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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阶层逐渐得以壮大，并发展成为能够左右时局的重要力量。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南朝自刘裕建宋后重用寒门，北朝也涌现六镇等冲击阀阅之事，但士族门阀阶层并没有因此消失，自两汉、魏晋发展而来的士族门阀，在南北朝时期依旧颇具影响。从南北朝时期的寒门子弟出仕所面临的困境，便能够看出魏晋之后，士族门阀的发展状况。  士族门阀的发展对于士族门阀的发展，大致被认为是自两汉萌发，魏晋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在南北朝时期逐渐衰落。曹魏时期，在察举制基础上推行九品中正制选官法，利用中正官品评地方人才，评价标准当中包括人才自身才学等要求之外，还把出身家世当做重要品评标准。 在重视家世的选官制度下，士族门阀阶层得以更容易的出仕为官，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便是说明当时士族门阀比寒门出仕更轻易的情况。士族子弟往往在九品中正制下，被评定高品进而出仕高官，而寒门子弟则因家世不足，获得中正品评为低品，出仕之后官品也大多低于士族子弟。此消彼长之下，士族门阀阶层愈加成为左右时局的最为重要力量。 等到两晋时期，士族门阀的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到东晋建立以来，江左政权由士族门阀掌控。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门阀，压制司马氏皇权，让士族门阀步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东晋这种以门阀为主导的政权当中，官员选拔标准自然也以士族门阀子弟为优先，寒门子弟出仕情况愈加艰难。 刘裕代晋称宋之后，虽然鉴于东晋士族门阀压制皇权的弊端，对士族门阀力量进行压制，大量启用寒门，但却并未改变士族门阀在南朝的地位。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士族，依旧是南朝各代保持其地位。 相应的在北朝，孝文帝迁都之后，有“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的八氏、十姓，和“世为部落大人”的三十六族、九十二姓。这是奠定了北朝门阀制度的发端，北朝选官用人，也多依据姓氏出身选拔人才。
魏晋以及南北朝士族门阀的发展，与朝堂出仕用人的情况有着紧密关系。家世当中数代出仕情况的不同，决定了族望地位如何。而寒门庶族世代无人出任高官，在士族门阀力量昌盛的魏晋时期，自然也无法因家世而获得更好的出仕条件。而士族门阀子弟，因家世当中多有高官，便以其膏粱、华腴、甲姓、乙姓等家世，而获得更加便利的出仕条件。相较之下，寒门子弟便面临更为艰难的出仕困境，而这种寒门子弟的出仕困境，并非只存在于士族门阀兴盛的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的寒门出仕依旧面临非常多的困境。 南朝寒门出仕的困境刘裕建宋之后，所采取的任用寒门打压士族的措施，被认为是对士族门阀阶层的压制。但从刘宋时期，以改变士族侵占人口的士断改革推行情况来看，还会发生力主土断雍州的王玄谟，被当地士族抵抗，最终王玄谟回朝任职的情况。由此来看，即便是在打压士族门阀力量较有力度的刘宋时期，依旧难以彻底断绝士族门阀力量。  而且刘裕对士族门阀力量的限制，并非彻底断绝士族门阀阶层的存在。刘宋时期的士族门阀力量在失去了东晋时期的那般尊崇地位之后，在南朝为了保持其特殊地位，反而愈加重视对其门阀地位的推崇，导致南朝的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差异对待更甚于魏晋。这也就造成了如侯景投南梁，向梁武帝求姻亲于王、谢，被梁武帝拒绝的情况，以及素有武功的宋武帝刘裕，实施土断改革，也给士族门阀力量留下晋陵等特权地域，让士族门阀继续保有特权。由此来看，原本被认作应当会逐渐削弱的士族门阀力量，在南朝时期依旧拥有特殊的地位。
在南朝时期，选官任官多会根据家世而定官。晋朝世族出身的家族子弟，如果家世当中拥有封号，出仕做官最开始便是员外散骑侍郎的官职。这还是在以压制士族启用寒门著称的刘宋时期，依旧保持着对家世族望的任官标准。及齐、梁、陈世，对于士庶之间的差异对待更加明显。南齐时期的王俭，为东晋王导的五世孙，但与王晏素来不和，王俭死后要定谥号，礼官想要依据王导的谥号“文献”加给王俭，但王晏却以“不加素族”来拒绝。王俭当然不是什么素族，王晏拒绝的理由当然出于素来与王俭的仇怨，但南朝时期对于士庶之间的差异对待，能够在要不要加尊显的谥号这件事上可见一斑。 在南朝的出仕做官情况上，士族与庶族之间拥有着极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士庶差异不仅是统治阶级和士族阶层自己强硬推动的，就连寒门庶族自身也默许士族门阀力量以其家世得以位居高位。即便庶族能够出仕为高官，也难免会被世人所轻视。
