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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变迁考论 摘 关键词：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变迁 关于黄河中下游分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高校教材《中国自然地理》所指，河南“孟津以下为下游”；一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观点，即“黄河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为中游”。笔者认为，后一说法较为信实。 通过对历史地理的分析，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是指荥阳至酸枣（今延津县）的古黄河河道，今指郑州荥阳市至惠济区河段。这里基本上处于黄土丘陵与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也是黄河由峡谷型河道向平原游荡型河道过渡的交接点。涉及的范围大致包括今郑州的荥阳市、惠济区，焦作的武陟县，以及新乡的获嘉县和原阳县等。依据文献记载，历史上的黄河河道在该区域并不像现在这样呈东西走向，因受右岸山体阻挡，而由此折向东北。现今较为顺直的河道，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并对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的河道变迁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呢？这正是本文要论及的。 一、“山经河”和禹河中下游分界区域的河道走向 据有关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在西汉故道形成前，今荥阳、武陟以下黄河故道有山经故道和禹河故道。 谭其骧认为，禹河和“山经河”在河北深县以上故道线路相同[1]105。张克伟先生则通过对卫星影像判别和实地考察，进一步提出了“山经河”在该区域的具体走向为：武陟东石寺——获嘉照镜——新乡市区北部——卫辉，与郇封岗遗迹同，在禹河故道之西，且先于禹河故道。[1]102 至于禹河故道的走向也有多种说法。《禹贡》记述的河道为：“……孟津及洛水入河处后，然后经河南浚县东南大邳山（一说在成皋，即今荥阳西汜水镇）……” [2]37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认为，古济水是东周河徙前的黄河故道，自荥泽，经阳武，至封丘、长垣。[3]221张克伟先生则认为是“自武陟北郭，经圪垱店南、新乡七里营北和朗公庙、卫辉东……”[1]106在这些说法中，笔者认为张克伟先生的观点较为可信，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地质考证比较吻合。 “逐水草而居”，是先民生存的最大特点。分布在武陟境内的多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为“山经河”、禹河故道的存在提供有力的佐证。如草亭遗址（位于北郭附近）、东石寺遗址、商村遗址（位于圪垱店附近，有汤帝庙和汤帝陵遗存）、邸郃遗址（位于圪垱店东。据乾隆二十一年《武陟县志》载：“县东邸郃镇及商村北，旧堤尚存，称汤王堤……”[4]附录）等，都应位处远古黄河的岸边。在今武陟县东中心线上，有一条古村落带：木栾店、马曲、大城、圪垱店、商村、邸阁。其中，木栾店的历史可追溯到秦代的穆陵关，大城则是秦始皇所封武德县的治所，而邸阁的村名来源于北魏时在此地设立的邸阁仓。这条村落带正好位于今黄河下游左岸最古老的堤防——古阳堤一线。据《黄河水利史述要》、《河南黄河志》记载，古阳堤为汉堤，起自河南武陟白马泉，经获嘉、新乡、卫辉、滑县、浚县、内黄，入河北大名，又经馆陶、临清至德州北止，长达数百公里。又据黄河水利委员会1984年调查，古阳堤现仅存残堤七处，难觅其形。[2]62 由“山经河”到禹河，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密切相关。研究自然史的学者证实，4000年前确实曾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水灾旱灾频频发生。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被史学界称为夏禹宇宙期。其中，水患最为严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以及舜禹之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正是该异常期自然的真实写照。由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导致了黄河下游的大改道。[5]184 另外，据有关地质学家分析，在全新世中期，太行山东麓、南麓整体上隆，沉降中心向东、南方迁移，孟津——黑羊山断裂也发生了继承性掀斜运动等，则是黄河下游向南、向东滚动改道的地质背景。[1]106 二、西汉故道、东汉故道时期中下游分界区域的河道变化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下游发生了第一次大改道，形成汉志河。依据《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等文献分析，其主河道在中下游分界区域大概经今荥阳北、延津西，呈东北走向。[2]53自然状态下的黄河自此因受人工的过多干预，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洪灾的不断发生，或为满足各诸侯国政治、军事需要，下游两岸自战国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堤防建设；凿渠通漕，发展航运，则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繁荣，乃至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位处中下游分界区域的荥泽，早先可能为山涧自然泛溢而出的黄河水所形成。