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首名诗，是李白在听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县尉后所作。唐代有很多官员，如王昌龄一样，都曾受到过贬谪处罚，因为贬官是唐代对于官员最常用的处罚手段。 贬官的原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口号喊得响，但在古代，基本属于痴人说梦。唐代百姓若犯了罪，会依照《唐律》实行刑事处罚，而官员要是触犯了法律，则往往用行政处罚如贬官等，来代替刑事处罚。 拿官员最容易犯的贪污受贿罪来说，《唐律》对其严格的处罚规定，依情节轻重，可分别判处笞、杖、徙、流乃至死刑。但从实例来看，官员贪墨，除了少数罪行特别严重者处以死刑或流刑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以贬官为处罚手段。如大历年间，京兆尹杨凭被御史弹劾，说他曾在江西观察使任上贪赃，最终被贬为临贺县尉。 再如对于打杀奴婢，《唐律》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但宣宗时，骁卫将军张直方，经常杀死犯小过错的奴婢，按律当杖一百，然对他的处罚却是贬为恩州司户参军。由于官员触犯各种法律，而被贬官之事，实在太多，不可能尽举，故仅举两条为例。  不论政治如何清明，官场上的政治斗争绝对少不了。而在政治斗争中，掌权者很多时候需要借口，也就是一个罪名，才能“名正言顺”地贬谪政治对手。武三思虽受宠于中宗和韦皇后，但对于敬晖、张束之等对头，仍需要授意手下告发其罪状，然后才能将其分别贬为崖州、新州司马。 牛李党争，两党在得势时，都竞相使用贬 官，作为打击对方的主要手段。虽然很多时候直截了当，大贬特贬了事，但也不乏罗织罪名的操作。大和九年（835），李宗闵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就给他安了个在西川节度副大使任上擅自征钱30万贯的罪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以后，也需要人揭发他“辅政时阴事”，才一步步贬其为崖州司户参军。 当然了，宣宗也会以“伟光正”的理由，贬谪官员，那就是官员失职或不称职。当时有个人叫于廷陵，他到建州任刺史，最后由于不称职，被贬为复州司马。唐初高士廉虽是太宗的舅舅，但他由于将黄门侍郎王珪交给他的密奏私自扣下，此举为“事应奏而不奏”，属于失职，被从侍中贬为安州都督，真是一点情面不留。  古人向来重视“礼”，因此若违反朝廷礼仪或者是礼俗，一样可能会被贬官。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中书舍人许敬宗见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不禁大笑，此事被御史报告到太宗耳朵里，许敬宗立马被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另外，官吏违反一般的礼俗，也可能被贬官，例如德宗时，监察御史皇甫镈，因在居丧期间，仍然交游不断，最终被贬为詹事府司直。 以上只是针对唐代贬官常见原因的简单归类，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例如大臣不和，互相斗讼，其实也算政治斗争，但结果可能是双方都被贬。高宗朝的杜正伦和李义府，两人互相争权，最后都被贬为刺史，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也还有不少原因，不过并非常见原因，故不多举。  贬官的方式贬官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降职，但在此基础上，唐代贬官另有其独特之处。大略而言，唐代贬官，很多时候除了降职，还同时要由京官贬为地方官，地方官贬到边远地区任官。 即使五品以上的高级京官，但凡遭遇贬谪，轻则出为刺史，重则为州司马、长史别驾，甚而州县判司。比如李德裕，最终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唐代许多非紧要州县的副职，往往是贬官者居之，甚至出现了“悉是贬人”的情况。至于地方官被贬，那就只能往更偏远的地区贬了。 这又牵涉到唐代贬官的另一个要素，即贬官地点的远近。唐代依财赋、地方形势以及距京城远近等因素，将天下诸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县分为赤（或“京”）、次赤（或“次京”）、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等。其州刺史及县令以下各级官吏，依所处州县等级不同而官品有高下，如赤县县令正五品上，下县县令却仅为从七品下，官阶整整差了十阶。所以，即使贬为同样的官职，往往也因所处州县等级不同，实际贬谪力度也不一样。  除了降职这套组合拳，唐代贬官还喜欢将实职改任闲职。比如诗人高适，他在西川节度使任上，因与吐蕃作战兵败，失松、维等地，代宗把他召回朝廷，命他为散骑常侍，看起来好像是把他升为高层京官，没有追究。实际上散骑常侍当时已经沦为闲官，让高适去坐冷板凳，其意思再明显不过。 这种办法，通常用于处罚宰相、节度使之类的高级官吏，所任闲职，从总体上来说，以东宫官或分司东都官最为常见。因为太子东宫机构虽然庞大，但大多数官职都是没有实际职权的闲职，同样，东都分司机构大多数也属于闲散官，正好可以用来安排被处罚的官吏。如中唐名相陆贽，曾被贬为太子宾客，若仅从官品上看，他出任宰相的本官“中书侍郎”，以及被贬为的太子宾客，都是正三品，看似属于平级调动，区别却在于一个有实权一个没实权。这算是一种顾全脸面的做法。  对被贬官员的其他规定被贬的官员，若由实职改任闲职，除了失去实权，其他待遇基本没大的变动。但要是京官贬为地方官这类，可就只能用“惨”字来形容了。 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流人和贬官者多在道途中逗留，于是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唐代一般三十里一驿，也就是每天行三百里以上。这样疲劳地连续赶路，使得很多人都死在流贬途中。且被贬官者，须立即启程，甚至连与家人相见告别都不允许，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寄隐者》，写宰相韦执谊被贬的一幕，其中有这么几句：“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被贬官员到了任地以后，依然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如“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不许擅离所在州县，动辄便需要批准，甚至死在贬所以后，亲属收尸归葬，都必须要经过批准才行。《唐会要》卷四一：
 白居易雕像 迁转途径被贬的官员，若在被贬之地任职满五年，就可以请求本地州县，开列被贬原因及“到州县月日”的文书，递交刑部，经刑部检勘后，然后便可以与正常官吏一样，到吏部参加铨选，算是“刑满释放”。这种制度叫“考满量移”。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尤其是那些官职不高者。不过，对于被贬到边远地区的官员，由于交通落后，往往因递交申状不及时，导致滞留贬地的情况，有些官吏甚至因此十多年得不到量移。 除了“考满量移”，被贬官员也还有其他机会可以得到升迁。比如新皇帝即位，一般会大赦天下，叫“遇赦量移”。如中宗即位，赦“其别敕安置并左贬者，亦复其属籍，量还官爵”。代宗即位，赦“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除了皇帝即位，改元、南郊、册立太子等重大活动，大多会对贬官进行恩赦。此外还可以戴罪立功。不过这多发生在武官群体中，文官很少。  唐中宗定陵 上述方式，多用于普通贬官迁转，对于那些曾经在朝中执掌大权的高级官员，他们往往不需要那些方式，更多的是靠皇帝征召。比如前文所举高士廉，因失职被贬为安州都督，但没过几年，便又被太宗召回朝廷，出任吏部尚书。这种方式，被贬官员往往能直接“满血复活”，也算是高级官员的特别待遇。 贬官制度的实施，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官僚队伍的稳定，因为唐代官吏一旦受到笞、杖、徙、流之类的司法处罚，往往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而贬官制度既处罚了官吏，又为其日后的升迁留有余地，当权者也可以借此操纵臣子的荣辱，倒也算是“双赢”。 参考文献： 丁之方《唐代的贬官制度》 彭炳金《唐代贬官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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