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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边疆的治理对于封建王朝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边疆的稳定对于维护王朝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边疆安稳则社稷安定，边疆动乱则中原震动。隋朝时期，隋炀帝就是因为对东北亚用兵，陷入战争泥潭，惹得民怨沸腾，最终身死国灭。 正是由于边疆的重要性，历代王朝对于边疆治理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边疆控制，不仅仅关乎王朝的扩张极限，还和边疆治理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相比较各封建王朝，唐朝面临的边疆形势较为复杂，因此其边疆治理政策各有侧重点。 唐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内尚未完全统一。隋末割据势力多数仍然雄霸一方，更有甚者北附突厥，连年侵掠唐边地，给新兴的唐政权增添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唐高祖时期，突厥成为唐边疆地区的最大威胁，但是由于唐朝实力弱小，对于突厥只能以和平外交为主，将精力放在国内的统一之上。 唐高祖李渊剧照 随着唐朝的统一以及休养生息带来的国力的恢复，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了对于唐朝边疆的经略，对于威胁最大的突厥进行打击和分化，控制西域以稳定边疆，但是此时的边疆少数民族却开始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发展。 除了北方突厥，东北亚的高句丽以及西部的吐蕃、云南的南诏都相继崛起，威胁大唐边疆稳定，于是唐太宗和后来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政策，来维护王朝安定。一、攻灭突厥，控制西域 西域地处“南羌北交”的中间地带，是戍卫河西，进而保卫长安的战略屏障。《唐会要》中有“西域既动，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求矣”的记载，足以说明西域早历代王朝边疆战略中的重要性。面对东、西突厥势力对唐王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造成的重重威胁和对东西方交通的阻碍，彻底清扫和荡平东西突厥势力是唐王朝实现崛起，保障中原王朝安定统一的十分重要的环节。 东、西突厥对于唐朝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威胁 在对待突厥的问题上，太宗的对策较之高祖则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他分析了突厥内部“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的情况，并且制定出“卷甲韬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血斗，一举可灭也。”的战略，通过“厚赂”激起突厥的贪欲，让其骄纵而疏于对唐战备，最后寻找机会一举攻灭突厥。贞观三年，颉利与突利间的矛盾激化，引发了突厥的内战，突利在战争中失败，继而投奔唐朝。 内乱及突利的降唐，一方面削弱了突厥汗国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导致了突厥汗国东部藩属体系的瓦解。这给予了唐朝消除西北边疆威胁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公元629年八月，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代州都督张公谨为副总管，发兵十余万，分数道出击突厥。”经过唐军数月的征战，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败亡。东突厥既亡，其地及部众则统一于唐王朝的版图，唐之北疆自隋末以降得以安定。 李靖奇袭东突厥 二、平定百济、高句丽，构建东北亚藩属体系 因为历史的缘故，高句丽占有辽东地区，而且在初唐时期。高句丽经过与隋王朝的作战，已然在东北亚实力不容小视。由于唐太宗贞观末期征讨高句丽的失利，使唐王朝没有完全在东北亚构建起以唐为中心的藩属体系。唐高宗即位后，构建这一体系也成为其主要的边疆政策之一。 永徽六年，新罗王金春秋向唐王朝求救，“言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其北境，攻占30余城”。这一事件，给唐王朝解决东北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新罗素来与唐关系和睦，特别是新罗经年累月的遣使入贡，使唐王朝与新罗结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尤其是“始服中朝衣冠”与“始行中国永徽年号”，更明显体现出新罗将自己纳入唐王朝藩属体系中的意愿。 新罗国王向唐王朝求救后，同年三月，唐将程名振与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显庆五年，唐与新罗组成联军，讨平百济。百济的灭亡，使唐王朝可以集中力量解决高句丽问题。永徽六年至总章元年，唐王朝经过对高句丽的多次作战，终于“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唐王朝解决了百济与高句丽之后，确立了自身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 唐灭百济、高句丽作战形势图 三、羁縻南诏，亲善招抚 云南地处西部边陲，山高谷深，地势险要，境内种族繁多，部落纷争频起，自古以来便与外界交通阻隔，被视为蛮荒险恶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封建王朝对于云南的控制时紧时松，很多时候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治理，造成云南地方政权“闭门见天子，开门节度”的局面。如何有效对西南边疆进行经营，一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经过隋末大乱，到了唐初，云南已经形成了“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境内大的部落有六诏，此外还有十余个民族，部落、种族繁多，纷争自起，不利于唐王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局面，唐王朝对政治上倾向于自身的南诏加以羁縻，形成“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的良好局面。