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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 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 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 一、 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 建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是南阳的豪族，因而开国功臣也多出身地方豪族。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刘秀不得不对地方豪族特别照顾，使得地方势力越来越强，尾大不掉。由于立国形势即如此，东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很微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汉中后期时，地方势力已经威胁到东汉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党人名声”便是地方势力强大的表现形式之一。 最能体现“党人名声”的典型，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形成的“三君”、“八俊”等称号。党人们互相标榜，将“三君”等人提高到上古“八元”、“八凯”的地位。所谓的“八元”、“八凯”，乃是五帝时期的名臣，在儒家士族心中的地位极高，称得上臣中的楷模。此时，天下的士大夫都站到了党魁李膺等人的一边，期待他们能够重建士人心中的理想政府。士人们利用“党人名声”来对抗皇权，将陈蕃列为“三君” 之一，李膺列为“八俊” 之首，公开叫板中央。 “党人名声” 是地方社会的绝对权威，超越了东汉皇权，成为地方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且，即便无官在身，党人亦喜好干涉地运行， 这也体现了党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党人领袖还成为当时政治的风向标， 能够得见他们被称为“登龙门”。而出身贫贱的郭太，得到党魁李膺赏识后，“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 车数千辆。( 郭太) 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凡此种种，“党人名声”逐渐取代东汉律法、皇权的权威，对皇权造成了事实上的威胁， 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因而，东汉皇权不得不对党人“严加注意”，结果，代表中央的皇权与代表地方势力的党人士族直接发生冲突，造成了两次“党锢之祸”的爆发。 二、 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 在东汉政府的倡导下，“乡举里选” 的制度一步一步朝着保护豪族乡里社会地位的方向发展﹑靠拢。“而乡举里选制的意义， 在于它是政府依据民间舆论登用人才的办法。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官民合作的官吏登用方式。另外，就登用标准来说，能否成为孝廉，须考虑其在乡里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单纯地看其行政能力如何。这样党人相亲局面就更加严重。 但是，新兴豪族没有祖荫，没有政治上的特权，唯一能够跻身官场的做法就是与擅权的外戚、宦官勾结，成为其集团中的一员。否则，这些仅有财势的新兴势力便只能存活在政界的底层。他们必然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故而他们与原来的士大夫豪族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宦官是“无根” 之人， 对于权力的热恋自然比不上对财富的喜爱新兴豪族有财，宦官集团有权，他们很自然地结成政治组合。因此，党人认为，宦官集团严重破坏了地方秩序， 扰乱了乡里稳定，同时也在侵犯党人的权利。 三、 党人“错误” 的政治理念 “党人”，据其政敌宦官所下的定义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皆为党人。”单从字面上看，党人一方面包含了游侠与豪族，另一方面则包括信奉儒学的士大夫。学者杨联陞将士大夫党人集团称为“清流”，将政敌外戚与宦官称为“浊流在这种儒家理念的影响下， 党人既无法接受帝王之外的人染指天子大权，也无法接受没有才能的 谄媚之人担任皇帝的左右官僚。对于信仰儒家政治理念的党人而言，外戚与宦官依附天子身边，任用无才之人为高官，选举舞弊，极大地刺激了党人的政治神经。 “党锢之祸” 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引起的。首先，地方势力的强大引起东汉皇权对党人的注意。因此，“党锢之祸” 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刘姓皇权代表了中央， 党人士大夫则代表了地方。党人在地方社会上凌驾于律法之上， 成为超越东汉皇权的权威力量， 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后汉皇帝之所以会冷酷无情地镇压党人的原因， 就在于惧怕党人之间相互勾结，连州跨郡，破坏集权统治的基础。单个的党人纵有影响和实力也未足惧， 但是大批的地方势力互相勾结的结果必然会动摇国本。因而，皇权不得不“特殊关注” 党人。第二， 党人大多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阶层， 把持了地方的用人大权。但是新崛起的宦官集团侵犯了党人在地方上的选举利益， 从而引起两大集团的政治冲突。第三，党人“错误” 的政治理念将阶级压迫问题都推诿到宦官集团身上。党人多是豪族出身， 他们本身免不了具有“阶级剥削性”。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亦负有责任。他们没有认清现状、 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因而最终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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