的一块画像砖 看来，红山人对熊的图腾崇拜根源于对熊所特有的那种季节性的活动规律，就是其冬眠习惯的认知。在原始的愚昧时代，冬眠总会给人留下一种死而复生的印象，于是，熊便成为一种在生死符号中象征着再生与复活的神奇性标志，不仅被红山人所崇拜，直到封建社会时期，这种宗教观仍旧广泛地流传，而且愈演愈烈。并且，从这些遗存中可以发现，在红山文化各个时期，这种图腾崇拜的观念也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和一直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活动。它最早出现和产生在漫长的原始狩猎和采集时代，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教义，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宗教体制，但是从出土的遗存中可见红山人都有着对死后能够重生的渴望，以及他们对这种信念的共同象征圣物——熊的一致认可。并且，从诸多遗址和考古遗留下来的熊骨和用陶、石、骨、蚌、玉制作而成的熊的祭祀物遗存中可见，这种信仰应该还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普遍性。 （三）熊是渔猎部族对大自然中最强者的一种崇拜对象 熊，这个唯一能双脚直立站立，接近人形，并且具有超强生存能力的猛兽，很容易在红山文化原始部族人的心目中树立起神灵化身的形象。由恐惧而生的敬畏使原始初民崇拜这种最强大的动物，正是原始宗教观形成之初的一种心理状态和反映。 红山人猎熊图 由于人类初期的软弱，红山人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生存状态之中，原始红山人的生存环境与动物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优势，一样靠采集食物为生，而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通过农耕获取食物。所以在红山文化各部族正在形成和壮大的那段时间，红山人的祖先也会选择在能够容易发现食物的地方居住的。在红山人的意识里面，信仰和崇拜凶猛和强壮的对象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反应，而熊具有能够轻松地获得各种食物的能力，包括捕捉和猎杀各种动物的能力，必然被红山人所羡慕和尊重，及至崇拜。而当时能够与虎处于同等地位的猛兽可能只有熊了。在《列子》中就有“黄帝战于阪泉，帅熊驱虎为前驱”，也就是说，熊与虎是并列的，而且还是先熊后虎，足见熊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猛虎。看来，这种熊图腾崇拜观同样是由红山人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除了他们生活环境所处的是森林与草原过渡地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存手段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崇拜对象——熊。 （四）熊是女神和母神的生殖崇拜象征 红山人在对世间万物，包括对人自身的长期观察过程中，发现人类以及动物的繁衍的职能都是由母体在承担着。而在当时看来，这种繁衍正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一种最神圣的职能。 在古代人描述人类各种起源之说的神话故事中，有很多神秘的祭祀活动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殖崇拜味道。而在这些神奇的崇拜观中，他们所突出的中心主题，则是在人类繁殖过程中那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女性。屈原在《离骚》中有“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氏就是帝颛顼。高阳被认为是楚国人的祖先，现在看来高阳似乎是男人，但是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高阳氏，也就是颛顼的妻子，她在当时部落中的地位应该是高于男性的。而从夏的祖先女娲，殷的始祖简狄，以及周的祖先姜嫄都是母系来看，在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下，红山人更加崇尚能够使自己部族兴旺发达的神秘生殖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熊、蛙、鱼这些生命力极强的神灵，将其生殖功能传递到部族的女性身上，促进或增长自身的生殖力，从而达到祭祀目的。 赤峰博物馆馆藏的人形蚌饰 所以像图中这种用蚌壳制作而成的熊人饰与蚌人饰同时出现，也充分说明熊与女性间的某种宗教关系。蚌壳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代表着女性生殖器官和神秘的生殖功能，把它用于祭祀或者雕刻成祭祀中所使用的神面，所表达的极有可能就是希望将种族生殖繁衍功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一种寓意。 （五）熊是部族首领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据说石器最早的用途就是把猛兽吃剩下的动物骨头砸开，这样人类就能吃到里面的骨髓，在那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下，人类就是以此来延续和维持生命存活的。