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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个世纪以来，莎士比亚戏剧滋养、抚慰了无数孤独而又渴望永恒的心灵，其影响力无远弗届。且不说在世界各地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场次，单就拿其衍生的小说、戏剧、绘画、诗歌，以及20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的数量来说，何其多！无怪乎莎士比亚的戏剧被奉为西方经典作品的“中心”[1]。 在莎士比亚的三十多部戏剧作品中，《哈姆雷特》无疑是“中心的中心”。稍稍受过西方文学教育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哈姆雷特王子忧郁的调调，或者多少还能背诵剧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独白。而对熟悉并喜爱《哈姆雷特》的读者来说，哈姆雷特王子仿佛离我们这些普通人并不那么遥远，他是我们朝夕相处的老熟人，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这位老熟人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王子的踌躇犹豫，就像我们每天都会遭遇的操心和焦虑。王子对人世的愤慨，也正是我们切身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后常常涌现的情绪。于是我们常常不无自恋地感叹：“我们就是哈姆雷特”[2]。 不过，按照屠格涅夫的说法，我们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哈姆雷特。[3]我们只是有点接近他，因为，哈姆雷特那种好问、好分析的特征实在太典型太异乎常人了。比方说，我们通常总在确认行为的好坏对错，我们会说，这样做或那样做才算好的、对的，但哈姆雷特却总追问，是这样吗，意义何在.与此相应的，王子也特别热衷于总结归纳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结论。[4]什么样的人把好问，渴望认识人生真理和意义，整个智慧和心性始终往高处攀登当作自己的事业呢？在我们有限的认识范围内，除了哲人[5]，无他。如此，回过头来看，我们普通人与哲人王子的趋同仅是表面的，两者的差异才是本质性的。“我们就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悲剧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未免把我们这些普通人抬得太高了。 哲人哈姆雷特是比我们高的人，这并不是说哈姆雷特的品德或者世俗身份超乎寻常，或者说他过的是与我们日常围绕事业、家庭和爱情等展开的生活无关的日子，而是说，与我们庸常的世俗状态不同，哈姆雷特这类心智高超的哲人总是生活在一种富于张力的极限状态中。阿兰·布鲁姆曾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提到，伟大的剧作家之所以选择伟大人物作为戏剧的主角，是因为伟大人物最完美地展示了那些我们生生世世都关心的人性主题。[6]此言不虚，伟大人物的极限状态其实就是人性的极限状态，是在这些极限状态中，我们才有机会看清并理解自己。 二 1736年，汉莫爵士提出“哈姆雷特为什么不立即杀死克劳狄斯？”之后，许多评论都注意到哈姆雷特的哲学心性与人的日常行动力之间的冲突关系。[7]歌德眼光独具地把人的行动力与哈姆雷特具体的王子身份联系在一起，他强调，哈姆雷特所要担负的根本重任是统治国家，而王子却因好问的哲学心性而没有能力来胜任这项伟大事业。[8]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容易接受好问误事的道理，但是，一个好问的人为什么没有能力担当统治者的重任呢？尤其是像哈姆雷特王子这样的哲人，他品性高洁，爱琢磨生存的意义问题，是个以追问好的、正当的生活为己任的年轻人，相形之下，老王哈姆雷特也逊他三分，相貌丑陋、权欲熏心、弑兄娶嫂的克劳狄斯更不知要矮几许，善良的人们一定觉得，统治国家的重任理应由哈姆雷特这样的人来担当，哲人王子不能胜任统治者的伟大事业，难道肮脏的克劳狄斯就能？简直是稀奇怪事了。歌德没有就上述话题详细展开，[9]循着歌德打开的思路，我们姑且就从哲人王子的哲学心性与治国重任间的关系出发，帮着善良的读者评估一下王子称王会遇到的极限困境。 