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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顺治初年至康熙初年，魏裔介堪称一代文人领袖，对清初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所撰诗歌体裁丰富，既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喜与人论诗，乐为诗集作序，阐扬诗之正道，主张诗言志，出于性情，关乎世运。各类文体的创作丰富，所编著书籍达65种，为文醇雅，宗法韩愈、欧阳修，对一代文风深有影响。很少离开过燕赵地区，一生的挚友主要是北地人，共同接受着同一文化土壤的滋养，有着非常近似的文学观，并在自身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魏裔介；文人领袖；诗论；文风；燕赵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又号昆林，是明末清初直隶赵州柏乡（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人，对于他在清初文学史上的意义与成就一直未得到充分地认识。宋代大文豪苏轼称赞唐代杰出文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所说的文，是指韩愈在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中所倡导的与偏重形式的骈文相对的“古文”；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魏裔介身处明亡清兴之时，虽没有韩愈般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其以自身的位置和才能仍起到引领与改变一时诗文风气的作用，此亦当引起文学史家们的重视与更多研究。 魏裔介自顺治初年至康熙初年的近四十年间，一直为朝廷重用和文人拥戴；康熙十年辞官归乡后，影响仍居，堪称一代文人领袖。著名文人吴伟业于康熙七年（1658）曾对魏裔介高度评价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名世巨人出而弘济苍生，润色鸿业。然而长于政事 者未必工于文章，工于文章者，未必优于理学，求其兼备无遗者，不数见也。当西汉之隆，萧、曹、丙、魏，号为贤相，然所长者止于政事，无论理学， 即文章且无闻焉。而司马迁、相如、枚皋、扬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称，而不及施于政事，其于理学，则亦未能窥其万一也。所为兼备无遗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于柏乡魏公。 公秉鸿骏魁杰之才，遭逄圣朝，回翔禁近。值世祖章皇帝兴治右文，招延俊茂，数举经筵，命儒臣讲论大义，或时巡游南苑，应制赋诗，一时文学侍从之臣，无不掞藻摛华，对扬休命，而公实岿然为冠首。 康熙十一年（1672），魏裔介已归乡一年有余，远在异地的著名文人孙承泽给其寄来两联，分别题：“文中子门多将相，郭令公身系安危。”“司马有时称独乐，希文无地不先忧。”将魏裔介比作隋唐时期的王通、郭子仪和宋代的司马光与范仲淹，颇见当时魏裔介在文人们心中的地位。 作为一代文人领袖，魏裔介确实在当时文人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并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徐世昌在魏裔介传中曾记，在顺治十六年，尚书梁清标和魏裔介被皇帝宣至行幄以备顾问，“君臣交孚，当其时无与比也”。又，在其子魏荔彤所纂《魏贞庵先生年谱》中，曾记自康熙五年至康熙八年，魏裔介曾以大学士的身份先后四次领祭至圣先师孔子。自汉代始，儒学一直被官方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康熙皇帝继位后，继续沿袭顺治年间制定的祭孔成例，但因他年幼不能亲临，率众前往代行其事者就是魏裔介，直至康熙八年以后才由康熙皇帝本人率礼部诸臣亲往。康熙六年，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大学士魏裔介等被任命为总裁官。至康熙十一年告成，已归隐在乡的魏裔介仍然得到康熙帝的褒奖，被加太子太傅之衔，垂爱之意甚重。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至清代初年已延续一千余年，其不仅是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选拔管理人才的制度，而且有力影响着一代文风的形成。作为清初皇权的宠臣，魏裔介也多次融入其中，对之带来深远的影响。如顺治十三年于京会试之时，魏裔介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无淹滞》疏，自此南北中卷，以人数多寡定取额，使北方质实平直之文也能得到重视并有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康熙九年，魏裔介被命同礼部尚书龚鼎孳、吏部尚书王清、学士田逢吉主会试。入闱之时，他还提醒各同考官们说：“考试官好取青年门生，故择文字秀嫩者入选。殊不知积学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经入史，命意高远，修词古奥。若不加意搜索，则彼终无出头之日矣，切不可也。”最终，使此科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有宫梦仁中榜首，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徐乾学、赵申乔、王掞、李振裕、陆陇其、邵嗣尧等都高中进士。