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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秦汉时期的关西地区，是与中原地区有着异质文化的一个地方，以其尚武闻名当世。在秦汉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关西地区可谓将星云集：秦有白起、王翦，汉有李广、苏武，到汉末还有董卓集团一众武人。这些武将于战场挥洒热血，建立功勋，并留名青史为后人仰慕。但是，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秦汉时期偌大的统一王朝，为什么独关西地区盛产名将呢？就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秦汉史方向的董莉莉博士为大家做一点解答。 “关西出将”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历来为历史学者所重视，最早作出总结并分析原因的当属班固，他说:
东汉时期的名将虞诩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2]。晋范哗在《后汉书》中赞有“山西多猛，三明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奂审策,亟遏嚣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3] 一、关西地域风俗文化背景 关西地区尚武勇敢好利之风自古有之。班固的《汉书》中记载了《诗经·无衣》里的一段话：“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4]这种尚武风俗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首先，关西地区处于干旱区与季风区的交界处，气候干旱少雨，宜牧不宜农。游牧民族重利轻义，“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5]秦人本就是游牧民族的一支，他们长期与戎狄错杂居住，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尚武习俗。 其次，天水、陇西六郡“迫近戎狄”，他们长期与戎狄少数民族杂居，深受其影响。关西人都是天生的骑兵，崇尚武力，最喜鞍马骑射,许多关西名将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军事训练，骑射、兵法是他们日常学习的必修科目。史有李广善于骑射，“其善射也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6]。其子李陵曾“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7]。 最后，这一地区“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8]。莽莽林海,交通的不便塑造了那里“民俗质木，不耻寇盗”[9]的性格品质。这也是统治者重用关西武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汉代统治者更是重用“六郡良家子”。再加上秦和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西，两朝都奉行以山西制山东的政策，对山东人有不信任之感。而且从文化心理认同方面来讲，关东人非常反感关西人的虎狼之心和好利轻义之风，这种状况到东汉大兴儒学，奖名节时才有所改善。 二、关西武将集团形成的客观条件 “关西出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形成不仅与地理环境相关，还与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军事制度以及关西人的价值追求等息息相关。 首先，六郡“良家子”充任期门、羽林军。六郡“良家子”在汉代的兵制史上有重要地位。六郡靠近戎狄，比其他地域更加崇尚武力，也自然成为国家选兵择将之地。班固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9]《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羽林中郎将……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10]羽林担任皇帝护卫，期门在皇帝出行时执兵器护卫，是地位显赫的禁卫军。《汉书·匈奴传》记载：“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11]东汉时期，六郡“良家子”的地位更是提高，很多官吏都出于郎官，可以说期门、羽林也是多级官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六郡“良家子”都是“以材力为官”，而且善于骑射，如以良家子得补羽林的成纪李广“善骑射，杀首虏多”[12]六郡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此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关西武将的军事素质成为汉朝选举期门、羽林军的首选。 董卓即为良家子出身 其次，仕进制度中尚武的特点。以郎官制度为例，郎官制度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选官都要从郎官开始，然后在升迁其他官员。郎官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有参与谋谏、执兵宿卫以及奉命出使的职责，是皇帝的近臣，位处亲要。孝廉拜郎也就是举孝廉者首先要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各种仪礼制度。这无疑为汉朝的选官制度增添了一种尚武色彩。 再次，是任子制的影响。任子是秦汉任用官吏的一项制度，它沿袭秦朝葆子制而来，任子制是汉朝中上层官僚阶层所享有的一种封建政治特权。这种制度一直贯穿两汉王朝，带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也是军功官僚地主的特权。关西武将集团中有不少是因任子制而走向仕途，如辛庆忌“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13] 最后，秦汉王朝保家卫国、开疆拓土的政治走向。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大统一的时代，它结束了春秋战国混战割据的局面，秦始皇本身有雄才大略，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在此背景下军事人才层出不穷。刘邦也是经历了楚汉之争而建立西汉；由于郡国并行制的推行，诸侯王势力膨胀，危及中央；北方匈奴虎视眈眈，边境不安，汉武帝胆略非凡，开疆拓土，迫切需要国家栋梁之才。 汉高祖刘邦 此外，关西出将还与他们的价值追求以及家风传统有关。秦汉时期很多关西家族都是世代为将，名将之后从小就处于军事环境中，接触的都是兵书、鞍马骑射，也就自然而然地培养起了最基本的军事素养，如西汉名将世家李广家族，李广有三子，“曰当户、椒、敢，皆为郎”，“敢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14]尚武家风以及建立功勋的价值追求是关西名将辈出的内在因素，这种自小就培养起来的尚武风俗使他们很必然的把所有精力都用在鞍马骑射、研究兵法上，并且借助军事世家的种种优遇扶摇直上。为国家战死沙场的宏伟志向则培养起了他们不同于其他地域的价值追求，是他们想要建功立业的内在动力。 三、经学对关西武将集团的影响 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政治上的变化也会影响风俗的变化。两汉时期政治对风俗的影响表现在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奠定及发展，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关西武将追求利禄的方向，使得关西武将由单纯的武将变为能文能武的全才。 关西武将集团热衷于功名利禄，上层统治者崇尚儒学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不会错失机会，在两汉王朝，通经即可入仕，功名利禄多来自于能否精通儒学。“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5] 很多武将世家开始向士家大族化方向发展。马氏家族中马援为东汉立下赫赫战功，他的侄子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16]。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博通经籍，善《九章算术》”[17]。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18]，是著名的经学大师。 关西武将集团不仅有尚武的风俗传统，到了两汉尤其是东汉时期在政治的影响下又注重对文化素质的培养。这一时期边疆问题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构不成威胁，军事防御系统也已经逐步完善，统治者的重心已经慢慢转移到了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上面来，儒学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关西武将集团在这种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下逐渐开始学习儒学，以期能够继续在朝堂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注释 [1]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99页。 [2]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66页。 [3]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54页。 [4]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99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 [6]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李将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2页。 [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7页。 [8]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44页。 [9]范晔：《后汉书》志二十四，《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6页。 [10]班固：《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1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零九，《李将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67页。 [12]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96页。 [13]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49页。 [14]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59页。 [15]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58页。 [16]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62页。 [17]范晔：《后汉书》卷六十，《马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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