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明土司制度谈起，聊聊明代播州杨氏为何屡屡反叛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羁糜制度，其形成肇始于元代，而明继元制，对于改土归流的土司制度和已有的土司，更是近乎直接的继承。

然而，从结果上来看，明代土司对于明朝这一政权，却并未如元朝般认同，例如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朝中晚期更是酿出多次叛乱，这些叛乱中，又以万历朝杨应龙播州之乱最为酷烈。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中，播州之役费帑二百余万，虽不是三大征中最多，却对万历朝本就不堪重负的财政造成了最后一击。

在研究明晚期政局动荡因由之时，播州之役以及杨氏土司的叛乱，也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那么，在元朝尚能安居一地的播州杨氏，为何在明朝屡屡复叛呢？

播州地图

一、元代播州杨氏土司的建立

就像前文所说，吐司制度是元朝确立下来的一种羁糜制度，对于元朝来说，边境地区本身不利于国家用兵，扶持地方势力并保证对方的效忠，是一种更为经济和直接的统治方式。而在这种土司制度下，土司同样因为元朝的武力震慑而不敢轻举妄动，臣服和归顺既有利于它的统治，又不会与中原政权产生大范围的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和光同尘成了中原和地方最好的选择。

而这，几乎是元朝土司制度一以贯之的底色。至元十二年，“佥事四川枢密院事昝顺言，播州安抚使杨邦宪、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所谓的“世绍封爵”，其实就是元朝对播州杨氏土司职务“世袭罔替”的承认，甚至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世代居住于播州的杨氏一族并非主动归附，相反，首先抛出橄榄枝的反而是以武力立国的元朝。

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播州杨氏，正是播州一地根深蒂固的本土势力，对于这一点，元朝也心知肚明。《杨氏家传》中对于杨氏一族的崛起有着极为详尽的记载，“杨氏本系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是为播州杨氏始祖”。

从唐朝开始，杨氏就已经在播州扎根，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偏安一地的杨氏不仅没有四散飘零，反而充当起了当地的定海神针，对于境内的兵乱民祸，更是起着镇守一方的重要作用。“三世杨部射，名溥，好武功，选练将卒伐罗闽。时罗闽附南射，杨溥深入，被罗闽断其后路，力战而死”、 “四世杨清，号三公，随父出征罗闽。父战死，抱父尸不去，被罗闽执之已去”。

这些记载于《杨氏家传》的记录，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安疆定乱、世代勇武的家族，即使是抛开那些可能出于立场而出现的溢美之词，这些血色同样证明了播州杨氏并非传统意义上鱼肉一地、世代为患的豪族。

元世祖忽必烈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元朝在建国之初，并未选择武力征服的方式攻伐播州，而是采取更为怀柔的方式政策去羁糜此地。与此同时，播州杨氏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桀骜或者说不驯服的态度，相反，在关于地方治理的政务上，杨氏土司表现出的是一种囿于君臣之别下的参与状态。虽然终元一朝，杨氏土司上书谏言的次数并不算多，但大部分却也可称得上是谨守君臣之礼。比如《元史》有载“大德三年，诏锡汉英世守其土。汉英奏改南诏驿道，分定云以东地隶播，西隶新部，减郡县冗员，去屯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可见，虽然由于独特的出身，这些地方土司往往不会参与中央时政的讨论，却对于地方事务表现出了较为正面的回应。

二、明代杨氏土司与明朝的关系变动

播州地图

如果说，元朝时期，播州杨氏与中原的关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君主关系，那么明代播州一地对地方官员乃至明朝朝廷的态度却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的发生，在明朝初年土司制度再次确立后就发生了。

元二十三年，起义军领袖明玉珍攻破播州，虽然在这之后，这位建立大夏国的短命帝王就病故于此，但是其建立的政权，却使得播州直到洪武四年都一直有利于明朝疆域之外。十多年的政权一朝覆灭，带给播州人的并不完全是枷锁的打开，相反，与其余地方的割裂却在此时种下了因果。

此时，距离播州杨氏族长窦英被赋予播州参政之职，业已过去多年，这一时期，播州再次归于杨氏的统治或者说治理之下。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缴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等信物，以示臣服归顺之意。