“江南选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许燕及等，皆以为起数十年之衰，如欧阳文忠公之主试，文体一变云”。 作为重要的领袖人物，魏裔介与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龚鼎孳、吴伟业、徐乾学等关系密切。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年)授兵科给事中。入清，累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谥端毅。工诗，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在他的《定山堂诗集》中还有《咏萤和魏石生都谏四首》《秋日同石生中丞登妙光阁和韵》《丙午元日送王成公和柏乡相国韵》《魏石生都谏分饷易酒赋此纪谢》等他们间的唱和之作。即使在魏裔介辞官归隐后，他们也时有书信往来。当得知好友龚鼎孳去世的消息，魏裔介曾撰《哭大宗伯龚芝麓先生》等诗四首哭悼，内中饱含痛失知己之情，他们间多年的诗文往来，对于清初诗风发演变同样具有一定影响。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考中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康熙二年，吴伟业仲子瞵生，魏裔介曾写诗以贺；康熙七年（1668）仲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拟刻之际，吴伟业又亲为撰序，可见二人交往亦深。徐乾学(1631～1694年)，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与弟元文、秉义皆官贵名显，人称“昆山三徐”，曾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康熙九年(1670)，徐乾学考中第三名进士(探花)，主考官正是魏裔介，此后徐乾学始终向魏裔介执弟子礼。康熙二十四年，魏裔介七十寿辰，徐乾学与其他众弟子一起特制屏相贺。次年，魏裔介辞世，徐乾学亲为撰写墓志铭，叙述周详，情感真挚，长达四千余字，为古今此类文体所罕见。 除去以上三位声名显赫的巨子，魏裔介与先朝遗民和新朝官宦均有交游，前者如顾炎武、孙奇逢、申涵光、田茂遇等，后者如魏象枢、杨犹龙、梁清标、纪映钟等。康熙五年，魏裔介请假省视祖墓，“八月出京，缙绅士大夫送于国门之外者，车数百辆”。康熙十年，魏裔介有疾辞归，出京之日，“檐帷萧然，从者数人，别无行李。一时缙绅饯送者数百人，诗章多有可述。至里，汇而刻之，名曰《青门集》”。两次相送，一在盛时，一在衰时，然相送者均以数百记，颇能见魏裔介在当日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与声望。 魏裔介在社会与文人士大夫中的较高地位和声望，主要来自他不凡的才识和创作实绩。他曾在五十七岁之时，十分自负地写下“文章应许如班马，诗赋还应拟李何”的诗句，此可看出魏裔介超迈一代的文学追求。 四库馆臣评：“裔介立朝，颇著风节。其所陈奏，多关国家大体。诗文醇雅，亦不失为儒者之言。虽不以词章名一世，而以介于国初作者之间，固无忝焉。”徐世昌在魏裔介传中又赞： 裔介生当明季，喜言性理，尤好为词章之学。为文醇雅，不失为儒者之言。诗宗陶、韦，而于君臣、父子、兄弟、友朋之间，尤惓惓三致意焉。其诗有《屿舫集》《屿舫近集》，文有《兼济堂集》，共五十余卷。 清人对魏裔介的文学活动已多有关注。在清初多部诗歌选本中，皆见收录魏裔介诗歌。如，《诗观初集》卷三和《诗观二集》卷二共收录魏裔介诗歌48首，几乎每首诗后都附有评语。并以“傲岸苍浑，足救靡漫之习”等语相评价。魏宪纂修《百名家诗选》收录魏裔介诗歌68首，并作小引，称“读屿舫前后二集，不胜今昔知己之感也。”《国雅初集》收录魏裔介诗70首，诗后附简评，评价魏裔介诗歌“大抵多道学语而无头巾气，多经济语而无台阁气，与少陵北地相望于古今而无摹拟少陵北地之习气，斯为柏乡之真诗也。“吴蔼《名家诗选》、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等诗选中也有收录魏裔介诗歌。查为仁在《莲坡诗话》谈到魏裔介的诗歌创作，认为“柏乡魏相国五绝最佳”。从这样的评论中，可对魏裔介诗歌创作风格及其创作路径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魏裔介诗歌体裁丰富，既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就创作数量而言，其诗歌创作主要以近体诗为主，尤以五、七言律诗居多，总计830余首，占《兼济堂诗集》的三分之二以上。绝句的创作数量也很大，约210首；其中，既有传统的五、七言绝句，还有两组10首六言绝句。另外，他还创作有一组3首四言古体诗、87首五言古体诗、58首七言古体诗、12首古乐府、5首琴操，体式可谓丰富多样。 清初诗道颇盛，而诗派繁杂，魏裔介于其中甚有心扶正诗教，遂有《唐诗清览集》《溯洄集》之选，并喜与人论诗，乐为诗集作序，阐扬诗之正道。魏裔介论诗持传统的诗教观，认为诗言志，出于性情，关乎世运，并非小道。面对世道多故，诗道衰靡的现状，魏裔介号召重新恢复言志抒情的诗歌传统，提倡将性情寄寓于诗中，并以诗来培养和护佑人之性情，进而影响世风的改善。魏裔介提倡“真诗”，首先是拟使人之真性情重新复归于诗歌之中，并以性情为主，声调、词汇、修辞等因素应排在其后。性情有变，风格亦变，不应拘守一格，摹拟他人，让非性情的因素转而踞于性情之上；另外一个含义是真诗有其特定的道德和美学上的内涵，有的情绪是真实的，值得表达，有的情绪虽真实，但却不适合表达，因此也不足以称“真”。总之，魏裔介认为诗之立意如不以性情为主，性情不以温柔敦厚为正，皆非真诗。