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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938年前后，由于战争、水灾、虫灾，大量的河南灾民逃难来到陕西，形成历史性的大移民。在这次移民中，西安道北同火车站附近地区，成了移民们避难之地。从1938年的“花园口”水灾到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到抗日流亡，西安道北一带接纳了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道北人就这样成了河南人的一个代名词，道北人所承载的苦难是河南乡亲所承载的苦难，而河南乡亲所承载的苦难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关于逃难的心酸记忆；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关于生存的艰辛；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震撼我们心灵的苦难历程。 抗日战争中，河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全省111个市县中，有109个先后惨遭日军铁蹄的践踏。更可怕的是，1938年为阻滞日寇西进，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在黄淮平原形成了跨豫、皖、苏三省个县的“黄泛区"。仅河南一省就有近1000万亩耕地被冲毁，近50万人被淹死，有1500多万间房屋被冲毁，88万多人被迫外逃。更为严重的是，黄河再次改道，形成的大片“黄泛区”，为之后的河南大旱灾埋下了伏笔。1942年河南省又遭受了罕见的大旱灾、大蝗灾，全省饥民达千万人。各县饿死和外逃人口在300万左右，另有“非赈不活"者1500万人。1943年夏秋之间，遮天蔽日的蝗虫又席卷了50余县，造成绝大多数县份夏秋两季都近乎绝收。两年中，河南到底饿死冻死多少人，当时无人统计。但有资料显示，河南省民政厅统计的全省1941年和1944年的人口数字，后者减少了近500万。中原大地有天灾，也有人祸。抗战期间，有着“中原王"大名的汤恩伯，在任国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在河南大兴土木、掘长沟、建营房、修工事、运粮秣、派夫拉差，无限制地强行征工征料，以代购的方式，强迫三四十个县的人民，向40万驻豫军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甚至公开抢劫。河南人民将汤恩伯与“水、旱、蝗''并称，可见其祸豫之深，民愤之大。可以说，当年河南人的逃荒，战争和自然灾害各占一半。
山东人逃荒去东北，河南人逃难却选择了陕西。陕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豫陕两省的历史渊源，造就了这一历史的选择。无论是1938年的花园口水灾，还是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河南四周临近各省多被日军占领，河南难民离得最近，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陕西。陕西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又有黄河与潼关这一天险，易守难攻，相对比较安全。西安是一个大都市，又被国民政府选定为陪都，人口多，工商业集中，生活资源丰富，是难民逃荒的首选。当时，难民从河南到陕西，多走西线和南线两条线路入陕。西线由郑州经洛阳、灵宝过陕西的潼关进入关中。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途较短，途中可以扒火车，沿路花费较少，为大多数贫苦穷人所选用，是一条逃难的主要通道。然而，这条线路最大的问题是充满危险。1938年，日本鬼子盘踞风陵渡后，企图切断河南和陕西的交通，潼关这个节点经常遭敌炮弹和炸弹袭扰，再加上灵宝到潼关是中日两军的真空地带，土匪横行，路面安全难以保障。南线是由郑州到许昌、南阳，经西峡县进人陕西的商南县，翻秦岭经蓝田县到达关中。这条线路优点是地面相对安全，问题是路途比西线多出近300公里，且无火车可扒，必须乘坐汽车，花费相对较高，多为商人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家选择。
经由西线进人关中的难民们或扒火车、或沿着铁路行走，他们挑着担子，一边放着简单行李，一边放着幼小儿女，另外就是推着独轮小车，带着他们那很简陋的铺盖被褥，锅碗瓢勺，沿途乞讨要饭。潼关不光是天险屏障，也是陇海线的必经之地，日军轰炸的一个目标就是来往于陇海线上的火车。为了安全通过，火车司机跟敌人斗智，每当火车开到洞口或东关后沟，就长鸣汽笛或大量放气，敌人一听见就开炮，待敌人的炮响后，火车便进人隧道，利用开炮间隙急速闯过潼关，这就是铁路人称之为“闯关车"。为了保障运输不受影响，在铁道北侧筑有一道高4米，宽约2米、遮挡敌人视线和炮火的防护墙，同时，在闯关的客车车厢上都加固了铁板或枕木，以保障乘客的安全。