陈显达官居高位，但却依旧以自己出身寒门而“常有愧惧之色”。甚至还劝解他的子嗣，不要以现在的尊崇而自傲。当时陈显达的儿子与王敬则等世家子弟一起乘牛车穿华服，陈显达的世族称作的牛车被世人称作四“快牛”之一。陈显达知道此事之后，责备道“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意思是说，像华服、精牛、麈尾蝇拂等物，都是王、谢这些士族门阀子弟应该拥有的，自己出身寒门，没有资格跟他们一样。由此来看，当时士庶之别在南朝拥有着明确的规范，即便身居高官如陈显达，也忌惮士族门阀的地位尊崇。 南四朝之世，“门寒，为豪族所排”的情况，仍然有很多。南陈之世，章华因为没有士族出身，被朝中官员地址，最终被去除大市令官职。综上来看，士族门阀的地位并没有因刘裕的打压而有所削弱，反而士族与寒门之间的地位差异，在南朝提升到了更加悬殊的状况。 士族门阀失去了在东晋时期掌控朝政的那般尊崇地位，进入以皇权为中心的南朝后，为了保证其特权地位，愈加宣扬其士族门阀的尊贵地位，用族望、世代官位、家学等方式，来彰显其自身的特殊性。用来区别毫无家世的庶族寒门，以达到其在南朝依然能够优先出仕等目的。 相应的，寒门出仕为官便需要面临士族门阀所创造的这种“桎梏”，像陈显达那般即便身居高官，依旧不忘其寒门身份，“常有愧色”的情况，更能看出南朝士庶之别的情况。南朝寒门子弟出仕，所面临的艰难境况可见一斑。当然了，南朝因其承袭魏晋士族门阀发展溯源，士族门阀能得以一直影响南朝，但相对于南朝来说，北朝对于士族门阀与庶族寒门之间，在出仕为官上的差异对待，同样能体现出士族门阀阶层的发展情况。  北朝士族门阀与庶族寒门出仕情况对比北朝在逐渐实现北方统一局势之后，也逐渐开始效仿汉民族政权魏晋之世的制度、文化等，其中在确立士族门阀地位和选官任官制度上，也同南朝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情况。
北朝各时期，对于当初由孝文帝等确立下来的门阀制度愈加看重，如窦瑗、文襄和吕思礼出身寒门，得以出仕为官之后，被士族阶层抵制去官的情况，在史料当中非常多见。孝文帝所立三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是北朝士族门阀阶层的主要构成。相比南朝当中以世代为官情况定膏粱、华腴等家世，北朝因其胡族入华的特殊性，以鲜卑贵族、北方望族等族姓，定立了北朝的士族门阀阶层。 而北朝士族门阀阶层得以确立之后，因其在朝堂之上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也逐渐形成了如同南朝那般，对庶族寒门形成出仕阻碍。即便如窦瑗、文襄和吕思礼能够凭借其才华、武功等自身实力，得以在北朝出仕高官，但面对北朝鲜卑贵族、宗亲等士族阶层，依旧不得不选择退避辞官的结局。而且，在北朝士族门阀阶层得以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也同样形成了士庶之间差异明显的情况。
清河崔氏在北朝时地位尊显，“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孝文帝纳卢崔郑王四家女子充后宫，让这四家成为北朝尊贵士族。而身为豪门士族的清河崔氏崔光韶，在贾思伯的弟弟贾思同手下任职，不满贾思同的寒门身份，以在贾思同手下任职为耻。这能看出当时北朝士族门阀阶层，对待寒门庶族的态度非常倨傲。在这种如同南朝门阀充斥朝堂的情况下，寒门庶族出仕的处境也依旧十分艰难。以至于即便孝文帝想要立李彪为秘书令，都要特别为其下诏确立其身份，可见北朝寒门子弟想要出仕高位十分艰难。 总结及归纳分析综上所述，寒门子弟在南北朝的出仕情况依旧艰难，士族门阀阶层在南北朝依旧保持其尊显地位。而仅从士族门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是统治阶层需要借助士族门阀来巩固统治。南朝几个开国皇帝都为寒门，对于政权的巩固需要借助素来占据朝堂的士族门阀力量。而北朝除了利用门阀制度来奠定其统治合法性之外，还有利用门阀制度来缓和胡汉矛盾等目的；其二士族门阀阶层一旦确立，便会想方设法区别于寒门士族，以保证其地位和特权。尤其是在永嘉之后，魏晋以来发展而来的士族门阀，需要宣扬其家世特殊性，来保证自身得以在乱世中立足。另外，还有区别胡汉等原因，都导致了士族门阀即便在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依旧保持着很好的发展。  南北朝的寒门子弟出仕面临的困境也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需要面对士族阶层所形成的桎梏，以及统治阶层对士族门阀的出仕便利。这是保证士族门阀子弟能够拥有更多出仕特权和便利所造成的结果，但这恰恰是对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子弟所要面临的出仕困境；另一方面来看，士族门阀经历两汉、魏晋的发展，已经让世人形成了难以轻易扭转的士族有别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寒门子弟即便能够出仕高官，也会因自身家世不如士族而“有愧”；再有就是士族阶层对寒门庶族的倨傲态度，让士族与庶族之间多有不和，这也造成了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仕途艰难。 总而言之，士族门阀在魏晋发展到鼎盛之后，在南北朝时期依旧保持其特殊地位，这与时局和政权形态有着很大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士族门阀阶层依旧占据尊显地位的南北朝，寒门子弟出仕依旧面临极大困境。而从寒门子弟出仕困境当中，也能看出魏晋之后士族门阀的发展状况依旧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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