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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思想上的本质是孤独或者超越，具体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隔”。隔是诗歌中一种独特的审美，它可以在有无之间，朦胧给人以框架，但又不清楚细节。使人感受到一种存在，却又有一种对存在多种角度阐释存在的可能，这显然比重构生活本身来得更为容易和自然。 制造隔膜有两个工具，第一是语音，第二是语义。 对于诗歌而言，语音的重要是先于语义的。不难发现，诗歌更重视语音的连贯，而非语义上的。如“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白居易《琵琶行》）一句，“自言”是对事情的叙述，“本是”以下是对琵琶女语言的引述，二者在语义上应该断开，但在这里二者在语音上合并。又如“销魂当此际”在语义上本是连贯的，但在语音上“魂”字押韵，这便只好断成“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秦观《满庭芳》）在西方诗歌中也有此类情况，如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致珍妮》（To Jane）第四节：“Though the sound overpowers, Sing again, with your dear voice revealing a tone. Of some world far from ours, where music and moonlight and feeling are one”。为了韵律（本节的韵律为abc，abc）雪莱将原本的一句话分割为三句，但语义上却务必需要联系上下文。很多读诗的人按照语义断句，或者有些翻译诗的人只在一个分句上着眼，所以他们的诗总读不好，也总是在翻译上差着那么一点意思。 西方对于自己诗歌音律的研究十分深入，但在中国，对文学史上的声律研究似乎总是停留在沈约的“四声八病”的提出以及律诗、绝句的平仄关系上。事实上，中国诗的声律现象远不止如此。在汉语中，我们的古人是专门消灭了句法而提倡声律的。在中国语言里，原有主格宾格的区别，如在先秦，“吾”字就是主格，“我”字就是宾格，“汝”字就是主格，“尔”字就是宾格，但是后来一齐消灭了。中国传统的诗作不但对平仄的要求最为讲究，而且强调双声，叠韵，叠字，乃至叠字的多少。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个叠字联用，而情绪全出。骈文的四六交换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系统的，可惜没有人来总结。 字的发音在诗歌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中国的律诗的创作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即用同声调的字替换总觉得朗诵时失去一点韵味，而做诗人的炼字也有语音上的。黄庭坚的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先后试用了“抱”、“占”、“在”、“带”、“要”等字，最终才定下“用”字（《容斋随笔》）。这些字在语义上没有任何区别，相对而言，“抱”、“占”更有视觉上的感染力，“带”突出声觉，都不比“用”字更差，黄之所以弃用这些字而使用“用”字可能就是出自语音上的考虑。在中古音中，“正”读如zhing，平声；“一”与今音类似，入声；“用”与今音类似，去声。“正”字的韵母为ing，属鼻音，下一字当用齿发音能使气韵更为流畅。“一”无声母，i为齐口呼，前字当用鼻音结尾为宜，而在诸字之中，无疑只有“用”字满足这两个条件，故最为适宜。除此以外，最重要的还有文章字与字之间的停顿与气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欧阳修在受韩琦所托写《相州昼锦堂记》的时候，第一句话最初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文章发出后，又被欧阳修快马追回，在每一句上各添了一个“而”字。（范公偁：《过庭录》） 在语义上的隔膜可以分为谜语化和经典化。谜语的特征有二，当它的谜面是罗列事物的特性的时候，实际上是针对某一中心事物的敷陈，也就是“赋”的起源；当它的谜面是通过比较隐括事物特征的时候，则是比喻和关联。比喻简称为“比”，关联又称作“兴”——赋比兴正是诗歌写作重要的修辞方法。 经典化也叫做用典，即将现成的典故或诗句化用在所创作的诗歌中，它的本质是意境的承接与言语的隔膜。黄庭坚的两句诗：“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戏呈孔毅父》）管城子就是笔，见于韩愈《毛颖传》；孔方兄就是钱，见于鲁褒《钱神论》。但如果改成“笔无食肉相，钱有绝交书”，无论在含义上或者音律上都是对的，但在意境上就差的很。因为管城子、孔方兄都是拟人化的意象，且在两篇文章中，前者借毛笔抒怀蕴含韩愈对于正直却遭到疏远的愤懑，后者则蕴含鲁褒对于人们嫌贫爱富的讽刺。两篇文章都是用谐趣的语言自嘲，黄庭坚将这种情绪延续下来，在饱含情感的同时，也省下了不少笔墨，是全诗充满韵味。 胡适当年在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提出八个原则，当中之一就是“不用典”。同时他在《白话文学史》里也以能够使用白话为选择诗歌的唯一标准。对此，朱光潜先生批评说：“诗应该用‘活的语言’，但是‘活的语言’不一定就是‘说的语言’，‘写的语言’也还是活的。就大体说，诗所用的应该是‘写的语言’而不是‘说的语言’，因为写诗时情思比较精炼。”（《诗论》）这话说的极是，因为诗歌并不单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并非五言八句就是律，七言四句就叫绝，不谐平仄就是古，长短不齐就是词。诗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的。诗应该有一点精气，也应该有一点灵气，这精气和灵气就应该来自语言的精练。唐代的韩愈写诗多用粗俗的言语，并打破语音的规律，刘大杰先生就批评他说：“韩愈的诗大半不是诗”。（《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百花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267页） 但这语言的精练，绝不等于将汉字不合理的拼凑。近来有些做新诗的人，搞一些奇怪的比喻，分出行来，加一个让人可懂但是与全部文字毫不相关的题目，硬说那是新诗。这简直是把诗歌视得太不值钱，太容易作了！上面总结的诗歌的两个要素，一个是经验的体会与提升，叫做人本，一个是节律和语言的精练和沉思，叫做人文，是缺一不可的。没有人本，诗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沦为无聊的文字游戏；没有人文，所谓的创作就失去了艺术的价值，不能谓之文学，当然也不能做叫是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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