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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史花折扇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谦虚委婉，这促成了古代文学史上“比兴”手法的滥觞，历数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喜欢用咏物言志的方式表达作者内心情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说独领风骚。 而在众多可以咏物言志的对象中，“咏花诗”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从《诗经》开始，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用桃花比喻青春少女的美好。从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用花卉来咏物言志的手法，源远流长。 但每朝每代，士人们追求和理想的不同，造成他们选择借以咏志的花卉种类也各有不同，比如唐诗宋词中分别对牡丹和寒梅的钟情，就能看出唐宋士人之间的差异。 唐诗追捧牡丹，有着从上到下的鲜明特点——统治者爱牡丹，士人就爱牡丹从唐朝正式将科举制度确立为选官制度以来，读书成了当时中国古代士人晋升最重要的手段。虽然唐朝之前，读书人相对也更有机会进入统治者阶层，但毕竟没从国家法律上将读书作为选官最重要的标准。无论是秦朝的“以军功授爵”，还是汉朝的察举制，两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都没有将“士人”与“文人”的概念统一起来。 士人和文人概念的趋同，是唐诗中牡丹钟情的前提，写诗的文人，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与参与管理国家的“士人”统一起来，而由此，统治者阶层的兴趣爱好，也就成了文人创作中的重要来源。 唐朝对牡丹的崇拜，其根源不在文人，而在于统治阶层。统治者对于盛唐气象，万国来朝的追求，延展到对于花卉的喜欢上，雍容富贵，色彩艳丽的牡丹，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图丨唐代三彩缠枝牡丹花卉赏盘 唐朝士人舒元舆的《牡丹赋序》中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牡丹先是由宫廷而延展到“士庶之家”，既然拥有权力的皇室喜欢，那么追逐权力的士人们钟情歌咏牡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图丨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仕女头上插有牡丹 唐诗中对于牡丹的歌咏，也多是盛赞其雍容华贵的盛世气象，如刘禹的《赏牡丹》：
还有在开元年间，皇宫中牡丹盛开时，唐玄宗与杨太真赏花时召来李白所做的那首著名的《清平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诗中对牡丹的钟情，根源是文人阶层获得由科举制度进入官场的机会以后，对权力上层的被动迎合。在科举制刚刚正式确立，而掌权的多是那些豪门贵族，累世公卿的前提下，拥有进入朝堂资格，但还没有真正获得权力的士人，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合进统治阶层，自发的接受豪门贵族的审美倾向，从而造成了唐诗中对牡丹的追捧。 宋词钟情寒梅，有着自内而外的普遍特点——士人爱寒梅，便追求寒梅提到宋朝的士人，就必须提及那句著名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在宋王朝重文仰武的国策下，宋王朝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具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已经成熟了的科举制度，使得文人当官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只要你经过了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拥有权力就成为了顺其自然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于宋朝士人来说，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掌握着权柄的也都是士大夫阶层，因此从宋词的创作上，词人们不再受到外部风气的影响，转而开始自发的追寻精神的寄托。 图丨宋徽宗《听琴图》中的宋朝士大夫形象 如辛弃疾的《临江仙·探梅》中：
再如苏轼的《西江月·梅花》中：
另一方面，与唐不同，宋朝在外部环境上的积弱，使得整个社会风气趋于保守，不再有盛唐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竞争对手，盛唐时强悍的武将，明朝时无孔不入的锦衣卫，宋朝都没有。从政治势力上来说，宋朝的士大夫们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反应在诗词的创作上，就是词人们更注重自我内心的探求，强调个人情感德操的高洁，而这与梅花的精神很好的契合在了一起，共同造成了宋词之中对于梅花的钟情。 图丨宋代扬无咎《四梅花图卷》（局部）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文人士大夫拥有了权力，其中不乏有品行不佳的存在，而百姓们眼中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一定程度上已经拥有了国家主人的身份，每一个品行不佳的个体，都会给士大夫整个阶层带来明显的信誉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强调自我队伍的纯洁，就成为士人阶层必须面对的事情。所以，整个士人阶层在风气上强调德行节操，也是士人阶层自身的需要，而宋词中对于代表着高洁品行的梅花钟情，也是这一需求的产物。 唐诗宋词中对于牡丹和寒梅的不同钟情，与创作诗词的士人来源有关，出生阶级的不同，决定着喜好牡丹还是寒梅唐朝时期，科举制度新立，门阀士族的力量依旧强大，甚至拥有江山的李氏家族，本身就是门阀士族出生。虽然终唐一朝，皇权始终在扶持寒门，打压士族，但从整个唐朝的历史轴上看，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还是占了其中大半。 在这种现实之下，士人阶层的审美趋向，无限与皇族的审美趋向相同，本身他们都是出自于豪阀。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使得上层对于牡丹所寄托的精神追求普及到民间，从而造就了唐诗中对于牡丹的追捧。 而宋朝则不然，随着科举制度成熟，以及印刷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子，拥有了登临权力顶峰的机会，而那些曾经跟随宋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军阀贵族们，反而成了被打压的对象。这形成一个结果就是宋朝的门阀贵族基本消失，大量寒门弟子得以进入朝堂。 图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当然这里所说的寒门不是赤贫阶层，能读起书，在古代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体现，这些所谓“寒门士子”的来源，也大都是一些小地主阶层。但毋庸置疑的是，经历从汉到唐朝，这近千年来的发展，门阀士族正在逐渐退出历史的政治舞台。 正如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答林宗简》中所说的“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门阀政治彻底失去了根基，士人阶层的来源也迅速下沉到寒门庶族，这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士子们，与皇权一起，构成政治权利的新常态。 著名的词人苏东坡父子，就是蜀中小地主阶层出生；享誉千年的青天“包拯”，也是出生在安徽合肥的某个小村里。唐朝的杜甫，崔颢等人，都是出自于累世豪阀的士族之中。这也间接的证明了由唐到宋，士子来源的下沉。 图丨寒门出生的包拯 一个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他的未来，但一定会影响他的审美趋向。多出生与门阀士族的唐朝诗人，自然更倾向于牡丹这种“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华贵气质。而多出生在寒门的宋朝词人们，自然喜欢“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梅精神。 同时，由于门阀士族在唐朝的被打压，使得他们本身就处在危险之中，如何能够与盛唐气象一起存在下去，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对于牡丹华贵气质的留恋，本身是对门阀贵族的特权阶层的留恋。 宋朝士子们得益于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崇高地位，没有内部明显的敌对势力，也没有什么光辉的历史去追溯，能想起的也许只有门前那颗柳树，拥有特权是成为士人之后的结果，并且受到皇权的保护，自然就对华贵的牡丹并不感冒，而钟情于“临寒独自开”的寒梅。 综上，在讲究以花喻人，歌以咏志的中国古代，士人们对于歌咏对象的选取，受到当时时代，社会风气，士人地位，包括士人们出身的影响。在追求盛唐气象，门阀贵族作为士人来源主体的唐朝，歌咏牡丹的华贵气质也就是时代的选择了。 同时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士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已不再是远在天边，甚至本身也成为了权力的一部分，自然更注重精神与信仰的追求。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千百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士人来源，从豪阀贵族下沉到庶民阶层，而庶民阶层立业的艰难，又成就了寒梅傲立雪中，面对风雪而不改其志的精神寄托。 当然，不管是唐时的牡丹，还是宋时的梅花，都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发展道路上，面对问题时或积极进取，求之于外。或慎独审视，求诸于内的自我成长。他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经久流传。 参考文献： 《全唐诗》 《止斋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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