在剧中，反映王子哲学心性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追问杀父真相。第一幕第四场王子面见父王鬼魂得知杀父真相。之后，王子总在怀疑，鬼魂说的是真的吗，有没有骗他？于是王子精心设计了“捕鼠机”大戏验证真相，而不是立刻展开复仇。在此，王子的好问和求真最终是为了完美复仇，这样，他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好的”，“正当的”，也才可以向父亲交代。几无例外的，人都求真，王子的这些行动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都容易理解。可以想像，当遇到类似的遭遇，我们也要问个清楚，求个明白，好有个交代。一旦犯罪事实清楚了，仇也报了，一般人心里也就踏实安宁了。奇怪的是，王子在破案的过程中，总是跳出复仇这件事情本身，转而思索人存在的意义这样抽象的命题。按照歌德的说法，王子“好像在宫廷里也要继续一种学院式的生活习惯”[10]。这是罕见的。常人或者统治者极少这么做，即便感叹人生，也只是偶尔为之。确切地说，一般人的求真常常仅限于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期与大家眼里的“好的”、“对的”、“正当的”相符合，实际上我们并不继续追问下去。与此不同的是，哲人则要越过大家的“意见”，去追问、沉思什么是真的“好”、“对”和“正当”。向哪里、向谁追问？神吗？哲人首先是人，他只能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和结构来理解、确认真理，然而，哲人一方面坚持不放弃人的智慧转而接受神恩（虔诚的信仰者则放弃了人的智慧，无条件接受神的教诲），另一方面又试图越出人的界限，涉足神的领域。按照哲人的这种品性，神也是要被请到人的天平上去称称斤两的，这当然称不出结果，只会剩下无止尽的问和求。摆明了，对哲人来说，“好”、“对”和“正当”本身总是悬而未决的。相当令人困惑的是，哲人尽管对什么是“好”之类的问题尚未得出结论，却又矛盾地将沉思的生活当成最“好”的生活，甚至还把沉思的欲望看作人间最高尚的以及让哲人最难把持的欲望。[11]哈姆雷特王子不就是这样吗，他对世俗的欲望（权力、荣誉、金钱）没有多少兴趣，反倒闲得慌似的特别热衷且享受沉思。 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子生活的世界。王子生活的宫廷就是政治世界，在政治世界里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国王更是得运筹帷幄，落实各项世俗的人事，把心中所思所想实践出来，为自己的子民带来福音，过上大家认为的“好的”、“正当的”生活──就像克劳狄斯做的那样，而不是无休止的追问、沉思什么是“好”、“对”和“正当”。国王的职责是实践各项政治主张，哲人则总让自己陷在价值悬而未决的困境中。这两者分明是截然不同且绝对冲突的。如此，王子上台的结果，要么是带领人民放弃齐心协力共创美好家园的生活，去过他认为最“好”的沉思的生活──那样的场面似乎非常喜人，但结果可想而知是毁灭性的，如狼似虎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要拿下“沉思”的丹麦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更何况“沉思”的丹麦人民还需要事先讨论到时候谁来烧饭织衣服造房子……；要么是王子“洗心革面”，压抑自己的本性，贬低沉思的生活，让自己忙碌起来，将世俗生活放在最高的位置──这似乎是可行的。然而，王子可能擅长统治，但并不热爱权力和统治──沉思的欲望才是哲人王子最难节制的，谁能保证，毫无野心的王子不会让位于更有政治才能的人（剧中王子竟然还把王位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去过他最爱的沉思生活呢？ 善良的人一定好奇了，即便沉思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是人哪里受得了价值被悬置的生活，王子或许是年轻无知，等他心智成熟了，自然会回到宫廷世界的吧？确实，对普通人来说，我们努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大家的“意见”，我们大致就能活得安宁和稳靠，若是价值悬而未决，想必人心惶惶，就好像，人可以安稳地踏在大地上，却恐惧于飘在空中。哲人就能受得了？据苏格拉底说，哲人比常人更能忍受不幸，克制痛苦[12]──价值的悬而未决当然属于人间的大不幸和大痛苦。话说回来，承受痛苦需要修炼，常人无意于这类修炼，而哲人则把修炼自己的意志力、承受能力也作为高尚的事业来从事。