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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草书难在法度、难在笔力、难在速度、难在章法，都有道理。其实，草书最难的是书写状态下的法度自然，这种融法度、性情、技巧于一体的自然天成，应是草书的最高境界。
草书的法则具有约定俗成的规律，不仅有点画笔法和字法的规范，而且还有点画的符号化，这些符号是古人对草书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理解和书写草书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在草书书写过程中，草法也会因时因人而异。 最早的即隶即草的书体，不具规整性，称之为草隶，或俗草，还不具备严谨的草法法则，点画书写和结体都比较随意性。
在此基础上，经过文字专家和书法家的规范，形成了点画笔法和结体的规律性，严谨性，于是就出现了章草。例如，吴皇象《急就章》就是章草代表作。章草波挑明显，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势以横意为主。 在章草的基础上，以王羲之为代表，“以古制今”，创今体行草，史称为“二王草”，书写进一步规范、简化，以符号化的连笔代替点画达到了高度成熟，使得草书更加标准化，典型代表为王羲之的《十七帖》，这明显受到章草的束缚和影响，草书的点画更趋规范，而且结体也更佳加程式化。而真正具有草书意义的是王羲之的一些信札墨迹传本，书写放纵，笔势连绵起伏，尤其王献之的书作，充分体现了他豪迈的性格和浪漫不羁的笔墨情怀。这种书风，在张旭、怀素的狂草书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突破了“二王草”的规范法则，把草书的境界推向了新的高度。 应该说，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对我们当下草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一定要理解“旭素”狂草的本质精神与“二王草”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能“弃本求形”。历来对“二王草”的认知是：匆匆不暇草书”。意为“二王”作草，如今人“作真”。孙过庭关于“二王草”的点画笔法也有很形象的见解：“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的确，在草书中，没有一笔是笔直的竖画和横画，“草乖使转,不能成字”。故“钩、撇和捺”的变化最为复杂，时而以“点画”代替，时而处理成“横、竖”。通过丰富多变的笔法：实笔的按、虚笔的提，提按即为虚实，也是笔势的连带。中锋、侧锋、方笔、圆笔、翻笔、搅转、顿挫等等，彰显点画的形态和结体张弛有度的法则，彰显线条的笔力、活力和生命力。
等等这些草书元素，在“旭素”的狂草点画线条中得以放大，尤其是放大之后的点画线条张力不减，意境不逊，开辟了狂草书法新境界，这是对“二王草”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是依赖于“旭素”的非凡笔墨功力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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