如此的一些认识和主张，对矫正明中叶以后仿效模拟、流连词藻，偏于香艳柔靡与过度愤激等诗风，开启清诗温柔敦厚、质实醇正的新转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魏裔介各类文体的创作丰富。赵尔巽《清史稿 》志一百二十一卷，自《艺文二》至《艺文四》共载录魏裔介的编著书籍达七类21种，分别为诏令奏议类一种：《兼济堂奏议》四卷，传记类三种：《续补高士传》三卷、《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编》二卷，史评类一种：《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儒家类六种：《周程张朱正脉》不分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论性书》二卷、《约言录》二卷、《希贤录》十卷、《教民恆言》一卷，法家类二种：《巡城条约》一卷、《风宪禁约》一卷，杂家类二种：《樗林三笔》五卷、《雅说集》十九卷，别集类一种：《兼济堂文集》二十卷，总集类一种：《溯洄集》十卷。这些书籍除去《周程张朱正脉》不分卷，其它总卷数合计达111卷。 纪昀等所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共载魏裔介的编著书籍24种，其依四部而记，分别是经部二种：《孝经注义》一卷、《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史部三种：《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录》二卷、《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子部十六种：《教民恒言》一卷、《致知格物解》二卷、《周程张朱正脉》（无卷数）、《论性书》二卷、《约言录》二卷、《巡城条约》一卷、《风宪禁约》一卷、《柏乡魏氏传家录》二卷附《家约》一卷、《劝世恒言》一卷、《樗林三笔》五卷、《多识集》十二卷、《雅说集》十九卷、《佳言玉屑》一卷、《牛戒续钞》三卷、《希贤录》十卷、《资麈新闻》七卷，集部四种：《兼济堂文集》二十卷、《昆林小品》三卷《昆林外集》（无卷数）、《溯洄集》十卷。其中，与《清史稿》均录的有14种，有7种为《清史稿》录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录者，有9种为《清史稿》未录（书名下划横线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者，三者相加总量达30种。又，徐乾学撰《墓志铭》中提到魏裔介“为文六千余首，有《兼济堂集》《京邸集》《昆林小品》《昆林论钞》《林下集》二集，共五十余卷。其他著述尚㚌，又著《希贤录》一书，分五门、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其中，《兼济堂集》《京邸集》《昆林论钞》《林下集》二集四种又为《清史稿》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未录，如此与前统计数相加，魏裔介所编著文集高达34种。 另外，《大清畿辅书征》载有魏裔介编著的诗文集57种，除去与上所列已收录的书籍外，另有31种未见收录，分别如下：《四书简捷解》《家语纂要》《屿舫集》《屿舫近草》《今文溯洄集》《唐诗清览集》《易经大全纂要》《薛文清读书录纂要》《惺心篇捷解》《观始集》《古文分体大观》《古文欣赏集》《燕台文选》《黄石公素书注解》《太上感应篇注解》《琼琚佩语》《酒史续编》《蝶庵忆记》《尺牍存余》《女戒》《女孝经》《女论语》《乡塾全书》《学规汇编》《明百家说》《左国欣赏集》《战国欣赏集》《两汉欣赏集》《六朝欣赏集》《唐文欣赏集》《宋文欣赏集》。此31种与前列34种已收书籍相加，可知魏裔介所编著书籍共65种，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高。 魏裔介为文醇雅，宗法韩愈、欧阳修，对一代文风也深有影响。徐乾学所撰墓志铭称：“诗以陶、韦为宗，文出入于昌黎、庐陵。其于科举之文，亦必规先正大家，而尤恶近日之雷同剿袭、浮蔓支离。故庚戌南宫之试，公为主司，文体为之一变云”。大学士高阳李霨亦赞扬说：“公之遭遇荣矣哉，归则杜门扫轨，穷幽探赜，凡所著述，如《知统》《论性》《约言》《读书》《希贤》诸录，以及《经世》《惺心》诸编，《清览》《溯洄》《欣赏》《兼济堂》诸集，汗牛充栋，直与身等，若公者，出则为国家之硕辅，处则为作述之大儒，业藏名山而功垂竹帛，可谓今古之伟人已。欧阳集中所载书疏劄子，动辄数千言，拳拳忠悃，其他著作，类皆原本六艺，为有宋一代文章之冠。试以公颉颃其间，几几乎凫列而雁次者。若其寻坠阐微，旁搜远绍，毅然以斯道自任，恐文忠公亦未之及也”。将魏裔介为文成就看得不亚于宋代的欧阳修，如此的高度评价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近些年，还有研究者发现魏裔介嗜乐好戏，是一个戏曲作家。在清代文人顾贞观的《弹指词》中, 有题为《【金缕曲】奉怀柏乡魏相国, 时暂假归里》词,内云: “黄阁仍开卷, 只敷陈, 平生四字, 昙腆尽遣。江左风流归冀北, 霖雨九咳春法。看赐亮十围金茧。国士无双亲下拜, 问感恩知己谁深浅。先世泽, 藉公展。…… ”词后注:‘公自度曲名《金亮传奇》’”。此词题中“柏乡魏相国” 即魏裔介；《金亮传奇》就是魏氏所谱戏曲作品, 敷演唐代名臣魏征事迹。又，李来泰《莲盒集》卷4有题为《饮魏柏乡相国家出小伶演〈羊叔子传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组诗( 原四首, 存三),从其诗可知《羊叔子传奇》一剧也是魏裔介之作。可惜此两剧均已亡佚，且少见著录。（待续） （此文刊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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