1944年的一次闯关，因为难民太多，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位于潼关东关后沟的17号隧道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为了加固，就用枕木在隧道顶部支撑，高度仅可过去火车，结果车顶满载乘客的火车在进人隧道时，将车顶300多名不了解情况的难民大部挤压致死，幸存者也都四肢残疾，惨不忍睹。南线的旅途也令人心惊胆战，充满了心酸。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占领了河南荥阳县，荥阳成为敌占区，一人批的人在经过九死一生后，逼迫他走上流亡之路。时而乘坐大卡车，时而步行经许昌到达方城县的社旗镇（现为社旗县）。社旗镇到南阳县的十几公里为日军和国军两不管地带，区域内杂牌军和土匪各自设立关卡，收保护费，拉夫拉差，公开抢劫，草菅人命。有人乘坐南阳至西安拉货的大卡车，因没有客运手续老百姓叫“黄鱼车”，遇见关卡检查时，乘客要弃车步行通关。翻越秦岭时，因汽车动力不足更要下车爬山，如此经商洛，过蓝田，十多天后才到达目的地西安。
据官方统计，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9月份，陕西方面公布的收容难民人数在90万人左右。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35年市警察局对居民籍贯所作的调查显示，市民总数158897人，其中，陕西籍129148人，河南籍5092人，河南籍人士只占西安市总人口的3.2%。到1998年西安市新城区组织开展的常住居民的祖籍调查时，在该区45万人口中，竟有15万人祖籍是河南，河南籍占了33.3%。在新城区，当属道北地区的河南籍居民最多。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西安，虽然没有经过大的战乱袭扰，但依然是破败不堪，整个尚仁路（今解放路）地区、火车站附近都有待开发。越过倒塌的城垣，淤积的城河，进入道北不是农田就是荒野。在午门坊、含元殿和东菜园的几个村子外的铁路附近，零散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树林、已被废弃了的砖瓦窑场、乱坟冈和荒草滩。自强路以北的大明宫遗址内也是荒草一片，这一切无意中都为接收移民提供了方便。于是西安道北便滞留了数以万计的河南难民，他们在此寻找生计，一住就是七十多年。难民中有点积蓄的就进城做了小买卖，借住在尚仁路东西两侧的大街小巷。贫穷的只好进入道北，在荒芜的土地上游荡，寻找着生存的最低需求。但大多数难民都是赤贫，一家几口，除过锅碗瓢盆就剩下一身劳力。在童家巷，一位老先生回忆，讲了一块烧饼换回一个女儿的故事。当河南难民涌人道北时的某一日，无儿无女的他，看到躺在路边因饥饿而哭泣的两岁小女孩，用期盼的目光盯着他手中的烧饼时，便分给她一半。小女孩狼吞虎咽后，目光仍然不离他手里的另外半块烧饼，于是索性将最后半块烧饼也给了小女孩。这时小女孩的母亲在感谢好人的同时，硬是把小女儿送给他作为了养女。面对大量难民，西安市政当局，要求道北及附近各保甲，在荒地搭盖窝棚，救济难民。第一个给难民搭建窝棚的地址选在后来的建强路、大明宫电影院东侧；第二个地址在笃臣巷以东。当时，这两个地方都是荒地、小树林，可容纳数千人居住。各保甲动员村民，在地上挖一个长4米、宽3米、深1米左右的长方形大坑，用一根木质椽子作为横条，并联起6、7个人字形作为屋架，在屋架上铺芦苇，再糊上麦草泥巴，泥巴上再铺麦草，就建成了一个地窝棚子。难民每户分得一个地窝棚子后，再在里面铺上麦草，展开铺盖卷，就是家了。难民等待不及者，只好自己寻找空地，自己动手搭盖地窝棚子。于是道北的空地里全都是棚户区，密密麻麻，一片接着一片，聚集多了就形成了街区。河南难民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自信、坚强，吃苦耐劳，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住的问题安顿好后，难民们就出去打个零工，卖苦力挣个辛苦钱。于是，从火车站扛麻包的工人，到建筑工地打小工的，在火车站广场卖洗脸水的，街道上拉洋车的，摆茶摊的，卖烤红苕的、卖老鼠药的，居民区卖蒸馍的，卖胡辣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都是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他们凭借自己的一身劳力和辛勤双手，在养活着一家老小的同时，对开发与建设道北、新城区乃至西安市都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生存的艰辛锻铸就了他们逆来顺受、粗鲁不羁又侠骨义肠、豪放豁达的秉性，在他们身上有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电视剧《道北人》里唱的那样，永远不低头！经过辛勤劳动，难民们有了收人，慢慢地有了结余，生活设施也不断得到了改善。住在同仁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大爷说，他原来是装卸工，老伴帮人卖早点，卖胡辣汤、油馍头和稀饭。有点积蓄时，就在原先的窝棚的基础上打土墙，盖起2间茅草房，六十年代慢慢攒钱换成瓦房。现在住进了两层小楼房，家家大概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当然，移民到西安的河南人不光是难民，而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士。抗战时期，西安属于大后方，又有设立陪都的计划，在这个大背景下，引得很多河南企业转移到西安发展；还有一些在河南当地有产业的人家，也变卖家产，来西安做生意，寻求商机；一些学校也迁人西安继续教书育人；还有大量的河南艺人也来到西安，活跃在文艺舞台，谋求生存。