值得深思的是，正因为有些哲人深切地了解到普通人不可能适应价值被悬置的生活，于是他们在坚持沉思生活的前提下，又特别体贴我们似的拒绝公开标榜这种极易破坏世俗“意见”的生活。典型者如柏拉图，作为哲人，他从不停止满足自己的沉思欲望，但他并不因此教导所有人都去追求哲学沉思。相反，他过着沉思生活的同时，还以“帝王师”[13]的身份谨慎、保守地关注各种习俗和意见，以引导普通人维持稳靠的生活。这样看来，在健康成长的情况下，有朝一日，哲人王子心智成熟了，他顶多像柏拉图那样辅佐在君王身边（实际上，没有人能接受王子成为“帝王师”），王子不但不会登上王位放弃哲人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笃信沉思生活的优越性。 然而命运总爱捉弄人，不幸和痛苦并不会等我们修炼成熟后才降临。年轻的哈姆雷特王子正在修炼途中，暂时还没有获得那种承受痛苦的能力。不过没有关系，家庭的温情、爱情的美妙等都可以帮助王子抵御价值的悬而未决带来的痛苦。如今，家庭的毫无征兆地瓦解把王子抛至“荒原”，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子愤世嫉俗的部分[14]。粗粗地看，王子的愤世嫉俗和我们常人的抱怨如出一辙：“……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15]……不过，与常人的偶尔抱怨，一旦事遂人心，抱怨就消失了不同，由于哲人王子时刻意识到价值的悬而未决，家庭瓦解进而内心失去宁静的王子似乎接受不了这种半空的状态。结果，在年轻哲人王子身上，日常的抱怨升级为愤世嫉俗，并且颇具破坏性。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王子看来，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这不对、那不对、什么都不对，他怀疑这、怀疑那、什么都怀疑。我们说，哲人有无法节制的沉思求真的欲望，即扒开世俗的“意见”拥抱永恒、自由和绝对意义的欲望。有意思的是，有些哲人喜爱显摆聪明似的，特别热衷于公开暴露“意见”的非真理性，大概这类哲人（最典型的就是启蒙时代的哲人，比如康德）还有无法节制地说真话的欲望（注意成熟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怀疑政治生活中的习俗、意见的真理性，但他们的态度是审慎温和的，且认为人要过日子是少不了习俗和意见的）。愤世嫉俗的哲人王子就是这样，他看透了我们这个有限且肮脏的世界，不分场合地暴露人世的无聊，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说，对着朋友说，对着长辈说，甚至还对着爱人说，对着掘墓的小丑他还说。在这个意义上，愤世嫉俗的哲人王子非常接近我们当下颇有市场和人气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如福柯、萨义德……）。据说，批判型知识分子也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他们只管批评，至于建设则“交的是一张白卷”[16]：以独立于现实政治（即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团体或资本）的姿态批判现实尤其是各种习俗和意见，并且还特别享受地向我们这些脚踏在大地上的人宣扬半空的风景。 看到这里，善良的人可能已经沮丧了。健康成长，心智成熟的哲人王子顶多在与王位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关心宫廷和政治；遭遇了家庭变故，心浮气躁的哲人王子走向了“破坏”政治的歧路。无论是否遭遇家庭变故，哲人王子的好问心性都是其君临丹麦的障碍。哲人王子说自己是“倒楣”的，是啊，让一个哲人，一个愤世嫉俗的哲人来“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不仅哲人倒了楣，国家也遭了殃。 三 布拉德雷说，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爱情问题让他感到非常困惑：哈姆雷特明明深爱奥菲利娅，但是，在数次独处表达内心痛苦的时候，对好友霍旭拉掏心掏肺的时候，以及临终前，哈姆雷特都没有提到爱人奥菲利娅，这实在与渴望爱情而不得（奥菲利娅听从父亲劝告拒绝了王子）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相去甚远。[17]诚然，哲人王子哈姆雷特的治国事业无论如何都是不会成功的，那么在爱情这项私人的事业上，他会如何对待爱人呢？ 