但是，随着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开挖鸿沟（以后又有秦汉之浪荡渠、荥阳漕渠和汴渠，隋之通济渠和唐、宋之汴水等），黄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繁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以显现。先是魏国的崛起，后是秦汉的统一，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至唐、宋，随着西安、洛阳、开封渐次成为帝都和黄河漕运的中枢，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则达到了顶峰。 凡事有利亦有弊。也正是鸿沟水系的形成，导致了中下游分界区域自然状态的彻底打破，以至于300多年后，方圆数十里的荥泽被分黄河水而携的泥沙所湮没。而在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酸枣——这一古黄河中下游分界的末端也首次发生了河决。 西汉哀帝时，黄河首先在魏郡（今南乐县一带）以东决口泛滥，甚至到了难以分清主次河道的地步。平帝时，又在今荥阳、惠济区北发生剧烈变化，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山体严重坍塌，以致于进一步发展成黄河、济水、汴水各支派乱流的险恶局面，并最终导致黄河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道（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形成东汉河。在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该河段大致经今荥阳、惠济区北、武陟东、获嘉南、新乡县南，入延津。 此后近60年间，黄河下游的灾患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恶化。黄河河道逐步向南侵蚀、蔓延，黄河、淮河间数十个县则经常被严重泛滥的洪水所淹没。面对如此严重的黄河灾患，光武帝刘秀也曾一度有意治理，但因当时尚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而作罢。明帝执政后，也酝酿要治理，只是因意见不统一，未能及时动手。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才决定修治，并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活动。 通过对文献和古地理的研究显示，王景主持下的这次治河，是一次综合性的治水活动，既整治了汴渠，也治理了黄河。王景对引黄入汴口的治理是通过在黄河分汴处设置两处或两处以上水门，实行多首制，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而实现的。正如《后汉书•王景传》中所说：王景治河时，曾视地形、地势，对阻碍水道的山体和一些旧有的阻水工程进行了挖掘和破除，并对不需要的流水通道予以堵截。可以设想，王莽时期黄河改道后，中下游分界区域以下的河道均走平原，要行治理，当以筑堤为主。而要整治汴渠，解决黄河、汴渠的乱流问题，首先应对引水口门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这就需要在该区域河道右岸的山区丘陵上大做文章。《后汉书•明帝纪》中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王景治河完工后，明帝曾对荥阳一带的治理工程进行了视察，并下发诏书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这里提到的“绝水”、“立门”，严格地说，指的就是王景治河的水门工程。“绝水”，就是堵塞和废除旧有或新冲开的不适宜的分水通道；“立门”，即重新规划和建设引黄入汴的水门。水门工程的建设是复杂的。一方面，黄河来水有丰水和枯水的季节之分；另一方面，荥阳以下的黄河河道又属游荡性河道，只有科学地设置口门，才可以做到在丰水和枯水期都能正常引水，并使引水口门尽可能适应黄河的溜势变化，确保引水成功。这也可能是两处水门为什么要相间十里的技术依据（与当时黄河溜势摆动范围有关）。当然，也是王景为什么把水门建设作为这次治河工程治理重点的真正原因。[5]15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景对引黄入汴口的治理也是对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右岸山体的一次重大破坏。为避免河水对口门和山体的直接侵蚀、损毁，到了东汉中期，汴渠的水门已由土木结构改变为耐冲经久的砌石工程了。同时，沿右岸山体修筑了金堤，于左岸建石激，以控导河势。 另外，还特别值得一提是，在这一时期，因得黄河之利，使位处左岸的武德县（县城在今武陟东南圪垱店大城村）和怀县（县城在今武陟县西南十里）成为秦、汉皇帝频繁光顾的历史重镇。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二十八年），秦始皇巡游至此，见这里原野茫茫、山河襟带，为夸耀其武功，“自以武德定天下”，遂置武德县；汉刘玄更始二年（公元24年）至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汉皇曾15次至怀；光武帝刘秀不仅在此祭祀社稷，还在怀县县城修筑离宫作为京都洛阳的陪都。[4]附录 还有一点也十分值得注意。唐武德四年（公元612年）置武陟县。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将武陟县沿黄河的姚旗营、余会、解封等18村划归新置的河阴县，直至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才归还武陟。