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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本质上是一门实践艺术，无论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点缀什么样的装饰，实践这个核心都不会改变。 我之所以批评王岳川，是因为其在书法创作上表现出的低能和拙劣。批评本身是“指谬”，也是“纠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美育”的一种手段，引导、帮助书法爱好者树立书法审美的意识和准则。 王岳川教授扛起“文化书法”这杆大旗，如果只是作为理论家的观点，我是赞赏的。可是，后来王教授更多的以“书法家”的身份活跃在各种场合，既然是书法家，实践功夫是前提。理论家可以“雅尚空谈”，但书法家必须“知行合一”。 不是说“书法”之“技不如人”者，就不能谈论“书法”。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品格，就是包容，无论什么文化程度，甚至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多少领略其艺术魅力，可以谈论其优劣短长。《兰亭序》之所以是公认的书法精品，就是因为达到了“技”与“道”完美合一的高度。作为书法家来说，如果不是达到“技法”与“字外功夫”两方面合一的高手，就难以服众。 文艺批评要注重逻辑关系，不能想当然，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全面、深度地考虑问题，能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哪里。自古以来，多数人的共识是：书法是由“技”和“道”两部分组成，“技”就是“技艺”、“技法”，就是“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所锤炼的功夫；“道”是“文化”，是在技巧的基础上升华的含蓄韵味。书法艺术创作的高境界是“技近乎道”，“书法艺术的特殊处又在于，欲使‘文化’体现于书法作品中，必要以‘手艺’作为转化的唯一‘跳板’，没有‘手艺’或‘手艺’不精，即便书写者是如孔子一般的文化圣人，其写出来的书法作品中也不会有‘文气’”。 纵观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无不是文化修养深厚者，但大文豪未必一定是书法家，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虽文重百代，但书法水平的确一般，与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相比可以说是相去甚远。 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书法的技法，否则书法就不需要练了。学习书法，到底是先练技法，还是先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没有严格的顺序区分。另外，是不是有了“技”就必然能进“道”？也不见得。够进做到“技”进于“道”的都是开宗立派的大书法家，在整个历史上也是寥寥无几的。 王岳川书法的问题在于，既看不到临帖的基本功，又对结字一知半解，主观臆造。其“文人书法”，是针对“专业书法”或“艺术书法”唯重“技法”，缺少“文化”的现实，进行的矫正。但是王先生在“北大”这个金字招牌下，以高校书法教育为阵地，撑起一面“文化书法”的大旗，说是要给书法界“正本清源”，却没有展现出高人一等的水准，实在令人遗憾。且不说其笔力孱弱，单就常写错别字一条来说，其号称书法家就不合格。 有人说，王岳川提出“文化书法”的概念，难道他写的字就得是“文化书法”？王岳川的字不行，他的理论就一定不行？是不是写字水平差的人就没资格谈理论？ 知与行的问题，从学理上说，不必苛求其是否齐头并进，先“行”或者先“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公开活动，肯定是达到了艺术上的“知行合一”，起码是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如果“知”与“行”不能做到相对统一，那就不是书法家。 北京大学官网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介绍： 北大书法研究所提出“文化书法”教育的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要求北大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一条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气象”则要求具有一种正大书风，对书法研究生和书法家提出更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须有大气象大境界。这一高标准要求师生深入进行传统文化理论教学，全面讲解中国书法理论知识，针对学生书法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拓展视野，全面提升创作和理论水平。 王岳川先生倡导书法要体现文化含量，我坚决支持。无论什么行业，总是要靠实力才能服众。书法是一门实践艺术，书法家应当首先是善书者。一个认真学习毛笔字的人，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不管能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字起码有一些韵味，至少能做到线条舒展劲爽，点划和结构规范。王先生号称资深书家，但却没有体现出多少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在书法的实践上力不从心，毛笔字的基础太弱。其字要细节没细节，要传承没传承，用笔几乎没有变化，结字不知来历出处，线条虚弱缺少内涵。一个错字连篇、不通古文字、书写不得法的“书法家”，又是教授、老师、研究生导师，怎么教学生？能把学生教成什么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水平拙劣没关系，但要是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对社会、对书法的危害就大了。 王岳川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书法”的概念，比美术院校所提出的“美术书法”实践起来更难，因为“文化书法”并不是不要技术，而是超越技术之后，对文化内涵、文化修养、生命体验要求更高的一种书法。“文化书法”不能只是一个书法概念，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指引书法的发展方向，因此毫无疑问必须要有具体的书法作品作为支撑。王岳川先生既然是书法家，是“文化书法“的倡导者，他写的字当然就应该是“文化书法”的代表作。作为“文化书法”的“开山祖师”，其个人创作必然是鹤立鸡群，艺压群芳。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不能颠倒，就是王先生先有了高超的艺术水平，然后才能引领书法创作朝着“文化”方向前进；而不是因为王先生提出了“文化书法”这个概念，就证明其书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文化书法表达的书法理念当然没有问题，对王先生的批评，绝对不是抵制经典，更不是反对创新，而是不能只是流于“空洞”的口号。