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小编给大家讲了很多项目地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详情戳支教几年家访600个学生，他们在田间地头做什么？），很多粉丝都说想要去项目地探访呢！ 别急，2017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栏目——“述说美丽”，栏目主讲人是一位美丽中国的朋友，他刚刚从云南访校回来，有许多新鲜事想和大家分享，带你重回一段段奇幻的访校之旅，讲述一位位老师寻常而不平凡的故事，从旁观者的角度，带你读懂“美丽中国”。 这位朋友是？ 张述，中国新闻社记者，著有两部历史小说《秦朝穿越指南》和《大秦将军》，曾撰写几个专栏和微信公众号，业余从事历史类写作，以及读书，旅行和思考。受“美丽中国”事业的感召，计划明年出版一部支教文集。 话不多说，接下来交给张述老师！ 这里的支教，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耐心的旅客不是好的支教老师，这是我云南之旅的第一印象。 真是一次坎坷之旅。11月5日，我凌晨五点半就出了家门，在《寂静岭》般的弥天大雾中抵达首都机场，却被告知，当天所有去昆明的航班都因大雾取消，只能改签；第二天12点半抵达昆明，3点半坐上长途大巴，路上昏昏欲睡了五个小时后，终于在晚上8点半住进了大姚县城的宾馆。我没有胃口，同事李红颖一直在提防晕车，一次冗长而乏味的旅途，我们轻而易举达成了共识。 这也是支教老师们的日常。每次回家或返校，他们都要经历这样对耐心的考验，一次又一次。在云南的山区，这样的旅途仅仅是平均水平，据说在最偏远的学校，老师们想要回趟家，甚至要花上72小时以上。 而对我来说，在不同山路间的奔波往返就要变为日常的一部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将走访云南的多所学校，采访在那里的支教老师，体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然后写一系列稿件，最终形成一本记录支教故事的文集。大姚就是这次走访的第一站。 夜色中的大姚依旧喧嚣。这是一座标准的中国小县城，狭窄的坡路上，轿车、摩托和行人混在一起，两旁是紧密相邻的各色商铺，大红的霓虹灯招牌接踵而至，扩音喇叭里高喊着“大清仓大甩卖”，店里飘出节奏铿锵的流行歌曲。我们到的时候，近百人手拉手拥挤在一处小小的空场上，伴随着“民族风”风格的旋律，跳着彝族的左脚舞，用支教老师的话说，“聚众”跳舞，据说能从晚上8点一直跳到夜里11点，这也许是此地为数不多的特色。 除了这一小片的繁华，几公里之外，便是暮色中的莽莽群山，既无光亮也没有声息，只余无尽的苍茫黑暗。 大姚位列中国十大贫困县，贫困主要体现在GDP总量的落后，至少在县城，居民的物质生活并未与现代过分脱节，“美丽中国”在当地的两所项目学校，硬件条件更是相当不错。金碧小学虽不如名字那样奢华，占地面积却达到了30多亩，每个年级都独自拥有一栋教学楼，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39年，学校里甚至还有一座清代的文庙；金龙明德小学背倚青山，最醒目的是一块足球场地，这里每间教室外都摆满了足球，孩子们人手一个。他们的校队在当地名声在外，对其他学校的任何球队都能轻松碾压，女足也一样。两所学校都是景色宜人，教学楼干净整洁，也并不缺乏各种教学设施与设备。
这一现状很容易令旁观者迷惑，至少我本人是如此。接触“美丽中国”之前，我对支教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全部印象都来自上世纪几部以乡村学生为主题的，足以暴露观者年龄的主旋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背起爸爸上学》等。在主流宣传口径中，“支教”往往意味着群山环抱中的穷乡僻壤，昏暗破败的教室，衣不蔽体的孩子，以及身形佝偻、满面风霜的老师。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后的上山下乡。 事实上，如今各地方政府都对乡村学校有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许多学校的硬件设施都有很大起色，困扰校方的不再是没有好的校舍、孩子们缺衣少穿等问题，而是缺老师。 到大姚的第三个晚上，我和金碧小学的曾以波校长见了面。他在2009年来到这所学校，一待就是7年，却是最后一位进来的老师，之后这所小学再没有新老师调进来。他把原因归结为经费紧张，老师们平均工资每月4000元左右，不久以后有望达到5、6000元，这在当地属中上水平，但仍对新老师们毫无吸引力，连原有的教师团队也在不断流失。曾校长来的时候，全校有98位老师，现在只剩68位，他自嘲是“最窝囊的校长”，因为其他学校的校长都在调老师进来，只有自己是年年调人出去。 “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们的到来，一定程度缓解了这方面压力。她们在这里教的课程分别是英语、英语和英语。此前，两所小学自己的英语老师加起来只有四位，曾校长用“瘫痪”来形容本校的英语课状况，还说这些老师使英语课“从无到有”，大姚地区每年都会举办英语口语竞赛，来自金碧小学的学生每次都能在200多个学生中位列前30名，“我的运气很好，每年分到我这里的老师都是最好的。” 金碧小学的情况绝不是个例。与“美丽中国”有合作的大部分乡村学校，往往只能保证语文、数学两门主课配备合格的老师，大部分支教老师因此都要兼任音体美等课程，“你的体育是语文老师教的吧除了教学本身，支教老师们还给学校带来了活力。