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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力 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篇章。历史上著名的黄河“瓠子堵口”即是人类古代史上的壮举。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洪水向东注入山东巨野，然后流入淮河、泗水、使“梁楚之地”(今豫东、鲁西南、苏北、皖北地区)酿成巨大灾害。武帝刘彻闻讯后，即令主爵都尉汲黯、大司农郑当时率人堵复，结果未能成功。此后，黄河连续23年泛滥横流，灾区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尤其是濮阳一带，尽成泽国，饥民蜂起，民怨沸腾。直至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到泰山等地进行封禅祭祀活动，途经水灾区，目睹灾情惨状，于是下决心堵复决口。 这次堵口武帝亲帅群臣参加，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官员自将军以下背柴草参加施工。史载，治河工地，十余万大军，群情昂扬，歌声慷慨悲壮，经过几番争斗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为了堵口，淇园（战国时卫国著名的园林）的竹子也被砍光以应急需。堵口采用的施工方法是：“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此法类似近代“桩柴平堵法”,即在决口处先用大竹间隔打下基桩,然后填塞柴草使水流变缓，再插石填土截断水流。塞河工程，一是堵塞黄河之南的决口，二是疏导黄河之北行二渠，既防又宣，使黄河水顺利宣泄。瓠子决口堵住了，黄河又流入大禹治水时旧道。使梁、楚之地消除了水患，重新获得安宁。 武帝有感于河道决口长期没有堵复，堵复中又经历了许多曲折，乃作《瓠子歌》两首，记述了决口造成的巨大灾难、堵口工程的艰巨和堵口的措施。当时担任史官的司马迁，也是负薪堵口官员队伍中的一员。这次堵口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即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图1《史记·河渠书》关于汉武帝瓠子堵口记载的书影 自汉武帝亲临“郀子堵口”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据《汉书》记载，“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各地官吏都争办水利，引河水及川谷之水以灌田，当时出现了不少灌田万余顷的农田水利工程，而小型水利工程更是遍及各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以及川谷中的水灌溉农田；而关中的辅渠、灵轵渠引诸川中的水；汝南、九江地区引淮河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水；泰山地区引汶水。各自所开渠都能灌溉农田万余顷。其他小渠以及劈山通水道的，不可尽言。 滔滔黄河水，不但滋润了中原大地，繁荣了地方经济，而且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值得我们去推究。 黄河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在瓠子决口，直至元封二年(前109)才再次堵口成功。期间,黄河夺淮入海泛滥23年之久。《汉书》对黄河这次泛滥的原因解释为: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今山东夏津县东),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史记·河渠书》也有相同记载。田蚡是武帝的舅父，当时为丞相，因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可以使北岸避免水患的威胁，故极力反对堵口，主张顺其自然。那些以望云气和术数占卜的人也都纷纷附和。据此，武帝不事河事似有两个重要原因：田蚡的阻挠和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潮对武帝的影响。 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到了西汉，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已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在战国堤防的基础上，对黄河两岸进行了系统建设或整顿，在黄河下游形成了系统堤防，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屏障。但是，堤防工程的负面作用也随之出现：河槽迅速淤积，地上“悬河”逐渐形成，决口开始频繁。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黄河第一次自然决口，此后逐渐频繁。自汉武帝开始，治黄活动成为国家的要务。在瓠子决口泛滥的23年期间（前132-前109），武帝修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元封二年(前109)瓠子堵口时，武帝亲临堵口现场指挥。为此，汉武帝成为中国治黄史上少有的几个亲临治河现场的皇帝之一。既然武帝如此重视水利，为什么让黄河任意泛滥23年之久呢? 另外，汉武帝时，黄河下游已成悬河，23年的决口泛滥势必导致故道的淤积与故道堤防等防洪设施的一些破坏，这无疑会增加了堵口成功的难度。而且稍懂黄河常识的人都知道，黄河一旦决口，堵新口比堵旧口更容易些，武帝偏偏放弃了相对较易的新口堵塞工程而选择了相对较难的旧口去堵塞。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 任由黄河泛滥23年当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有学者指出：与匈奴作战及财力不足是武帝23年不事河事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黄河泛滥的23年间，正是汉武帝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抗击匈奴之时，无暇旁顾。元光二年(前133)前，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长期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仍大肆侵扰汉朝边境。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决心抗击匈奴，双方断绝和亲，武帝开始备战，瓠子决口恰逢发生在武帝备战的次年。在元光六年至征和三年(前129-前90)的30余年间，西汉王朝多次征讨匈奴，特别在元朔二年(前127)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前119) 的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汉王朝一改过去与匈奴关系的被动局面而为主动。治河与民族尊严相比孰重孰轻自不必言，因此，在结束对匈奴的主要战役后，汉匈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武帝才于元封二年(前109)“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获得成功。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泛区的梁、楚之地并非汉王朝的重要经济区，也不是人口密集区，这也可能是武帝23年不事河事的原因之一。武帝时期，主要经营关中平原，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黄泛区由于人口稀少，武帝极有可能认为黄河泛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而危及朝廷安危。因此，任由黄河长期泛滥对王朝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但事实是，由于瓠子决河日久，黄泛区出现了严重灾情。《汉书·食货志》记述当时的情形：“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在瓠子决口后的第17年，即元鼎二年(前115)后的连续几年，包括黄泛区在内的方圆2000-3000里范围内，百姓流离失所，“山东饿死者以千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武帝从泰山封禅归途中亲眼目睹黄泛区的惨状,由衷地发出了“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的感叹。据研究，23年的黄河泛滥,“引起了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汉武帝下决心堵口。”堵口成功后，“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梁、楚人的灾难得以消除，一场即将爆发的社会风波随之平息，这大概就是武帝所说的“宣房塞兮万福来”吧。这些迹象表明：黄泛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可能是武帝始料不及的，但黄泛区的社会危机一旦出现，武帝迫于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的压力不得不治河。试想，如果黄泛区的政局在瓠子决口泛滥不久时就出现不动荡因素，武帝即使想坐视黄河自由泛滥23年也不成，必定会早图兴塞之役。 鉴于以上分析，武帝任由黄河泛滥23年之久，并非由田蚡阻挠和受所谓“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而是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所致。 “黄河宁，天下平。”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自汉武帝亲临郀子河堵口以后，70余年间黄河再未发生过大洪水。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当时堵口断流所采用的打桩填草塞石的技术，为后世的治河堵决提供了实战样板，在现代堵口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析《瓠子堵口》，其浩繁的文献典籍，悠久的治河历史，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给我们探究黄河文化留下宝贵的历史文献。
附《瓠子歌》原文: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缓，北渡回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作者单位为减灾中心） 编辑：张萌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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