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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旧注皆以天端为一词，谓天始也。如春王正月便是天始。然细核此处，天端不能为一词，当在中间有断也。“上探正天”和“下明得失”对偶，“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和“起贤才，以待后圣”呼应，如此方语义条然也。端者正也。后为君后，圣为圣上，后圣便是指君上也。上正天之序，所以下明得失。天行有律而四时有序也。上端王公之位，下起贤才。王公正位而贤才思进也。上端万民之欲，下以待后圣。万民欲正而圣君出也。）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旧注以王公为缘上而误，当作见王心。此以见为视也。然此见，绍介也。记载王公之事，所以言见也。）史记十二公之间，（此十二公即春秋十二诸侯也，太史公作十二诸侯年表，其实包含周和吴当数在十四也。十二诸侯一般指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个诸侯国。）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时值东周衰弱，故言衰世。行事，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谓已行已成事也。”故行事犹往事也。晋干宝《搜神记序》云：“缀片言於残闕，访行事於故老。”便是此意。王心者，明王致治之深心也。空说其言，不如有事其喻也。）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此段语义难解。子贡、闵子、公肩子皆在孔门七十二贤也。旧有注谓资当作贤，或便受此影响。切者，真切也。资者，行用也。其意谓，言语真切为国家所用，最后却不能保社稷，皆是不读春秋的原因。然子贡虽长于外交，却“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也算是能保社稷了。闵子骞以孝闻，公肩子惟记其名。举三子为例，似乎未见其洽。）故卫子夏（子夏另有云春秋末晋国温人或魏人之说，近人钱穆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故世子（世硕也。《汉书·艺文志》云：“《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其书已亡。）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本鲁史，故鲁国事详而他国之事略，然因其详尽记载本国历史同时也包容天下发生的大事。旧注或谓予先为子先之误，然子先未知何人。此节当是董子自序，故予先当理解为董子之祖先为妥。）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大得以德，小得以仁。)故曾子、子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盛美齐侯（齐桓公也。然曾子、公孙龙称赞齐桓之言未见所出，不可考），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处也）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鲁得意于齐（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而春秋皆不告（《尚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此告之意也）。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以此言为立身安国之本，所以言次，次者处也。）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渐，事之端先见之始也。）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楚灵不仁在于弑君，灭陈，杀蔡，起章华之台，好纤细之腰也。晋厉公不仁在于杀三郤。）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厄者，隘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宋襄虽败而春秋善之，以其列阵以待遵其礼，哀怜伤病老弱是为仁，成列而鼓明其信，争义不争利有其义。仁礼信义，王者之心也。今人皆谓宋襄迂腐，不知权变，岂知末世重利，多见阴诡智谋之局，何少权变诈术之徒？宋襄在矢石交攻之际，生死存亡之时犹能谨守其德，实在可贵。故春秋善之，欲救乱世之德化也。有此德化，民方能实享其福。）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成章华之台也），或暴虐贼害人（杀三郤也），终皆祸及身。故子池言鲁庄筑台（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郎、薛、秦），丹楹刻桷（《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丹桓宫楹。”又《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礼也。”），晋厉之刑刻意者（晋厉杀三郤，虽楚行反间，成却在刻意），皆不得以寿终。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恕犹仁也。内怀不仁也），求备于人（备者，尽也。要求别人完美，刻薄之意也。仁者求备于己而不求备于人也。《尚书·君陈》云：“尔无仇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此之谓也）。故次以春秋，缘人情，赦小过，而传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此传，《公羊》之传。《桓公十八年》：“（经）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传）贼未讨，何以书葬？仇在外也。仇在外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此一也。《宣公十二年》：“（经）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传）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此又也。按春秋例，国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两例，一贼为齐国国君，在外不得讨。一贼为楚所攻灭，无可讨。故缘人情，死者为大。赦小过，贼不讨也。因而书葬。君子辞也，孔子之见解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言王正月而明大一统。郑伯杀段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不名谓之微国。如此之类。）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成者齐桓、晋文；败者楚灵、卫懿之类。）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齐桓、晋文用春秋所善而行则霸。）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用春秋所恶，楚灵身死，卫懿国亡。）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麤（麤，猶疏也）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二名，以二字为名。上古之礼并不以二字为名为无礼，如，尧名放勳，舜名重华，禹名文命。春秋前中期二字为明亦多，并未认为无礼。于春秋后期以二名为无礼，应该与其避讳有关。名用字多，避讳就多，民多不便，孔子在春秋推崇一名，或者便是希望帝王之名避讳最少，不致遗民不便，所以示崇仁义，为后人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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