王子装疯前曾给奥菲利娅写过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里面有句话写道“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娅”。奥菲利娅老爹波洛涅斯看了后说，“艳丽”这两个字用得太“下流”了。不错，“艳丽”大概指向奥菲利娅的肉身因此显得“下流”，相较之下，“灵魂的偶像”则更富精神性。从字面意思看，青年的王子既欲望着爱人的肉体，又渴望借助爱情获得精神性的完满和自足（众所周知的柏拉图式恋爱说的就是精神性爱情，把精神爱情按到柏拉图头上是因为他是哲人，哲人就是试图越界到神间以获得自足的那些人，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在爱情方面极端偏激的单身哲人）。人们相信人是一种介于“兽和神之间”的存在，若果真如此，那么爱情则特别能反映人的这种中间状态，即在爱情中，青年男女对灵与肉的追求往往充满了激情，但这种激情总是短暂的、非常态的。常言道，激情退去后，爱情就只剩下恒久的亲情。亲情关系，恰恰就是属人的、介于“兽和神之间”的状态。这么一看，装疯前的王子在爱情方面既是健康的──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也是不成熟的──时而近兽，时而像神，亲情尚待发展。 装疯后的王子对奥菲利娅又如何呢？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与奥菲利娅相遇。哈姆雷特绝口不提被拒绝这件事，无端地问了一句奥菲利娅：“你贞洁吗？”发表了一通关于“贞洁”和“美丽”的看法后，王子又没来由地建议奥菲利娅“进尼姑庵去吧……”王子“怂恿”奥菲利娅做尼姑，当然有悲愤于母亲改嫁失节的因素在作怪。哈姆雷特紧接着说：“……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看来，要奥菲利娅保守贞节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有，哈姆雷特希望奥菲利娅做一个放弃女人的天职──生儿育女，同时也放弃基本欲望和情感需求的人。人不是介于“兽和神之间”吗，然而尼姑这种类型的人对着经文，过着青灯古佛、清心寡欲的生活，她们与世俗生活隔绝，放弃人间的情感而追求精神上的自足。尼姑们像铁石心肠的神而不是人。一个人，既然有吃喝穿衣及情感的需求，怎么能不像人，而去像神呢？这显然不是世俗中人的普遍追求，倒是一心想突破“意见”的包围而寻找真理的哲人才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王子本该迎娶奥菲利娅，生儿育女，过着王子公主的幸福生活，现在哲人王子居然建议（甚至还有点胁迫的意思）爱人摆脱人的欲望和世俗的“意见”，走进尼姑庵，做一个自足的尼姑！ 特别奇怪的是，对哈姆雷特来说，爱人奥菲利娅和母亲乔特鲁德是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女人，哈姆雷特建议爱人进尼姑庵，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母亲也进尼姑庵，按理，母亲进尼姑庵不是能最大程度地保守贞节吗？我们看到，王子对母亲的要求仅仅是“……不要上我叔父的床；即使你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在我们常人的观念中，忠于自己的爱人至死不渝当然是“好的”，甚至还是“高尚的”。就此而言，王子对母亲大人的要求是极其符合常理的。可王子不是哲人吗，哲人王子在爱情上可以把大家的“意见”抛在脑后，大大方方地哲学了一把，“威胁”奥菲利娅去做神一样的尼姑，而不是过喜闻乐见的王子公主式的生活。到母亲这里，哲人王子怎么就如此“狭隘”呢，一天到晚皱着眉头，琢磨着怎么说服母亲保守贞节，去符合我们常人心目中的“好”、“贞洁”？换句话说，对母亲如此亲切、常人，对爱人却如此冷漠、灵性，哲人王子太分裂了吧！ 第一幕在向王子交代“重整乾坤”的任务时，老王的鬼魂嘱咐道“……要是你有天性之情，不要默尔而息，不要让丹麦的御寝变成了藏奸养逆的卧榻”，哈姆雷特听完后身心俱裂。“天性之情”，就是未经思考且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比如，老王、乔特鲁德与哈姆雷特之间这层血缘关系是自然注定的，老王和母亲乔特鲁德在情感上自然天生地爱着儿子哈姆雷特，同样的，作为儿子的哈姆雷特在情感上自然而然地依恋着父亲和母亲。我们说，哲人总是欲望拨开日常的“习俗”、“意见”的迷雾，去追求永恒的价值、真理和意义，自然情感所具备的价值当然属于我们未经思考便接受的一种“意见”，但是，质疑自然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还是一件极端较真的事情，或者说，在所有的世俗“意见”中，自然情感的价值大概是最难被哲人割舍和悬置的（现代的“不肖子孙”倒是挺坦然地破除了这个“成见”：“你们养育我是自愿的，我并没有要求你们生我下来。”）