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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知道巩笔驿?在张掖之西

 星河岁月 2020-01-16

河西走廊自古就有四大灿若星辰的繁华之地,自东南至西北,依次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尤其张掖居中,地理位置尤显。汉武帝时西讨匈奴,设张掖郡,以“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义得名,西魏时称甘州。它的周边,有湖泊湿地,祁连雪水夏日瀑流遍野,粮草丰盈。陶渊明曾在《拟古》其八中想象过自己年少时应抚剑远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在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人心目中,张掖已是非常遥远之地,想起张掖,只是偶然寄托思绪,但岂知,远在天边的河西人,又何曾以为东晋乃至南朝遥远呢?正如《论语》中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思想她与向往她,距离她就不会遥远。河西自西汉设郡以来,从没有须臾疏离过以中原文化来塑造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文化一直是在历史的深处,潜移默化,就像夏日祁连山融化的溪流,没入沙漠戈壁,常常若隐若现,当一片绿洲突然呈现时,人们才沿着草蛇灰线,寻其踪迹。譬如张掖在历史上最负盛名一事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万国博览会”。但为什么会出现一次如此震惊世人眼球的盛会,必然要进行历史的追问。久居河西的世家大族曾向北齐、北周输入文化与政治制度,此后当然是隋唐政治文化的渊源之一。这也是隋代政治军事必须重视河西的结局。公元609年,隋炀帝亲率几十万大军西征,击败盘踞在祁连山八宝河上游的吐谷浑十余万人马后,乘坐他举世闻名的移动宫殿“观风行殿”,来到张掖燕支山下的一片广阔草原上,安营扎寨,召开万国博览会以示庆贺。观风行殿下装有轮子,可以像车一样由马拉行与推行,殿内可容纳数百人,雄伟壮观,而比此行宫更令人称奇的是与大军一路同行可瞬间拆卸与安装(应是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的“行城”,该城周长两千步,用厚木板做城墙,粗布贴面,墙面画有各种装饰图案,城楼高耸,无比庄严,十里之外望见者,都被这座突然而降的城池所震慑。隋炀帝就在此城、此殿中宴飨前来朝拜的西域诸国王公使臣,同时,成千上万的各国商贾在这片草原上云集,城池内外,到处陈列着奇珍异宝、各色丝绸布料;乐场杂耍不断,讲经说书抑扬顿挫,人群噪杂而欢乐的交响声在群山之上久久回旋,不能散去。《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其蛮夷排列者,二十余国。”

隋炀帝举办'万国博览会'

一时的喧嚣,曾显赫与辉煌,而支撑人类历史永久绵延的文明,总是如深夜的晨星散落在戈壁的沙砾和断壁残垣中,等待人们在每个幽暗的角落重新发现与唤醒。

鸟瞰张掖城外,其周边曾出现过的古城巩笔驿,知道的人却很少。小小驿城,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微不足道,但它曾经以小显大,见证过在一千多年前动荡变化之际,人类文化怎样偏寄一隅,文明得以继承和传扬。作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七世祖西凉王李暠曾经盘踞的河西一地,至李唐王朝执政时,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巩笔驿就是这众多繁星中的一分子。巩笔驿在汉语古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源于《旧唐书·王君㚟传》,唐开元十五年,王君㚟(音确)任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武威),当时回纥宗族瀚海府司马护输伺机对其进行突袭。当吐蕃派使者走小道试图与突厥国取得联系时,“君㚟率精骑往肃州(今酒泉一带)掩之。还,至甘州南巩𥫱驿,护输伏兵突起……遂杀君㚟,驮其尸以奔吐蕃。”所见《旧唐书》诸版本如百衲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中华书局平装本将巩笔驿写为巩𥫱驿,《新唐书·王君㚟传》虽无记载,但《新唐书·志第三十、地理四》(中华书局平装本)中载:“张掖,上。有祁连山、合黎山。北九百里有盐池。西有巩驿。”《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九月闰月条载:“会吐番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㚟率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杀君㚟。” 而查编修于清乾隆年间的《甘州府志》有关该城驿的记载,与《新唐书》雷同,将该驿记为“巩驿”。

