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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篇幅很长，近乎一段缓慢细腻的“魏晋名士进化史”。 之前读唐长孺先生一篇关于“清议和清谈”的论文，大意是清谈肇始于清议，而清议发源于人物品评。 清议和清谈，都带个“清”字，因为参与这两项活动的人士都自诩为清流。有清流，必有浊流。 谁是浊流？ 东汉末年，皇权日渐式微，各方势力纷纷加入权力角逐游戏。宦官、外戚、士大夫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大玩家。 士大夫打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名教旗帜，优先抢占“清流道德高地”。宦官和外戚作为士大夫的权力竞争对手，自然被扣上“浊流”高帽。 我们在看历史记录时，不要忘记，这些记载出自谁之手，这些执笔之人代表谁的立场。 士大夫是清流，士大夫聚在一起评论实事、臧否人物，就被称作清议。 后来“党锢之祸”爆发，士大夫被宦官势力驱逐、围猎、捕杀，几年下来，清流近乎干涸，只在一些深山老林，藏着几滴对时局无甚影响的“清泉”。 这几滴“清泉”因在山林待久，沾得了几许老庄的玄冥之气。即使重回庙堂，亦无法像过去那般跃跃欲试、满怀澄清天下之志。 “党锢之祸”，不仅仅是一场浊流势力借皇权对清流士大夫的清除风暴，更是深受儒家名教浸染的信徒们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纯忠”信念产生怀疑的觉知时刻。 在这场祸患中，士大夫身体和思想遭遇双重打击，尤其是后者。 在这之前，他们心里只有一个信仰--儒家名教。他们的人生追求既纯粹又单一，就是实践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维持国家纲常秩序，让每个人都安心待在他们该待的位置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但是，“党锢之祸”，却将儒家士大夫苦心经营起来的纲常秩序狠狠地锤了几下，虽然不至于礼崩乐坏，但足以将一些名教信徒震醒。 他们开始怀疑，开始从名教的藩篱中抽出身来。 这世上，难道只有儒家这条路可走吗？如果君王都不把我们当国士对待，我们还如何“士为知己者死”？如果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人生还有什么追求？ 现实的重创，精神的危机，让一部分觉醒者，躲入了老庄的“漆园”。他们在里头，也没有闲着，不能聊实事，便开始交流新思想。 不能清议，咱就清谈。 谈着谈着，玄学诞生，接着，一大波魏晋名士来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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