[4]附录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黄河是横穿今武陟县而过的。 三、北宋至金、元时期中下游分界区域的河道变迁 前言中下游分界区域的河道右岸山体，对该河段的河道变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凿渠通漕对右岸山体的严重损毁，则加速了这一过程。对此，笔者拟借黄河下游漕运发展的历史，进行间接地分析。 在汉文帝之前“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而到武帝时，已增至400万石，最多时曾达600万石，即“山东漕益发六百万石”（《史记•平淮书》）。到了唐天宝二年，通过黄河、汴渠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而在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公元1008～1016年），汴河运米则猛增至“七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远远超过了唐代汴渠的漕运量。[2]88、147、198另外，为转运方便，从汉代开始在河阴（今郑州惠济区北）以上的沿河山上还修建了多处大型粮仓。其中，汉代的敖仓和唐代的河阴仓均在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右岸的高地或山上。 提高和扩大漕运能力，对于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通过对引黄口门和渠道的及时整治、维护，确保漕渠持续拥有适当水量，是提高漕运能力的关键。黄河下游漕渠在汉、唐，乃至北宋时期，除有个别湖、塘调蓄水量外，主要以设在中下游分界区域右岸山体的引黄口门分水为主。正因如此，王景治河时才会在口门建设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然而，随着废弃和新增引黄口门，以及对漕渠的不断疏浚，也同时加速了右岸山体的侵蚀和塌陷，尤其是在洪水时节，左突右冲的河水，对口门和渠道两岸山体的侵蚀会更大、更为严重。例如，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为开凿通济渠，“自板渚（在今荥阳汜水镇东北17.5公里）引河通于淮”。[2]142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当朝命将作大匠范安率“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2]147重开板渚口以利通漕。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周太祖郭威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2]140处于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右岸山体之末的原武（今原阳西北），地势相对较低，此时已不得不通过筑堤来约束水流了。 到了北宋，由于“大河向背不常”，“河口岁易”为确保汴口引水，朝廷设置了“勾当汴口”的专职官员，除经常“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外，还负责对汴口水门的启闭及其附近淤积的疏浚，并制定了相关的制度。[2]200由此，也可看出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右岸山体在这一时期损坏的严重程度。 也有特殊情况发生。如在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一次大洪水过后，导致今巩义至荥阳的河道脱离右岸山体北移，从而为北宋著名建筑家和水工专家宋用臣在此实施“引洛入汴”[2]200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该工程的实施，实现了数十年汴河撇开黄河，直接引伊洛河水以解决渠道泥沙淤积、谋求漕运畅通的目的。 但总的看，黄河下游漕运发展，以及河水的不断淘刷，对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右岸山体的侵蚀是十分严重的。依王法星先生在《河洛及其右山的历史变迁》一文中的分析计算[6]29，自魏惠王十年至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计1834年间，右岸山体陷落约100平方公里，实际面积还应大些。山体的塌陷，则直接导致了该河段的河道变迁和下游决口地点的上移，进一步加重了该区域的河患。 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七月，荥泽河南北堤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郑州决原武县”；开宝六年，“怀州河决获嘉县”；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怀州河决获嘉县，北注”（以上均引自《宋史·五行志》），“……夏，河决荥阳。（《宋史·翟守素传》）；太平兴国七年，“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宋史·五行志》）。[2]165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两岸就发生了7次河决，不难想象其剧烈的变化。 金元时期，黄河下游战祸连绵，破坏严重，加之汴渠被废，大量分流河水，河道形势更加复杂，古汴渠上段（今郑州至开封段）也因此逐渐演变成为为大河主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引《淮系年表·水道编》说：“宋南渡后汴漕废……自是大河直逼广武山麓，河、汴合一。”[3]436但原河道并未绝流，特别是洪水期，仍有大量分流。 