有两个悬疑,即该驿究竟在张掖城的什么方向?《新唐书》明确说:“张掖……西有控驿”,而《资治通鉴》与《旧唐书》基本一致,都记为“甘州南控笔(𥫱)驿”。事实上在张掖城西偏北有南北两座古城遗址,从考古的角度,北城、南城虽都有汉砖的碎块,但南城东门外筑有瓮城,而北城则无。历史地理学家王北辰认为,“瓮城这种建筑结构,基本可以作为区别汉城或唐城的标志,南古城既有瓮城,而且城墙内夹有大量的汉子母砖,可证古城在唐代经过了修筑,曾被唐人所利用。……可以肯定南古城即唐之巩𥫱驿。” (见《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甘肃黑水国古城考》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我认为,两座古城很可能在唐代以前都曾经叫巩笔驿,到了唐代,北边的巩笔驿废弃,而南城兴盛,重新得以修缮,所谓南,是相对于北边的巩笔驿而言,叫“南巩笔驿”,却不是张掖城之南,而南控笔驿大体在张掖城之西,也是比较准确的记载。如此,以实证为基础的断句,就使得《旧唐书》《资治通鉴》与《新唐书》的记载并不矛盾,前两种典籍侧重于分辨所发生该事件在南北两座巩笔驿的哪一座巩笔驿,《新唐书》则记载唐代所发生该事件的巩笔驿在张掖城的什么方向。

悬疑二,到底是巩𥫱驿,还是巩笔驿?历史地理学家王北辰认为应是巩𥫱驿,因为《旧唐书》清以来几个版本都刊为𥫱,另外“𥫱乃是指粮囤而言。依此则巩𥫱乃是粮囤巩固,或巩若粮囤的意思,乃是一个既可以理解而又有积极含义的驿名。至于《新唐书》所记巩驿的字,既不见于唐代以前的字书,甚至也不见于宋代以后的字书,这个字是不可理解的,……最晚成书的《资治通鉴》又把字改成了笔字,就越发使人难解,使人难信了。“(见上引《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甘肃黑水国古城考》一文)我认为王北辰先生的理由及论断值得商榷,他所说的难解、难信,大概源于他对文字变迁历史的隔阂与疏忽。在、𥫱二字难以分辨时,主要依据《旧唐书》所存版本(百衲本最早参照南宋越州刻《旧唐书》残存六十七卷及明嘉靖闻人诠刻本)就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至少不严密。古代史书,卷帙浩繁,最初成书,无疑都是手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至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完成,历时仅四年多,期间监修大臣数易其人,基本抄撮唐代成书及史料稿本。发生字迹变形的原因,或许是稿本、原史料书写者或编史者在抄录“笔”字时,其字下半边毛字中间一笔按照楷书的书写法则,切、提、顿按再加一回锋,就很容易写为“𥫱”,而后世传刻史书者,对该驿名不熟悉,只能将字形刻错,最后以讹传讹。至于《新唐书》作为北宋官修史书,修史时间较长,其刻本流传不断,现今可参照的有两种北宋版本,比如残缺北宋嘉佑十四行本、北宋十六行本,所传刻本比前者早却可信,所有的《新唐书》版本中都记为“”,虽然字书中无这个字,但字数中却有“笔”字。《康熙字典》引述《集韵》:“笔,与筆同。”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将该驿名未写成“巩𥫱驿”,而坚持写为“巩驿”,必有其道理。那是因为这个驿名非“巩𥫱驿”,而是“巩笔驿”。古人写字,减少一雷同的笔画,是常见之事,到了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将其正式记为“巩笔驿”,必然渊源有自。除了宋代《集韵》对“笔”字有收录外,唐代之前也有将“筆”写为“笔”的例证,譬如南朝北齐《隽修罗碑》“绝笔刊功”四字中,就将筆写为笔。至于王北辰先生说这个驿名叫巩𥫱驿有积极意义,难道叫巩笔驿,就没有积极意义了吗?况且驿站在古代就是“置骑也”(《说文》),主要是供国家军政传递消息书信者换马与休整的地方,粮草肯定有,但不是囤积粮食的地方,就此处而言,国家囤积粮食之地必然是在重兵把守下固若金汤的张掖城中,而不会在城外的驿站。将驿站变成粮囤,大概没有这样大意昏庸的官员。如果说取“巩若粮囤”义,就更不可取,粮仓从来都是易火、易取之处,是脆弱的,必须要重兵把守和看管,谈何本来坚固?

