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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后，开国皇帝刘秀对功臣集团十分优待，依托于功臣集团的地方豪族们实力逐渐壮大。东汉统治者重视儒学，而文教又是官员选拔的唯一标准，因此地方豪族们送子弟读书，向士族转变，而士人队伍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 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擅权，政治日益混乱，社会危机四伏，两汉所建立的名教世界趋于崩渍。社会的黑暗使得士人们的仕途之路异常艰难，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士人和正直的官僚们走到了一起。两汉重君子，士子们以舆论为武器，标榜风骨操守，他们在世局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道德信念的坚守，慷慨赴难的勇气，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  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大量的正直士人在这场浩劫中遇难。“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严酷的现实最终导致士人对前途悲观，内心的信念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的精神开始转变，它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视，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质疑。 一、东汉名教世界的恢复与建立西汉建立后，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配合各种制度设计，逐步建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以礼治为特征、以察举为人才选拔制度的社会秩序。到了西汉末年，儒生的政治热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试图全面恢复周制，但太过理想化的蓝图终遭失败。 东汉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最先落实到制度上的是“孝治”，“以孝治天下”成为其统治秩序的鲜明特点。“孝”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特色之一。在《论语》中，儒家对孝悌极为重视，不但将孝悌之德视作为仁之本，并将作为家庭伦理的孝悌延伸至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为孝道的社会意义奠定了基础。  自汉武帝和董仲舒初建名教世界以后，儒家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汉代崇奖经学的目的是指导政治，文饰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经学内部家派林立，分歧越来越严重，需要不断增设经学博士。但经学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思想，不能容许内部的严重分化，因为这种分化会导致指导思想的不一致，不利于汉帝国的政治稳定。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后，古文经学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尽管未被列为官学，但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三派的激烈竞争使东汉的意识形态无法保持自身的统一性，东汉章帝时重新统一官方经学，形成了《白虎通》一书，标志着名教世界的正式确立。 最后，东汉通过教育制度以及察举制度，完成了名教世界的建构。东汉时期儒学风气兴盛，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学者云集，太学生多为各地豪族之后，逐渐成为政治影响力的中心。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给两汉士人指明了一条通过修身明经的方式进入政府的上升通道，使一个拥有相同价值观和知识背景的士人阶层逐渐形成。  二、从游士到儒生：士大夫社会的形成战国士人被称作“游士”，因为他们不治产业，而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游走于列国，具有很强的游动性，其社会角色也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东汉时期是士人面临重要转折的历史阶段，奠定了传统社会士人阶层的基本品格，也确立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轨迹，士人由游士发展为儒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社会。 汉朝立国之初，统治者大都粗鄙少文，看中军功和权谋，对以文教见长的士人既缺乏尊重，又不能信任，士人们只能另寻出路。汉朝的诸侯王们为了积蓄实力，大多招揽宾客，或借此沾名钓誉，或借养士为自己谋划。—时间游士纵横之风日渐炽烈，很多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立身处世之作风，无不体现着战国游士的风神。  直到汉武帝时期，仍有不少士人游历天下，择主而事，因此封建政府开始严厉打击诸侯王和私人养士，并采取察举制度和独尊儒术的政策，诱导和迫使士人们放弃游士生涯，修订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结构，最终成为融入大一统政权的儒士。汉武帝所确立的文化政策对以后整个中国的士人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游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经明行修的儒生。 儒士阶层兴起的标志是儒士以及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士人大量进入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成为帝国的官僚。但是西汉时期儒生大多习于礼仪、疏于政事，在朝堂内未得到重用。东汉可以说是士大夫治国的典型，统治集团以儒学士大夫为主体，其他文武功臣绝大多数都通习经学，清人赵翼说“东汉功臣多近儒。” 东汉王朝以政治的手段强化士人的王朝政治意识与角色意识，改变士人迂阔的政治理念与“君子不器”的行为观念，促使儒士意识与身份的双重转换，最终成为专制政治的组织基础——士大夫。东汉时期，儒生角色充分官僚化，士人所习“儒术”得到“法治”的充分洗礼后，他们在帝国政府中的地位逐渐稳定。  三、敦励名节与东汉初期士风的转变西汉重禄利的士风导致西汉后期的儒者尽管身居高位，但大多是怀禄耽宠之人，不但不能匡扶正义，反而使朝政日益败坏，社会危机四伏。王莽执政以及禅位称帝的过程中，士人们争相依附，颂德献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西汉建名教世界以后，三纲五常的观念就成为其中的支柱，其核心在于君臣父子，这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根本所在。王莽于君臣父子两端都违背了名教，这么多大臣儒生依附于他，显然有违于名教大义。在王莽居摄乃至称帝的过程中，不少士人眼见礼教崩解，选择了逃离避世，辞官归隐。  东汉政权后，封建政府大力表彰这些不仕二主、隐居避世的士人，其目的当然是嘉勉他们对汉室的忠诚，以此鼓励后人继续效忠汉室。在察举制度上，东汉政府倾向于德行而非才能，设置了很多新的德行名目以选拔士人。统治者敦励名节，风气所及，使得东汉社会逐渐形成了注重名节的社会风尚。 终东汉之世，统治者一直都很尊崇隐士，这使社会上有浓厚的隐逸风气，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尊崇隐逸，承认有“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之类的士人，本身就是对士人独立人格的一种尊重，使他们在专制权力的重压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空间。 社会上对儒学的全面崇尚以及对儒者德行的重视，促使儒者自觉按照儒家观念修身立节，学问和道德成为他们的价值标准，君子人格得到全面落实和定型。