这些人在西安寻找商机，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安市的发展。相比逃难的移民，这些人的生活相对过的安稳和惬意。随着铁路线的延伸，难民中的一部分年轻人有的去修咸铜铁路（1939年开工）和宝天铁路（1942年开工），有的被陇海铁路部门录用为工人，大多是养路工、锅炉工、装卸工和铁路各车务段、工务段、机务段、车辆段的员工。还有一些年轻人就加人到产业工人的队伍，进人大华纱厂和华峰面粉公司等企业，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人。道北紧邻西安车站，客运和货运量大，一部分难民看准商机，从租借使用黄包车开始，或拉人，或跑短途运货。由于勤劳肯干，态度和蔼，要价公道，上座率就高，再加上省吃俭用，一年下来，攒的钱就能买辆新车。多年辛苦经营有的自己买车，有的购置车辆多了，也开始租赁，当上了小老板。据统计数字显示，1934年西安市有黄包车2400辆，到抗战胜利时，黄包车超过5200辆，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增加的人员多为来自沦陷区的难民。1953年，八区政府在道北二马路西段修建了搬运工人的住宅小区，取名搬运新村。公私合营后，他们成立了运输公司，成为大集体单位职工。1970年代，把架子车、脚踏三轮车又更换为机械化的蹦蹦车，到后来发展到简易的汽车。1951年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时，一部分难民响应政府号召离开西安，返回河南老家。他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因为较大的城乡差距，大部分人又陆续离开家乡再次来到了西安，回到了他们熟悉的道北。50年代后期，在这里生活的河南难民生活基本安定了，以他们为榜样，第二拨的河南移民也随之涌人西安。这一次移民同四十年代的移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西安社会经济大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也就是有用工需求；另一方面新移民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先打探好消息，瞄准好工作目标，乘坐火车到西安投亲靠友，稳扎稳打地达到各自的目的。70多年来，道北河南难民和他们的后裔们，已经和西安、和西安的当地人融为一体。虽然，他们仍然喜欢喝“胡辣汤"吃油馍头，但西安本地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和凉皮等大众饮食也是他们的喜爱。同他们的先辈相比，难民的后裔们无疑是幸福的。他们大多出生在社会稳定的都市，父辈们的奋斗，为他们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有了相对较好的生存条件。他们也有机会走进学校，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教育。当他们走出学校的大门，踏上了就业之路时，告别了父辈就业的局限和艰辛，成为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主力和骨干，是国家的主人和建设的栋梁。他们不甘心祖辈先人留给他们的“道北"命运，也不为大家庭式的道北情绪所左右，以多年磨练出的粗砺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性，通过自己奋斗，涌现出了像省政协常委、三宝双喜集团总裁沙鹏程、著名摇滚歌手郑钧等优秀人才。我们承认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身社会底层，从小家境贫寒，在逆境中长大，但是他们造就了道北的传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道北同西安一道，登上了大发展的快车，物质文化生活都有较大发展。此后几十年，由于受大明宫遗址保护的影响，道北的市政规划滞后，基本建设配套跟不上时代发展，居民居住环境改变缓慢，成为西安市著名的棚户区。2007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始建设，遗址区内的居民响应政府拆迁的号召，离开居住半个多世纪的老屋，给遗址公园建设让路。2013年，15个安置小区、近4万套安置房相继落成，道北棚户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不足10平方米提高到25平方米；从透风漏雨的棚户到环境幽雅的高层小区，从尘土飞扬的小巷到四通八达的大马路，如今的大明宫遗址区周边，学校、医院、超市一应俱全，了却了许多道北居民心中多年的期盼。2015年5月，西安火车站北广场建设启动，房屋征迁共涉及3041户。此次拆迁改造后，道北棚户区的脏乱差将彻底消失，整个道北地区的面貌和居民的居住环境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区域发展也会更加良好，一个全新的道北即将出现了，道北居民幸福生活开始了，难民那段令人心酸的历史，也将被极尽繁华的盛唐气息所取代。
（本文及图片选自网络，本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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