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这也是人类求得生存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了。有些研究石器用途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正是原始人最大的一项专长，如同啄木鸟专长于吃到树木里面的虫子一样，而别的物种就没有能力去效仿。从人类的起源开始，正是这些石器工具让他们得以存活下来，所以，红山先祖们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与其表现出来的情有独钟同样不容忽视，从而才会形成人类在潜意识中不可抹去的一种记忆，由此或许可以解释后世人类为什么对石器如此喜爱的一个原因吧。 红山人 或许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受到后世一些实用型工具器型的某种误导，总认为石器与玉器是远古红山人渔猎采集的重要工具，因为把它们的形制做成了斧子或锛子的形状，看起来就是一件简单的实用工具了。其实这些所谓的“玉石工具”与红山人的采集和渔猎生活应该关系甚微，与其说红山文化使用的工具属于“石器时代”，还不如说其属于“木器时代”更为准确一些，因为那时木器的使用应该占据着主要地位，虽然我们没有木器工具的出土资料，但那是因为那些木器都已经随着几千年的风霜雪雨而化为了历史的尘埃。 如果我们从单纯的生存角度来分析，红山人绝对不会费尽心力地打磨出一件玉斧之后，却将之作为简单的生活工具来使用，因为它们制作起来并没有木器那样方便和更具实用价值，而更多的可能性则是，它们是被用于祭祀活动或者成为巫觋手中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这似乎更为贴切。玉器的珍贵在于两方面：一是它的稀有性；二是它还需要专业的高技术和高水准的制作工艺，所以它才具有权威性。就像前面所讲的两件熊头权杖和双熊头三孔器，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熊部族对熊神图腾崇拜的一件实物证据，同时也证明了它们曾经是部族首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物。 辽宁牛河梁出土的三孔器大孔底部的三个小钻孔 在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中，三孔器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造型最为独特的，所以，这种器型有何功用一直都成为学界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经过多年在民间的不断调查和研究后发现，三孔器的三个大圆孔的底部还有三个小钻孔，还有的三孔器底部会出现四个小孔，其实这些小孔都应该起到与下面一件器物相连接的作用，而下面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件骨质或者木质的、呈梳子形的器物，当然，这个骨质（或木质）梳形器早已经随着千年风雨的侵蚀化成了尘土，所以我们今天才看不到它的整体面貌。如果把这两件连接在一起的器物固定后，再把骨（木）质梳形器插在头顶的发髻上面，三孔器便高高展露在头顶之上，而这是否就是一件最早的王冠呢？还是巫觋头戴着双熊头用来施展法术，从而达到一种通天遁地的效果呢？而在很多良渚玉器上面都带有人面和兽面纹饰。杨伯达和张光直先生也都认为这表达的是巫觋骑在虎或者熊身上施法时的一种形象。特别是将这种图案雕刻在本来就具有神性的玉石上面，也是为了更加显示出它的通灵之性和神秘之性。 三孔器复原形状图（赤峰学院刘颖绘图） 另外，如果它是一件带有熊头像的玉质头饰王冠，说明了什么？佩戴这个双熊面三孔器的人，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他就是“熊氏”或者是崇拜熊的某个部族的最高首领，是最大的巫觋，她要借助于当时最具有力量的王者——“熊力”来达到通天的效果，同时也证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其实头饰的历史演变过程，一直都是权利和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直到清代时候的顶戴花翎仍旧可以分析出它的使用性质，其实它仍旧是权利和身份的一种象征，而这也正是一种器物的延续和传承发展过程。
熊 结语 综上所述，红山人对熊的图腾崇拜最早是来源于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熊也应该是部族最早的祖先神和守护神。熊图腾崇拜的痕迹不仅保留在后世的一些神话传说中，它还保留在后代对灵物的崇拜中。这种崇拜不仅仅是单一的崇拜，而是涵盖着很多方面的，它包含着对强大动物的尊崇心理、对生命再生的愿望、对母系的生殖崇拜的观念，还包含有一种权力的象征，以及精神信仰在里面的一种复杂的崇拜观。而且，通过对红山文化“熊”的考证，还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的某种相似与联系，至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就得依靠人们去探索，去发现，才会逐步得到验证，才会获取最终的答案。当然，这个探索过程一定非常艰难，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而美丽的遐想空间，更令人心驰神往，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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