在唐朝的大力支持下，南诏完成对六诏的统一，在西南地区树立起一道抵御吐蕃势力的屏障。 四、重点防范吐蕃及其势力的扩张 七世纪中叶，西部吐番政权迅速崛起。贞观十二年，吐蕃击败党项、白兰，势力进一步扩张，这一时期，由于唐蕃双方相互牵制，以和为主，在实力上出现均衡的状态。显庆二年，唐朝灭亡西突厥，经过数年的经营，势力进入中亚地区。 与此同时，吐蕃在经过松赞干布时期的发展，实力较之贞观时期大为增强。松赞干布去世后，由于“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吐蕃的强盛，必然与正处于国力上升的唐王朝产生利益的冲突，而冲突的汇集点则是包含中亚的广大西域地区。 吐蕃对于西域的蚕食 龙朔二年，吐蕃势力进入中亚地带，而西突厥的灭亡，更是为吐蕃向西域用兵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665年，弓月部引吐蕃入侵于阗，说明吐蕃与唐朝进入一个旷日持久的争夺西域主导权的时期。咸亨元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唐王朝在西域受到了巨大挫折，西北边疆再次陷入动荡。 在面对“吐蕃东灭吐谷浑，西占安西四镇”的情况下，唐王朝不得不下定决心来对付吐蕃的扩张。唐高宗以后，唐王朝都将西北边疆的经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安史之乱前，唐王朝设置十大节度使，其中北庭、安西、河西、陇右等实力最强的四大节度使都是为了防范吐蕃势力扩张，与吐蕃作战，吐蕃的势力被卡住。 唐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虽然比较复杂，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唐朝的边疆治理观念。一、内华夏而外蛮夷：华夷一家 唐王朝历任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思想是唐朝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内容。为了保证边疆稳定，维护国内的和平局面，唐朝虽然与各边疆民族之间的武力征战不在少数，但唐统治者深知武力不会带来长期的和平，因此对各边疆部落大多采取和睦相处的原则。唐太宗本人就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太宗李世民”华夷一家“的观念 由于唐太宗采取“华夷一家”的策略，吸引了周边各民族政权的纷纷内附，海外各国也时时遣使来朝。到玄宗时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得到了进一步地贯彻。玄宗在《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宗言：
由于唐王朝的开明民族政策下，以及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的宽容态度，使得唐朝形成了“华容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的和谐民族关系，既避免了战争所带来的流血冲突和人力、物力的损伤，同时又加深了归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敬重和感激。 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 面对边疆稳定的盛况，唐太宗曾言“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缓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相较于汉武帝长年用兵、施以威压的边境策略，唐太宗“绥之以德”，对边境民众怀仁安抚，对各民族部落酋长高官笼、络予以重任，让他们自己治理本民族事务的策略，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唐朝各民族和谐相处 此外，在对不同民族进行治理时，唐王朝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势力较弱且有意愿归附的民族采取招抚的策略，妥善安置；对一些强大而有威胁的民族，则采取内部分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争取部分中间力量，而对敌对的势力以大军征服。比如对于西突厥，唐王朝就采用利益诱导，让他们内部产生矛盾，然后扫除威胁；而对于南诏，为了应对吐蕃在西南的扩张，唐王朝采取羁縻政策，加以笼络和扶持，维护西南边疆的和谐。 三、南轻北重 唐朝北方和西北方向面临着突厥以及吐蕃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其主要兵力也布防在北方和西北，重北轻南的边疆治理政策在唐玄宗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十大节度使中，只有剑南和岭南节度使布防于广大南方，而广大南方以及首都地区兵力空虚，兵力分配的不恰当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 此外，南轻北重的边疆治理策略还导致了南诏的做大，在安史之乱时，南诏趁唐朝西南方向兵力空虚，趁火打劫，大肆向内陆扩张，使得唐王朝的防御体系处于被动的局面。唐军被迫在西北的吐蕃，西南的南诏以及北方藩镇之间疲于奔命，四处救火，而这也成为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末藩镇割据 小结唐前朝边疆治理战略的实施，怀柔与攻伐政策的结合，保障了唐代的疆域稳定，使大唐出现了“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的盛世局面。唐王朝实施的边疆策略，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也有因时而变的创新，在维护边疆稳定的同时，也埋下了一定的隐患，但是在当时来看，唐王朝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流，为华夏文明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保障。 相关参考资料：《旧唐书》、《唐代边疆史》、《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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