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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1920年代初，与茅盾、叶圣陶等创立文学研究会，建国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本文原题《作文摘谬实例序——一个国文教学法中的新问题》，选自《学文示例》，是郭绍虞为燕京大学一年级学生所编的国文教本，文白互收，韵散兼采，类聚性质相同之文，理论实例同时并顾，既适于语言文字训练，又适于文学训练。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郭绍虞先生 在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和逼促，使我注意到大学国文教学的问题。我为了注意此问题，于是先定下两种步骤，一是国文教材的编纂，又一是学生作业的整理。 我们所以先顾到这两点，即因这与国文教学的方法有连带的关系。我对于大学国文教学的基本信念有两点：一是旧的教学方法不适于现在，又一是中学的教学方法不适于大学。因此，关于国文教材的编纂及学生作业的整理，也即本此基本信念以进行。关于教材编纂的经过与旨趣，我已在二十八年度的文学年报第五期说明过了；至于学生作业的整理，则以尚未到结束的时候，故也没有发表过意见。现在，黄如文先生已将此项材料整理就绪，所以我再把从事于此项工作的经过与旨趣缕述如下： 一般青年常感觉到国文之重要，而同时觉得自己国文程度之不够，于是请教于先生，请教于作家，乃至请教于富有经验的国文教员——怎样能使自己的文章写得通顺呢？这是一般人时常萦怀于脑际的问题；可是，所得到的答案，却未必能满足他们所预期的要求。 郭绍虞和夫人张方行及五个子女合影 这实在是一个难问题。问的人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文艺文？是学术文？是思想的训练，抑是技巧的训练？问得笼统，答的自然也不易着边际。再有，答的人的兴趣也各不相同。各有所长即各有所见，各有所见也即各有所蔽。我们姑且不说“莫把金针度与人”，即使有人肯把他所辛苦获得的经验，和盘托出，然其所告人的，是否正确，与是否适合问的人的需要，那便大成问题。 这实在是一个难问题。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昔人谓诗话作而诗亡，那么学文方法，原不可举以示人。再有，为什么知者不言？即因嚼饭喂人，总不如使人自尝之甘。方东树曾说过：
那么，“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此类问题，除使人自悟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然而我们能知难而退，遽止于是吗？我们总想在没有办法之中，找出一些办法；我们更想在旧的、普通的办法之外，找出一些新的或特殊的办法。 以前一般人对于学习国文别无其他方法，只是熟读精诵而已。以前一般人对于国文教学也别无其他方法，只是逐句解释而已。其高者则有所谓评点圈识之学。然而这些方法，在今日已不能适用。盖以逐句解释在中小学犹有其需要，在大学便觉其无谓。评点圈识之学，章实斋已议其不合文理；现代人学文，更不用泥此死法。至于熟读精诵的方法，又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玄之又玄，使人无可以入手之处，故实行为难。此其一。又，熟读精诵，只是昔人所谓学古人说话声响而已，仅仅学古人说话声响，在昔道学家已不能满意，何况今日！此其二。再有，古人为文，归趣一致，所以可以摹拟，同时也需要熟读精诵，现在则语体文兴，面目迥异，无用取则往古；因此，此种方法便不感需要。此其三。何况诵读之调也如方言一样，各地不同：大学中的教员学生既多来自各地，而欲以此不能统一的方法，强迫学生以诵读，更为事实上所不可能。此其四。因此，这些方法便不适宜于现代大学中的国文教学。 1933年春，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为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 为了旧的教学方法之不适于现代，为了中学的教学方法之不适于大学，所以一方面对于教材的编纂，宁取其量之多而不必重在约选，宁取其质之滥而不必重在精选。盖精选约选的目的，不外使人易于成诵，能有几十篇古文朗朗上口，好似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而已。现在则不然！所重要的，乃在训练其思想。如何使其思想有条理，如何使其思想有系统，易言之，即如何驾驭繁复凌乱的思想，表现得明白而清楚，这才是我们所欲注意的问题。再有，所重要的，更在培植其思想。如何丰富其常识，如何启发其彻悟，学充则文自至，所以更应注意，如何使其洋洋洒洒，思无穷，写不竭，减少无话可说的痛苦。因此，多读不如多看，多讲授不如多参考，选短文不如选长文，讲词句的意义或出处，不如讲整篇的组织，就篇内讲解不如就篇外发挥。这是教材的选辑基于此种教学方法的关系。 其在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作业的整理，又因我们所注意的，不是学古人的说话声响，乃是学古人的说话方法；而此种方法又不是起承转合一挑一剔的功夫，乃在如何表现其思想，即如何表达他所应说的话。