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发展到盛唐,狂草成熟。在流动中求得笔法、节奏、线条、结构的丰富变化,成为草书不可移易的定则。黄庭坚是钦服唐人狂草的,对张旭、怀素都有会心之论,自言“得藏真(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 《廉颇蔺相如列传》作为山谷51岁时的成熟代表作,此帖已走出了早期《花气诗帖》用笔生硬、少圆转的起步状态,更加完善了中期《杜甫寄贺兰铦诗帖》笔法圆劲、笔势连绵的特点。 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 悟得草书要义的黄庭坚,其草书却一改唐人旧法,速度放慢,略加顿挫,在许多地方放弃线条的连续而着意于空间的摆布,结果形成与唐人迥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草书之法,至此又一变矣”(姜夔语)。 黄庭坚的草书,线条中奔放的气势当然不能与唐人相比,但空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变化的丰富性,却不让于唐人。 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 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 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 有学者评:“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黄庭坚所作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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