我们要问的是，王先生自己的创作，做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了吗？显然没有，“他的艺术主张和他的艺术实践完全是相悖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只有达到一定水准，其见解才会成立，所言才能得其要，所讲的道理才足传后世。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告诉我一个在学术界扬名立万的诀窍，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五个“一”：“发明”一个观点，搭建一个平台，笼络一批同党，招收一批学生，出版一系列著作。别管起步早晚，不论是不是真在学问上下了功夫，也别管炒作的是不是伪命题，总是能得到一些人士的认可。你制造了学术制高点，哪怕是欺世盗名，被业内同行唾骂，又怎么样呢？你挨了骂却出了名获了利，单位也出了成果，领导有了政绩，岂不“皆大欢喜”？ 有人说，自古不是有“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之说吗？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 据传这句话出自卫夫人的《笔阵图》。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只看字面意思，在整篇书论里与前后没有呼应，作者也没有具体解释，历代研究者也多有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直译字面意思，认为善于鉴赏的人不要去写书法，善于书法创作的人不要去鉴赏、评论，这是把“鉴”和“写”对立起来。第二种看法则认为，不会书法创作的人怎么会鉴赏书法的好坏？反之，不会鉴赏的人又怎么会善于书法创作？正如唐代的孙过庭《书谱》中引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名言：“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去评论淑女的标准；有像龙泉那样的宝剑，才能去评价宝剑是否锋利。总而言之，批评鉴赏必须以相应的创作实践为前提，“鉴”和“写”之间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不同的时间里交替出现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善写”或“善鉴”，不过是特定的语境下，艺术家自身一分为二地两种不同身份。创作的时候，不能把理论家鉴赏的那一套完全带入创作之中，而使创作受到干扰。而要成为能与前代大师并驾齐驱的艺术巨匠，就要建立一套自成一家的、能被人们认可并且可以流传下去的艺术理论体系。艺术家这种自我身份的转换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是十分常见的。 唐代的张彦远，在理论上的成就很高，但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张彦远自述：“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坠家声，为终身之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创作的人，只是个“善鉴”者，并因此视为终身之痛，很明显对自己是不满意的。 没有创作上的成就，能否成为书法家?能不能引领书法创作的方向？不能。《南帖北碑论》的作者阮元，《艺舟双楫》的作者包世臣，《艺概》的作者刘熙载，均有可考的书法作品传世，平心而论他们确实“不善书”。他们的书论虽然流传千古，至今仍被我们频繁引用，但是学习书法的人，有几个是把他们的作品作为临摹范本的？阮元、包世臣、刘熙载等人，没有一个能够引领书法创作的潮流，更没有形成各自的“流派”。 我一再强调，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没有笔墨实践得来的经验，对于书法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法做到从深处理解。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家，有几个敢自封书法家？ 书法审美确实是多元的，艺术也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尺”，站在不同的审美立场上得出的审美结论往往完全相反，但不能因此就可以把拙劣、粗俗、未能入门者吹捧成“行业标准”。 王先生的书法作品俗不可耐，全无“法度”可言，艺术观点谬误百出，却自诩为“正大气象”。公开展示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有错字或字法不规范者，几乎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这个问题已有很多朋友系统指出，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对于“书法家”来说，起码要过文字关，要有古文字的基础，不能写错别字。现在信息很便利，各种字典也很完备，自己不会写的，或者拿不准的字先去查查字典再落笔也无妨。谁都可能会有笔误的时候，这本无可厚非，即便是古人也不例外。问题是，一个具备基本文化修养的人，首先要知道自己写错了，比如古人常见的作法是将错字点掉，然后在旁边以小字将正确的标出，或者在题款中加以说明。可是王教授写错字，不是一处两处、一幅两幅，这到底是书写态度不够认真，还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写错了？ 另外在引经据典上也是谬误迭出，比如关于胡适“打倒孔家店”问题，王先生在访谈中曾痛批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极端观点。把“打倒孔家店”的帐算到胡适头上，公平吗？ 从公开的履历得知，王岳川先生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在中国人眼中，北大是最高学府，作为北大教授，作为北大书法研究的领军人物，自然也一定是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呢？ 1921年，吴虞编辑出版《吴虞文录》，请胡适写序言，在序文中，胡适“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把吴虞比作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这是“打孔家店”的由来，请注意，这里只是说“打”,但没说是”打倒“，那么“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哪来的？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等刊物上都没有出现。因为“打倒孔家店”是一种误传，是将“打孔家店”传说成了“打倒孔家店”。孔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这个道理，王先生不应该不懂吧。 凡此种种，不能尽言。人们由此而怀疑王先生的文化修养，尤其是与书法休戚相关的传统文化修养，进而质疑其“文化书法”的合理性，非议其作为书法家的权威性，不能说没有道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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