乡村学校的老师普遍年龄偏大，金碧小学校长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表格，上面是任教老师花名册，年龄以70后居多，大多在90年代初参加工作，平均年龄达到40多岁。支教老师们则年轻得多，两所学校共有八位老师，都是20出头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四位都是留学生。 杨洁毕业于英国Loughborough University，队友刘嘉薇也是她的研究生同学；黄昊泽毕业于美国University of Tulsa，有两年时间，他带新生去当地的小学上辅导课，还给非洲孩子们邮寄过包裹。凌晓茜毕业于美国Merrimack College，曾帮助贫困社区的孩子做阅读和早教，为中学生做科学实验，帮他们进行职业规划。”“不会教音乐的数学老师上不好美术课”是真实存在的现实。 他们加入“美丽中国”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没一个认为自己是来奉献牺牲的，增加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尝试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是选择支教时的普遍心态。刘嘉薇留学期间独自游历了许多国家，十分享受这种“alone but not lonely”的生活状态，选择支教是因为“这个阶段可以干些事情，想做就做了”，朋友们听说后的第一反应是，“像你干的事儿”。 蒋佳斌有着更曲折的经历。别人眼中的他足够优秀：大学期间就举办过培训班，创立过自己的公司，也曾在毕业季拿到同学当中最高薪水的offer。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我一直都在追逐着别人的认同，追逐着别人给定的优秀标准去做事情”。在长沙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时想起大二就了解到的“美丽中国”，那天，他和一个朋友在湘江畔边走边聊，一直聊到很晚，最终下定决心，准备给人生找一个转折点，于是辞去工作，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在折腾的年纪选择隐藏锋芒，我做不到。” “疯了。”这是老师们从父母亲友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种担心显得顺理成章：这样的学历，这样的条件，花两年时间去穷乡僻壤吃苦受累，每月只能拿上2300元的补助，就为了教一群农村孩子？与父母的“战争”不可避免。刘嘉薇是少数的幸运者，第一次向家里提起支教，父亲大发雷霆，她不愿吵架，顾不上细说就挂断了电话。几个小时后，父亲主动打过来表示和解，他在网上查了“美丽中国”的背景，“觉得好像还不错，挺靠谱的”，又表示了赞同，“角色转变得太快了”。 丁蕾和父母有过两次远距离的漫长谈判，谁也无法说服谁，每次她都是哭着挂掉电话，最后她用“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执意加入了“美丽中国”。但直到现在，父亲还不愿和女儿多聊支教的事，总是在提醒她，两年后怎么办？冯垚父母担心的则是她的人身安全，在他们看来，“云南到处是毒品”，最后她只好与家里达成妥协：父母不再反对支教，她也保证不去其中两个地区支教，家长认为那里是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即便如此，这些老师还是克服了来自家人的反对，从天涯海角汇集到一起。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让我佩服和羡慕，有一句话在支教老师当中十分流行：“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做一件到了八十岁想起来还会笑的事。”他们在最美好的年龄，找到了一件值得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而非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勉强选择一份也许待遇丰厚却不合心意的工作，在浑浑噩噩中虚度光阴。在他们这个年龄，我绝没有他们这样优秀。 时代终究在进步，尽管乡村还是慢了太多。无论如何，现在困扰乡村学校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校舍破败，贫困县至少也能保证县城的繁华，年轻人更不会轻信道德上的盲目拔高、沉浸在自我感动中。更重要的是，当前的社会环境给了这一代人远比祖辈父辈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可以不再把谋生作为人生的第一选择。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未尝不是这个国家的幸运。毕竟，“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有长者这样教诲我们。 一觉醒来，大姚的天空格外清澈，我明白，在云南的奇幻之旅开始了。 文：中新社 张述 “述说美丽”的第一期就到这里啦，下一期会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故事呢？（默默剧透一下，有小天使和小恶魔！）敬请期待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