这种臣服与归顺，在元朝覆灭的大势下，显得既合理又正常，但是与其余土司不同，播州“介在川湖贵竹间，扼险盘踞旧矣……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可以说，由于明玉珍大夏政权的短暂兴起和覆灭，此时播州杨氏所盘踞的土地，富裕程度和战争潜力远超其余土司。而这，也为之后的播州之乱埋下了伏笔。

元末起义军领袖明玉

事实上，对于这等有着深厚战争潜力的地方土司，洪武皇帝也表现出了忌惮和警惕之意，在其给于明初杨氏的初代土司杨铿的圣旨中有言“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朱元璋对于播州杨氏的劝导之言，然而事实上，所谓“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正是为了敲打这一有着足以动乱西南地方的势力所故意提出的说辞。而这样的说法在洪武一朝更是屡次出现，比如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平南时，就曾经征调播州土兵为其征战，并称“尔铿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轻听浮言，易生疑贰，故积

愆日深”从这里看，明朝对于播州土司的忌惮和猜忌，并未因后者的臣服而消失。

三、元明土司制度的区别

如果说，这种猜忌和忌惮，还只是朱元璋个人性格使然，那么明朝土司制度与元朝土司制度的一些根本区别，却使得播州杨氏最终与明朝离心。这种制度上的区别，一共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军事征调方面

作为地方政权，保境安民自然是播州土司应有的职责，在这一单上，无论是元朝还是明朝都是应有之义。但是，在具体细节上，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元代播州土司允许保有所谓的土兵，以供保境安民和国家的军事征调。尤其是后者，在元朝初立期间，土司士兵是参与征讨周边叛乱的重要军事力量，比如至元十九年，“闽叛，诏发诸道兵进讨。师道播而入，邦宪给馈饷，命将卒与之俱，乃夷之”；“大德七年五月，“杨汉英进屯暮窝，贼众复合，又与战于墨特川，大破之”。在这些军事活动中，播州杨氏承担了大量的军事义务，这本是土司设立的应有之义，但到了明朝，这样的军事任务却显露出种种强制和摊派性质，比如前文提及的朱元璋南征期间，除了对播州杨氏进行敲打以外，还多次催促后者提供战马和土兵支援，“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尔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事实上，以播州一地的军事实力来看，两万土兵其实并不算多，但西南缺马，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其调派三千战马，其实是有些强人所难。对此，习于军略的朱元璋不可能不清楚，却依旧以此为要挟。

而这样的做法其实并非偶尔为之，事实上，明朝初年，出于对战马的渴求，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确认和试探治下土司、属国的态度，明朝不仅对西南一地屡屡要求战马的供应，就连远在东北的高丽以及之后的朝鲜，也多次要求其提供马匹支持。这正是洪武皇帝的一种政治手腕。

朱元璋雕塑

（二）官职的承袭方面

元代土司与明代略有不同，“一经授职，即为世袭”是对元代土司制度的最好概括。看起来，在这种制度下，当地土司职官的权限得到放大。但实际上，由于地方的制约和家族内部的倾轧，元代播州一地，并未真正出现尾大不掉的武装政权。

另外由于“子孙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的条例必须得到元朝的承认，在土司制度的框架下，杨氏家主的权威尚需要元朝统治者作为背书。这无疑在事实上减少了对方叛乱的可能。尤其是在元朝土司进京授封成为成例之后，土司与朝廷之间的联系无疑变得更加紧密。

而另外，作为怀柔手段的一种，土司在故去之后，其继任者往往会再次受到朝廷的封赏，比如元朝至元年间的播州土司杨邦宪，在进京朝贡后，元世祖忽必烈不仅赐予了他与前任土司同样的封地，更是加封其龙虎卫上将军、侍卫军都指挥等职务，另外绍庆、珍州、南平沿边宣抚使、播州管内安抚使等职更是一应俱全，这就意味着这位新上任的播州土司刚一继任就多了绍庆一地的统治权限。