《后汉书》中，许多士人被冠以“节操”、“清操”、“清节”的评价，这些评价带给士人的价值远超过功名利禄，成了他们真正的立身之本。  东汉前期政治清明，士风淳美，士人对这个以儒术治国的大一统政权真诚拥护。士人们在出处进退之间无不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为最高目标，隐处时安贫乐道、驾信好学，出仕时以身作则、教化万民，危难时慷慨赴义、大义凛然。自天子乃至庶民，君子人格成为整个社会共同追求、共同践行的理想人格，正如朱熹所说：“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 四、清流集团的形成——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清流之“清”，是与“浊”相对而言的，因此说清流集团是在同以外戚、宦官为代表的浊流势力的斗争、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东汉前期，光武、明、章三帝尊崇儒学、表彰隐逸、提倡名节，对士人阶层大力扶持，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正式形成。因东汉前期皇权巩固，社会安宁，士大夫阶层的力量还未真正显示出来。  和帝即位，窦宪擅权，不少士大夫依附于他，但还有一些正直的士人以国家社稷为重，自觉担当道义，不计生死利害与外戚势力奋力抗争。这时士大夫之间清独已判，但他们的行为往往还是个人性的，相互之间没有声援。但随着朝政黑暗程度的加深，激发了忠心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的刚直之气，他们也以道义相号召，聚集成清流集团。 汉顺帝时期，太学生数量增加，作为官员候补的青年学子富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很快成为清流派的主力。此外，经学士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开始出现，他们门生故吏遍天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清流派的中坚力量。在东汉中后期代表正义力量、体现浩然之气的士大夫清流集团，在东汉中期的时候形成，到了桓帝时由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激荡社会的巨大潮流。  清流集团形成之后，力量有所增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也更加坚决和激烈。他们虽历遭恶浊势力的迫害乃至杀戮，但在士人阶层和社会上却享有崇高的声誉。东汉前期受到普遍赞誉的谨慎拘敛、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受到士人批评，不少士人在进退之间以刚毅进取的精神自觉地担当社会政治责任，成为黑暗时代的中流破柱。 东汉中期士人阶层所崇尚的士人精神与前期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整体来说士人的政治理想还未破灭，对儒者社会责任的强调还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他们还在努力维护大一统政权，维护日益衰微的名教世界，东汉士人的精神追求在党锢之祸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型。 五、党锢之祸后士人精神转变东汉“尚名节”的士风在东汉后期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在党锢之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外戚势力衰退后宦官势力却因此甚器尘上，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凶残暴虐，更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士人们原就不耻于宦官集团，此时更对这一恶浊势力深恶痛绝，遂激荡成为清浊分明、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  另一方面，东汉中期以后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日益高涨，他们认识到单独抗争的势单力薄，也开始交游结党，形成颇有规模的社会力量。东汉晚期的清议和朋党都出自士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尤其是数万太学生的加入形成了影响巨大的社会舆论，清议成为他们抨击时政、打击宦官、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也使清流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延熹九年，矛盾第一次激化，宦官唆使张成弟子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诏令郡国逮捕“党人”，此后又下诏“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此事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强烈愤慨，他们相互标榜，激扬名声，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也更加激烈。此后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再次挑拨专制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矛盾，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直至黄巾起义之时，党人才得以解除禁锢。  两次党锢之祸，使士人们对东汉政权完全绝望，社会被割裂，名教世界完全崩溃，因为士人们不仅与宦官集团结下了血海深仇，而且对皇权也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李膺免归乡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移朝廷”，专制政府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意味着士族离心，其基层统治再难进行下去，王朝覆灭也去日无多。 平心而论，两次党锢之祸，对于东汉政权和士人来说，都是悲剧。大一统政权的悲剧，是杀害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坚力量，而一群宵小之辈却借此飞黄腾达，最终导致了汉末四百多年的割据。士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分明知道朝廷已经无可救药，还要以一片忠心激浊扬清，披潇洒风流之举世荣名，而未脱尽儒生之迂腐，最后走向悲剧结局。 汉末党锢，名士风流交错着凄凉血泪，令千古为之动容亦为之叹息。遭遇党锢之祸的士人们在痛苦、迷茫中对支撑名教世界的儒家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甚至对三纲五常的核心教义也深表怀疑，启发了他们的个体自觉，所崇尚的士人精神也由君子而转为名士。 结语东汉时期，通过光武、明、章三代帝王及儒家士大夫们的共同努力，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名教世界得以最终确立。但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政治统治刚刚达到繁盛、强大的顶点，就危机四起，险象丛生，摇摇欲坠。章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外戚、宦官交替把持中央政权，皇帝有名无实，清流士大夫奋力抗争，以图挽大厦之将倾，但于事无补，名教世界急剧衰微直至最后崩溃。 伴随着名教世界的衰微和社会政治的日益黑暗，士人精神也开始发生极大地转变，他们开始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产生怀疑，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开始更加关心自身，士人性格走向内敛务实。一些士人抛弃了名教的束缚，开始关切个体生命，成为魏晋名士的先导，士人们所崇尚的理想人格也从德行君子转向通脱名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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