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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治通鉴·汉纪十六》
（一）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丁未，春，二月，诏减口赋（七岁到十四岁的人头税）钱什三（减掉三成）。
夏，四月，癸来，帝崩于未央宫；无嗣（子嗣）。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都推举）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因为刘胥不合礼法，先帝才不立他）；光内不自安（感到不安）。
朗有（人名）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泰伯、仲雍知道父亲想立老三王季而传文王姬昌，弃而去吴），文王舍伯邑考（人名，文王长子）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嗣。”（废长立幼是可以的）言合光意（此话很合乎霍光意思）。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提拔）郎为九江太守。即日（当天）承皇后（上官皇后）诏，遣行（由少府代理）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驿车）诣长安邸（迎到长安的昌邑王府邸）。光又白皇后，徒右将军安世（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半民：能替霍光说他不好说的话的人，是有眼色的，郎有就是。其实，立幼最好，这样霍光还可以继续以辅政大臣的身份独揽大权。这层心思谁知道呢？满朝文武都不及郎友有眼色。至于继承人“贤”还是“不贤”，谁看得出来呢？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封国）素狂纵，动作无节（行动没有节制）。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地名），不半日驰二百里（有点夸张吧）。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不学无术）而乐逸游，冯（音：平，扶着）式（轼）撙（音：尊）街（驾着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驰骋不止，口倦虖（音：呼，于）叱咤（喊累了），手（手拉缰绳硬了）苦于棰辔（缰绳），身劳虖（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音：偃）薄（寒来暑往），数以耎（音：软）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金玉之身却做着受苦的事），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不能保全寿命），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不能促进仁德）。夫广厦之下，细旃（音：占）之上，明师居前，勤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街橛之间哉（如此优越的生活学习条件，应该多学习，增进品德）！休则俛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休息的时候，做点适度的运动，可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戈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诸侯之中，你和皇帝关系最近），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又像儿子，又是臣子），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其忠，数辅吾过（我有错，你很好，谢谢你对我的教诲）。”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纵自若（此后还是想干啥干啥）。
半民：昌邑哀王刘髆，汉武帝第五子，母为孝武李皇后（李夫人）。天汉四年六月乙丑，刘髆受封昌邑王。征和三年，其舅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因与左丞相刘屈氂诅咒汉武帝、谋立刘髆为帝事发，罪至大逆不道，刘屈氂被腰斩、妻儿枭首，李氏家属亦被收监。李广利闻之，投降匈奴，李氏遂再度灭族。后元元年，刘髆去世，谥号哀。霍光选择刘髆之子刘贺为帝，可能也是看中了他身后没有什么力量，外家都被汉武帝灭族，本人年轻，易于控制吧。刘贺的“不贤”，霍光应该早知道，汉武帝驾崩，作为孙子的刘贺就居丧不哀，游猎无度。怎么与姬昌、姬发之贤相比。可见，霍光之私心。
半民：刘贺这位小王爷还是很有意思，追求“快节奏”，喜欢“野”，其实在年轻人也属正常，尤其是“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无所乐、无所忧、无所惧”的小王爷，再加上父亲死得早，没有人管得了他。不过，他还是知道“好歹”，王吉是忠言，他还是知道对他好的，还能奖赏这位老“师傅”，可见假以时日，假以条件，孺子尚可教。
郎中令山阳（籍贯）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讲原则），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一边劝谏刘贺，一边数落刘贺的师傅和国相的不尽责），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没完没了），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捂着耳朵跑），曰：“郎中令善愧人（喜欢挖苦我）！”王尝久与驺奴（马夫）、宰人（厨子）游戏饮食，赏赐无度（没上没下，喜欢和下人一起玩），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龚遂劝谏刘贺，感动的自己和周围人都哭了）。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我痛心社稷危亡）！愿赐清闲（把闲人支开），竭愚（我给你好好说）！”王辟（支开他人）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刘端，刘彻兄，为人残暴、荒唐）所以为无道亡（因为无道，封国被除）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人名），王所为似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刘端干的是桀纣之事，侯得却把他说成尧舜）。王说（喜欢）其谄谀，常与寝处（坐卧在一起），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你亲近小人，渐渐染上恶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成，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我给你找几个好人帮助你）。”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没几天，全给撵走了）等。
半民：龚遂，又一个王吉，满嘴吐沫、声泪俱下的劝说，刘贺依然是你咋说都行，我还是该咋地咋地。
由此，想到一个中国式的教育问题：教育者往往并不研究、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一味的说教，一味的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去教育，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对牛弹琴”，是听琴的牛错了，还是弹琴的人错了呢？
王尝见大白犬，颈以下似人（脖子以下像人），冠方山冠（戴着帽子）而无尾，以问龚遂，遂曰：“此天戒（上天警示），言在侧者尽冠狗也（说你身边人都是戴帽子的狗），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离开他们就好）。”后又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遂（自己看到一只熊，别人都看不到），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之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警告你的王室将会变成野地）。”王仰天而叹曰：“不祥何为数来（不祥之兆怎么总冲我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隐藏我的忠心，大王不高兴，我也要说），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国家存亡，哪是我说的算的）！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音：家，湿透），王道备（只有人事恰当，王道才会具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行为，合于《诗经》哪一篇）？大王位于诸侯王，行污于庶人（行事比老百姓还污浊），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污王坐席（坐席边有血污），王问遂；遂叫然号（大声嚎叫）曰：“宫空不久，妖祥数至（凶险之象不断出现）。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畏惧谨慎）！”王终不改节。
半民：史书都是后来者写成的。刘贺身边出现这么多的异兆，在西汉其他王爷身边是否也出现过，或者说出现过，却没有记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以今天科学的观点，这些“狗”、“熊”、“血污”之事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还会连续几大段的记载呢？答案只有一个，刘贺是个曾经干过二十七天皇帝的人，他被霍光选中上位，也同样被霍光罢黜。霍光以一个臣子的身份行“废立”之事，本身的合法性就待商榷，给刘贺“栽赃”，讲述刘贺身边的怪异之事，就增加了“天意”的成分，增加了霍光行为的“合法性”。
《资治通鉴》的记载源于班固的《汉书》，班固是本朝人（虽是东汉，但东汉人一直自认两汉为一朝，不然开国的刘秀也不会叫做“光武”，也不会称自己为“中兴”），记载本朝事，自然还是以“因循”成说（官方说法）为主，自然不敢删减这些来自霍光时期的“起居注”；况且霍光之后的汉宣帝也是因霍光从民间而帝王的，自然也乐的接受和延续“霍光的说法”，这样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也就因为“合乎天意”而更加强了。
那么“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司马光为啥不加删减呢？刘贺作为一个“不成功”的反面教材，让后代帝王引以为鉴，不正是他的成书目的吗？在不科学的时代，在“天子”的专制时代，有个“老天爷”管着，做天的“儿子”的皇帝才能有所敬畏，才能不“无法无天”，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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