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黄河自李固渡（今河南浚县南）决口改道后，卫州（今卫辉市）、延津和原武一带变成了决溢频繁、灾患渐多的地区。从大定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的27年间，黄河在卫州、延津一带的决溢次数几乎占整个下游决溢总数的一半，造成了严重的灾害，河道进一步南移。到元至元九年（公元1275年）黄河北决新乡县广盈仓南后，大河在原武以下，已移至阳武、延津、封丘一线。[7]182-195 元末，中下游分界区域的多次决口，则进一步加快了该区域河道南移的速度。至元二十年秋，河决原武；至元二十三年原武再决；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获嘉河溢；大德十一年，河决原武；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河决郑州，坏汜水县县城；延祐七年，河决荥泽塔海庄东堤和原武；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七月，河决郑州，阳武等县受灾严重。到了“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八月，河决郑州河阴县，官民居尽废，遂成中流”，[7233-255]说明大河主流至此在中下游分界区域已基本走现行河道，即由荥阳、惠济区，经中牟，至开封。 四、中下游分界区域现行河道在明代的形成 明初，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及其以下河道忽南忽北，极不稳定。究其原因，除两岸堤防尚未形成的因素外，与当朝确保京杭大运河漕运的治河策略不无关系。然而，随着两岸堤防的逐步完善，黄河下游河道也日趋稳定下来。 这一时期，在中下游分界区域的决口主要有：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决原武、中牟；十六年，河溢荥泽；二十年，河决原武黑羊山；二十四年，黑羊山再决；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郑州、荥阳、荥泽黄河泛溢；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荥泽、原武河决多处；十年，原武河决；十三年，荥泽再决；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荥泽、原武黄河泛滥；弘治二年，河决原武和中牟杨桥；九年中牟再决……[2]236-246 与此同时，明王朝也多次组织实施了以筑堤为主的大规模的治理活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修筑武陟马曲堤防[2]239；正统十三年（1448年）新乡县八柳树决口后，洪水直抵张秋，沙湾一带运道冲毁，徐有贞受命治理，“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对地形水势进行了实地查勘，“设渠以疏之，起张秋金堤之首……乃逾范及濮，又上而西，凡数百里，经澶渊以接河、沁……”[2]247弘治二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再次冲入张秋漕河后，朝廷“命白昂为户部侍郎，修治河道”，并“赐以特敕，令会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巡抚，自上源决口至运河，相继修筑”；弘治三年，白昂“乃役夫二十五万，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2]249，使今原阳上下的堤防得到进一步的加固；弘治六年，都御史刘大夏受命治河。在疏浚南岸支河、筑塞张秋决口之后，为遏制北流，又筑塞了黄陵岗及荆隆口等口门七处，并在北岸修起了数百里的长堤，其中大名府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2]251，名太行堤（《明史·河渠志》）。到了嘉靖十四年，明代治河名臣刘天和再次对原武以下堤防进行了修筑。“……内缺者补完，薄者帮厚，低者增高，断绝者连接创筑……”[2]257 河南境内的南岸堤防是在嘉靖后逐步修筑完成的。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郑州孙家渡河堤建成。至潘季驯治河时，他不仅完成了徐州以下的黄河治理，而且对河南境内的堤防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在荥泽、原武、中牟、郑州、阳武、封丘、祥府、陈留、兰阳、仪封、睢州、考城、商丘、虞城、河内、武陟等16县中，帮筑创筑的遥、月、缕、格等堤和新旧大坝更长达460多公里。[2]269至此，中下游分界区域现行河道基本形成。 参考文献： 〔1〕安芷生.黄土黄河黄河文化〔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2〕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M〕.北京：水利出版社出版，1982. 〔3〕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武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武陟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5〕赵炜.长河惊鸿——黄河历史与文化〔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6〕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民主党派办公室.治河文选〔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 〔7〕姚汉源.黄河水利史〔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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