相比之下，明朝对于继任土司就再无这等优渥的待遇，继任土司“即用原官授之”成为明代定例。之所以如此，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土司势力在元代的进一步增加，尤其是播州，经历了明玉珍之乱后，土司势力进一步扩充后，明朝对于这一势力的忌惮，自然不允许朝廷继续养虎为患。而这，自然也是播州杨氏土司对朝廷日渐不满的原因之一。

播州之乱

（三）行政区划方面

土司作为地方政权的一种，其实并未如今人想象中那样成为一地之主，这种对于地方政务的把控，是元明两朝均不可能放弃和忽视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博弈，成了考较统治者政治手腕的一种指标。

历代权力结构划分示意图

元朝首置行省，这种政治区划最早属于中书省门下的下拨机构，《元史》记载，“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

这些行省虽然最早只是中书省下的分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限反而逐渐得到强化，到得元朝中期，行省已经成为元朝统治各地最为重要的枢纽机关。“掌国庶务，统郡县、

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这些职责权限，与如今我国的省级行政区有所类似，军政法三权均归于其统辖，而土司也不得不受其节制。

不过，这种节制权利却并未真正下达地方土司。元朝不到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播州土司与行省之间的博弈一直持续着，因此而引发的矛盾也史不绝书，比如在至元十五年，与播州接壤的湖广行省官员上书元帝，“播下邑黄平，壤近于荆地，荆之戍将欲夺而南，邦宪发其奸，请复归黄平”。如果从奏疏内容来论，湖广官员虽然是职责播州土官的不作为，其实真正的意图，是想要将其治下土地划归湖广。

这类的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是因为湖广行省与四川行省之间，本身就存在大量的治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元朝虽然同意了湖广官员的请求，但因此而引发的矛盾，却开始在元朝末年大量爆发，“思、播州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事实上，由于地形阻隔的关系，播州大多数地区还是愿意归属四川管辖。

元代行省

但这却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划分，往往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这正是为了抑制各地，减少其尾大不掉局面形成的可能性。而明朝，在对于此事的处理上，却与元朝不尽相同。

明朝各省的建制与元朝类似，而因之引发的矛盾同样数不胜数。在播州一地因行政区划发生争议的时刻，嘉靖皇帝并未考虑“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这一惯用宗旨，而是将播州尽数划归四川省治下：“仍以播州隶四川，分属川广守巡重夔兵备三道，而贵州思石兵道照旧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原先尚可通过彼此间的制约完成对播州的压制，到得此时开始失效，这也导致了在杨应龙叛乱发生之后，杨氏可以依靠山川险阻来抵抗明朝的平叛部队。

四、结语

元明两朝对于西南一地的经营，均不可谓不认真细致，但是其结果却并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很难用对错来分析和臧否两代政策的优劣。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外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自入主中原以来，其执政方针和政策自然融合了蒙古部落的部分特质和特征。与前朝相比，蒙古对待周边势力的态度更加开放和宽容，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实际状况，但是这种宽容和开放，同样建立在其军事立国的基础上，开疆拓土是其立身之本也是荣耀之源，正因如此，在对待西南土司势力时，这种逐步迭代并不断扩充的疆域观，有着较为进步的一面。

蒙古族崛起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以武立国但却不可持久同样是元朝统治的真实写照。这也是元朝后期播州脱离元朝统治的原因。到得明朝初年，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明朝，自然更加慎重的对待播州土司的治理难题，明代士人刘文撰写的《滇志》中曾言“施羁縻于夷狄，非络首穿鼻之术，盖授之爵赏，被之章服，俾自为治，而用夏之变与焉”，可见，在明朝人眼中，土司制度并非简单的羁糜之制，相反，通过收束土司权利，挤压其生存空间，是明朝对待土司问题的最终方案，这一方案的施行，不可避免的侵犯了播州土司的既得利益，继而爆发了影响深远的杨应龙叛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更为积极的政策，看似对土司进行了压迫和排挤，但其实质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对于地方权利的收束。这一政策，虽然被迫宣告失败，但其意义仍然影响深远，这也是明朝覆灭后，继任的清朝继续改土归流之策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国土司制度》

2、《明代平播战争研究》

3、《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军事征调研究》

4、《元代播州土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