因此，我们可以用此种标准注意古人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此种标准注意学生的作品。注意古人的作品，是所以示之准的；注意学生的作品，又所以去其病累。 陈思王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刘彦和也说：“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织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所以文章之病，不仅小学生有之，中学生有之，大学生有之，即已成名的作家也有之。以陈思王这样虚心，“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犹且武帝诔中“尊灵永蛰”之句，明帝颂中“圣体浮轻”之语，见讥于《文心雕龙》。所以作文非难，去病实为难。 昔人称黄鲁直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见其窜易字句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于是文章日进；又称欧阳永叔为文每就纸上讫，即粘挂斋壁，卧兴观之，屡思屡改；又称张文潜得白香山诗稿，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于此，可以看出昔人之用心，无论如何明白平易之作，好似漫不经心，实则未有不加锤炼而成者。看见昔人锤炼之迹，于是便悟去病之方。盖“大匠不示人以璞”，而此则以璞示人了；“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此则以金针度人了。所以作文无法，去病便是法。 郭绍虞在上海故居，南京西路866弄6号（现奉贤路148弄）大华公寓二楼 为了这样，所以我们要整理学生的作业，而于作文摘谬实例中设法减除行文易犯的病累。 平常，教员辛辛苦苦批改了学生的作文，也不暇再顾及它能发生怎样的效果；而学生接受了教员的批改，也往往不加注意，有时或且随手扔入字纸篓。我总觉得这些宝贵的材料任意处置得可惜，所以有整理的计划考虑。此种计划，以前虽没有古人注意及此，而在我也未尝不是受前人的启示。王若虚的《滹南文辨》、叶燮的《汪文摘谬》、方苞的《古文约选》、纪昀的《史通削繁》，都已明示人以作文去病的方法。民国以来有林传甲评阅的《易水文源》，有《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与《文章修改》，于是文言文与白话文都有改正的实例。不过这些例，或是随笔摘举，或就整篇批改，都不曾明定类例，所以犹不成为比较简捷的方法而已。 现在，我们搜集这些作文易犯之错误，而分类归纳，具体地指示以如何改正的方法，则作文法不成为空谈而近于科学。再利用这些材料，用作测验的工具，则对于国文的考试也比较有可靠的标准而切于实际的应用。我们所以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试验者在此，我们所以认为对于国文教学法当能有较满意的贡献者也在此。 郭绍虞在上海故居 至于从事于此项工作的情形，人事方面，最初有吴晓铃先生，其后有杨敏如女士，最后为黄如文先生、顾培懋先生及高贻帉女士，这原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而现在独署黄君名者，不过黄君用力较多，且为是项工作最后完成的一人而已。在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这一学年度中间，我们搜集大一大二以及所有习作各班的改卷，将原作与改正之处，用蓝红二种墨水，分别记录在卡片上面，登录之后再加分类，分类之后再加整理。在当时，大一大二以及其他普通的习作班，大都是每星期作文一次；有些比较特殊的习作班，则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所以在每一星期中，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的作文卷须加登录与整理。工作之繁重既如此，而于整理之时，分类析例，不免时有改革，只须类例稍有变动，往往从以前做过的工作重新做起，所以比较费时间。现在这一些材料虽不甚多，乃是整理之时一再删汰的结果。有的因为体例详略的不合，有的因为单独摘出的时候，没有上下文的关联，便觉得无甚意义，所以登录的材料虽多而整理后的所获却并不很多。我们正因为整理的麻烦，所以只能作一年的试验。但是我的希望，最好能有好几年的材料，预先定下一个完整的计划，注意文体的不同，注意题材的不同，则此项工作，一定比现在仅仅就一年中工作之所获而加以整理者为更有意义。 这又是我的一点希望。 我于此项工作，因为信托这几位工作的成绩，而且事实上也因事务的牵掣，不能多费时间，仔细审查材料的内容，所以便请黄先生多负这一方面的责任。现在，只因为我是此项计划的发动者，故为序其原委如此。 编辑 | 潘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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