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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官司 在《泰阿泰德》篇的末尾，苏格拉底提到，他马上要到国王门廊去应对年轻人米利都的起诉。国王门廊相当于一处预审法庭，负责处理诉讼的最初程序，包括听取证人的证词、传唤原告和被告、确认罪状是否清楚并决定是否提交陪审团审判。苏格拉底就在国王门廊附近遇见了游叙弗伦。 年轻的游叙弗伦似乎心情不错，他不仅主动跟苏格拉底打招呼，还扯到了官司的话题上来，打听后者遭遇了什么诉讼。苏格拉底也不避讳，他告诉游叙弗伦，米利都指控他败坏城邦中的青年，不信城邦的神而另信新神。 这是一场危险的指控，尤其后一项（不敬神）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在民主的雅典，任何渎神的行为都会被视作对城邦整体的破坏，因为这会使城邦失去神明的保护，甚至遭到神罚。这样的例子很多，阿那克萨戈拉因为声称太阳是块燃烧的石头而被逐出雅典；被认定为污损赫尔墨斯神像的幕后元凶的阿尔喀比亚德甚至被缺席判处死刑。 不过，游叙弗伦好像并不替苏格拉底担心，他相信自己和苏格拉底都是真正懂得虔敬却被他人所嫉妒的人。这种自信使他并不介意说出自己的诉讼——他要起诉自己的父亲——谋杀。这一指控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苏格拉底所面对的指控（不白之冤同样会引起神明的震怒），而且两场诉讼具有相似性：都是年轻人指控老年人，都是自认为懂得虔敬的人指控他人。 虔敬与正当 虔敬的年轻人起诉不虔敬的老年人，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游叙弗伦并没有注意到他和苏格拉底潜在的对立：两场官司的相似性使得他们相互成为了对方诉讼对手的影子。游叙弗伦需要在老年人面前证明自己懂得何为虔敬，他的指控才具有合理性；而苏格拉底则要指出年轻人并不懂得何为虔敬，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对话就围绕着游叙弗伦的官司展开了。 游叙弗伦如此叙述事情的经过：“被杀害的人是我的一个雇工。当时我们在纳克索斯种地，我雇了他在那儿干活。他喝醉了酒，对着我们家的奴隶发火，杀死了其中一个奴隶。我父亲便捆了他的手脚，把他扔在一条沟里，然后派人去解经师那边问该如何处置。这期间父亲便没再理会那个捆着的人，心想一个杀人犯，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这杀人犯果真死了。他被捆着，又饿又冷，还没等派去解经师那边的人回来就死了。为了这个杀人犯，我告我父亲杀人……”游叙弗伦认为，家人反对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根本不懂得何为虔敬。 而当苏格拉底问他什么是虔敬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回答竟然是：“虔敬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他毫无疑问地确信虔敬的是自己一方，由自己的行为引申出虔敬的含义，甚至用宙斯弑父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不过，游叙弗伦显然混淆了虔敬本身、虔敬的行为和对不虔敬实施惩罚的正当性之间的区别。虔敬的行为并不就是虔敬本身，而一个人是虔敬的并不意味着他要以虔敬之名去实施惩罚，这种惩罚也并不能反过来成为一个人虔敬的证明。 苏格拉底试图让游叙弗伦明白，虔敬的行为是以虔敬本身为标准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清楚“什么是虔敬”，那么他就不能判定一种行为是否是虔敬的；也就是说，如果游叙弗伦不能表明自己懂得虔敬，那么他的指控就是不成立的。 让我们姑且跳过中间的内容。在对话的结尾处，游叙弗伦得出了一组矛盾的结论：虔敬不是为神所喜；虔敬就是为神所喜。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游叙弗伦并不懂得何为虔敬，因此他以虔敬之名去起诉自己的父亲并不必然就是虔敬的行为。而起诉苏格拉底的米利都同样不懂得何为虔敬，他不过是以虔敬之名行不虔敬之实罢了。 以“正义”之名 “虔敬不是为神所喜 / 虔敬是为神所喜”，这样的结论令人想起康德的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人的理性绝非万能，它只能认识它所能认识的东西；一旦理性试图超出自身的限度，去思考超验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即出现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样正确的状况，就像游叙弗伦的结论那样。二律背反意味着人的理性的限度。 但《游叙弗伦》的对话正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僭越：人自诩为虔敬的化身，堂而皇之地凌驾于“不虔敬”的他人之上，小则以虔敬之名孤芳自赏，仿佛全世界唯有自己是“虔敬”的，大则以虔敬之名强迫他人变得“虔敬”，变得和自己所想的“虔敬”一样。 “文过饰非”，美好的词语往往最经常被败坏。这不是什么哲学的诡辩，也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看一看就够了。多少人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多少人以上帝之名行魔鬼之恶。教士们的僧袍下隐藏着盔甲，绅士们的白手套内沾满鲜血。被如此使用的话语并不仅仅掩盖暴力，而且它就是暴力本身。因此，“虔敬”的年轻人才能够起诉“不虔敬”的老年人。这一情形所倚靠的并非虔敬、正义或是神法，而是力量；游叙弗伦实则是个羸弱的色拉叙马霍斯。 对话最后以游叙弗伦借口溜走而结束，这场预演的“申辩”似乎以苏格拉底的胜利告终。但真正的“申辩”还在后面，前面等待着他的不只是三位起诉者，还有整个“民主”的雅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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