。更何况，我们说哈姆雷特尚在成长锻炼的途中，王子大概还想和自己的母亲共享天伦之乐，怎么能让母亲去尼姑庵里做冷漠的“石头”呢？ 哈姆雷特与母亲之间充满了近兽的自然亲情，当然也有属人的、后天培养的亲情，这两种情感涉及的大多是亲人间日常起居方面的相互关心和照顾，让人觉得安全、温馨，有依靠感。对我们常人来说，像哈姆雷特那样，能在充满温情的家庭中被呵护和关怀已经可以心满意足了。哲人王子却不同，他深感精神及意义的有限与不完满，急切地想要寻找超越世俗“意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父王被害前，年近三十[18]的哈姆雷特并没有待在宫廷享受呵护和关怀，而是长期停留在威登堡大学苦读。参加完父王的葬礼，哈姆雷特也没有打算留在宫廷，一早就准备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既然年近三十的哲人王子还如此地好学而“不接地气”，他给奥菲利娅写情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哲人王子心性是属灵的。在父母亲身上，他获得了近兽、属人的情感满足，足够了。在爱人身上，哲人王子似乎看到了满足其精神性欲望的可能性。不难想象，假如哈姆雷特王子和奥菲利娅顺利成婚，两人当然也会产生夫妻间属人的亲情，然而他却并不特别需要这种亲情，相反，哲人王子对奥菲利娅的精神需求大概是不会降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哈姆雷特会更看重与奥菲利娅之间建立的属灵的精神性关系。既然对哲人王子来说，奥菲利娅更多的只是被看作近神的爱人而非近兽的亲人，他自然可以无所顾忌地“怂恿”爱人做尼姑，因为这既不会破坏两者的自然亲情（因为根本没有），也不会切断他们之间的精神性联系。 从自然亲缘的角度看，不同于乔特鲁德，奥菲利娅是与哈姆雷特无关的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对哈姆雷特来说，奥菲利娅自然较乔特鲁德疏远。但若从精神属性来看，奥菲利娅却更贴近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来说，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世界上也许没有比和自己最爱的人在精神上双宿双飞、神仙眷侣更美妙的事情了；不幸的是，这种哲学的、属灵的精神性的生活是悬在半空中的，因而恰恰是最不可靠的。再说了，万一奥菲利娅没有近神的能力和心智，她就更是不幸了。不是吗？王子愤世嫉俗地独白的时候，便是他高蹈沉思的时刻，在沉思中，没有俗世或人事，当然不会提及爱人奥菲利娅，遑论母亲。王子大概可以与奥菲利娅一道沉思辩论，就像他对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和霍拉旭做的那样，但在哲人王子的沉思中，没有属人的奥菲利娅的位置。 四 哈姆雷特是个哲人王子。哲人王子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哈姆雷特比我们常人更接近生存的极限状态。在王子充满极限张力的事业、家庭和爱情生活中，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我们赞叹，莎士比亚太懂我们了。赞叹之余，我们不免好奇，一个写出哲人悲剧的作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的身世本身成为一门学问，有人说他目不识丁，有人相信他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人根据莎剧的细节推断，莎士比亚非常熟悉柏拉图的著作。[19]柏拉图是众所周知的哲人，但他从来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自己的观点，而是隐藏在苏格拉底和各色各样的人背后。又据柏拉图研究专家说，柏拉图六十岁以前的生平都是不确定的。莎士比亚会不会受了柏拉图的启发，故意保持低调，借戏剧隐瞒自己的真实见解，甚至刻意隐瞒自己的生平呢？ 不管怎么说，一个写出哲人内心世界的人，自然是一个懂得哲人的人，一个懂得哲人的人当然是个懂得人性以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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