因此可以肯定,张掖城外的驿站叫巩𥫱驿并没有多大可能,而叫巩笔驿,可能性却很大。至于王北辰先生说如果叫巩笔驿不可理解,事实难道果真如此吗?叫巩笔驿,究竟有无如此组词的历史文化成因?

在四川广元县有一个古代城驿遗址,叫筹笔驿,蜀相诸葛亮于此筹划出兵北征伐魏。自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返回筹笔驿,据传在此写下《后出师表》,后世许多诗人都游历并诗咏过筹笔驿。唐代诗人罗隐就有一首题目叫《筹笔驿》的诗:“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运兵如神、善于谋划的诸葛亮去世后,魏将邓艾率大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蜀国的千里山河就被后主这个孺子阿斗拱手相送,如果两朝文武“冠剑”诸葛亮在天之灵有知,岂有不恨谯周的?唐诗人李商隐也有一首《筹笔驿》的诗,写尽了对刘蜀的遗恨。其中颔联:“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诸葛亮徒然在此神笔筹划,最终刘禅却乘坐邮车去投降。宋代陆游也有一首《筹笔驿》的诗:“运筹陈迹古依然,想见旌旗古道边。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也是赞诸葛、感叹孺子阿斗投降之事。

除了筹笔驿,在南京冶城山上朝天宫有一梦笔驿,那里原冶城楼冶亭处,曾是古代驿站,大概就是古代梦笔驿所在。关于梦笔驿的来历,与南朝诗人江淹有关。江淹年少成名,文章、诗赋俱佳,他的《恨赋》《别赋》写生离死别,酣畅淋漓,抒情写意都能达到极致。但江淹自入齐以后,地位不断攀升,声名日渐显赫,尤其入梁,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最后变为御用文人。《南史·江淹传》载,志得意满的他曾对弟子说:“吾本素官,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后边两句,恐怕不是心里话,只是一种高调。由此看来,养尊处优的他,意志堕落,应该顺理成章,最终与他所尊崇的两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郭璞“位卑才高”的境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生活于南朝齐、梁间的钟嵘在《诗品·齐(梁)光禄江淹诗》一节中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将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冶亭处的梦笔驿之名,由此而来。另外从江淹的文学作品来看,其“才尽”大概在齐武帝永明年间,此时也是文学史上永明体形成时期,江淹与讲究音律声韵的永明体诗歌格格不入,其笔衰,也是因其不愿与文坛思潮同流的结果。《诗品·梁左光禄沈约诗》曰:“所以不闲(娴)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沈约有别经纶且“长于清怨”的章句才是当时的时尚。一时有一时的文学,古往今来,文学最为时髦,靠文学位及人臣,一旦如愿,就不再弄潮,文学尽可荒废。这大概成为一种必然。江淹梦中失笔之地此后被称为失笔驿,成为江南名驿,不知引发了历代多少文人骚客的感怀与凭吊。陆游有《梦笔驿》的五言诗,宋代姚宏也有一首《梦笔驿》的诗:“一宵短梦惊流俗,千里高名挂里闾。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读半行书。”怀古抒情,痴眠沉醉,缱绻不已。

一个筹笔驿,一个梦笔驿,皆为失笔之驿。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少数族裔杂居、偏远的河西效仿南朝,并能舍去筹笔驿、梦笔驿消极的一面,而汲取其积极的一面,在张掖城(甘州)西北方向设立巩笔驿,那么该驿名,除了良好的祝愿,就是对于笔底所蕴含的汉文化的向往、追索与传承。由此一点,可扩至整个河西走廊,这样一种对文化的神圣坚守,在荒凉的河西竟然是彪炳人类文化的一段历史现实。这条通往中亚西亚及欧洲的通道,一千多年前,曾作为中国文化的繁盛之地,让人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回首与驻足。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东汉末、经历西晋、北朝,中原学术中心分化为南朝统御的江浙一带和河西二隅,东南与西北形成犄角之势,而北朝及隋唐所承继的文化传统其中最主要的一脉正是源自河西。陈寅恪空谷足音的论断令人无法置疑:“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人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他又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见《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四月北京第一版)在这样一个崇尚汉文化的氛围中,隋唐之际的河西统治者模仿前贤,以筹笔驿和梦笔驿典故为背景,设立巩笔驿,让河西一隅的文脉继续巩固与传扬,绝不是偶然的突发奇想,而是文化历史使然也。

(作者为《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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