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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人们感到很难再像以往那样信任诗歌了。人们仍然喜爱诗歌，但却深感对当代诗歌缺乏了解。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一堵阻隔的高墙，不知什么时候已赫然耸立在人们和诗歌之间。其实，就像一架语言的机器，当代诗歌一直在那里不停地转动 ，做着自己的事情，时而喧声震天，时而细声润物。但对这架庞大的诗歌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它的动力是怎样的，它依据的审美原理又是什么，大多数读者包括专业的诗歌评论家，都感到不甚了了，甚至于充满疑惑和猜忌。人们很少反思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或是反省他们对诗歌的疑惑；如果当代诗歌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似乎天然地，问题不可能在读者一方，而肯定是出在了当代诗歌本身。这种情形非常像邻人有亡斧者的故事。人们越是怀疑当代诗歌有问题，就会顺着这样的思路一路琢磨下去，也就越发觉得当代诗歌的确是有问题。 问题也许不在当代诗歌到底有没有“问题”，不在诗人和读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当代诗歌的评估有多么大的差距；有一个底线，不妨交代一下：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是所谓的“危机”。在我看来，当代诗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人们面对已经问世的大量优秀诗歌，缺少辩识、解释和欣赏的能力。人们容易把他们自己想象成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受过足够训练的读者，并且太容易陷入这样一个角度：当代诗歌为我做了什么？其潜台词就是，当代诗歌无论怎样，都应该让作为一个读者的我能看懂。如果一个人这样对待庄子，或康德，其荒谬和愚蠢之处，就会暴露无遗。但是，对诗歌，对当代诗歌，他采取这样的方式，其荒谬和愚蠢之处，就会隐蔽得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或许，另外一种看待当代诗歌的方式，会减少不必要的误解。读者不妨问一下自己：“我”（从阅读的角度）能为当代诗歌做点什么？或是考虑一下：当代诗人已为当代诗歌做了什么？他们采取了哪些新的艺术手法？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和抱负是怎样的？在我看来，当代诗歌已经取得的成果足以回报读者所可能采取的那种积极而主动的阅读热情。诗人西渡，就是这样一位展示了当代诗歌进展的优秀诗人。他新近出版的个人诗集《草之家》，巩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在当代诗界的地位，而且，也使他辛勤探索的个人的诗歌疆域有了更宽广的展现。 《草之家》是西渡的第二本个人诗集，它和诗人的处女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形成了一对有力的呼应。在这一过程中，《守望与倾听》，诗人的一本诗歌评论集，则起着鲜明的伴奏作用。就诗人所拥有的写作才能而言，这三本书发出的最后的合声，犹如一个诗人演出的语言的奏鸣曲。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它揭示了西渡和当代诗歌打交道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一边写作诗歌，一边思考如何写作诗歌。换句话说，诗人批评家的方式，是西渡自觉采取的一种诗歌方式。他热爱诗歌，但并不想让这份珍贵的热爱流于盲目和虚妄。这也是我说的，作为一个诗人，他值得人们信赖的主要的原因。大约十年前，西渡便将他对诗歌的热爱确定为探索并展示一种“词语的谦卑”。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能用语言触摸的世界，怀着一种敬畏的态度。我以为，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姿态使西渡的诗歌有别于其他的当代诗歌。另一个方面，这种敬畏的态度（它的最完美的原型是但丁，而但丁也恰恰是西渡特别膺服的诗人），还让西渡找到了他自己的诗歌方式：像语言的工匠那样工作，在朴素中抵达一种可能的完美。诗人曾这样告白：“我写诗完全是因为写诗本身的乐趣”，并且明确地声言：“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写诗就是一种幸福”（随笔《思考与解释》）。这与其说是一种对诗歌的信念，不如说是一种对诗歌的体验。而能带着这样的体验，去探索诗歌的秘密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是的，在西渡的诗歌中回荡着一种人们很难在其他的当代诗人的作品里听到的“幸福的声音”。这是他偏爱的题材，尽管有点抽象，也是他的大部分诗歌的主题。这种“幸福”，主要不根植于人世，或是验证于我们生存的世界，而是依托于心灵和语言之间的一种永恒的关联，一种深邃的过程。像诗集《草之家》中收录的《蛇》、《蝴蝶》、《蜜蜂》、《树木》、《草之家》、《鹰》，以及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中收录的《最小的马》、《蚂蚁和士兵》、《但丁:1290，大雪中》、《为大海而写的一支探戈》，这些诗作都属于诗人自己所指认的--是敏感于语言本身的乐趣的产物。当然，语言的乐趣，绝不像有些论者所误解的那样，它们和我们对生存的体会和省思没有关联。对西渡这样的诗人来说，领悟我们是如何使用语言的，就意味着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状况，也意味着领悟我们和世界的最本质的关联。对举出的这些篇什，我差不多都能记背。这也是我向这些珍贵的诗歌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它们的语言纯净，比喻恰当，表达节制……，更重要的，这些诗行中蕴涵着一种吸引人的来自语言的呼唤。 西渡80年代后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出生于1967年，受过这代诗人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但他也知道，诗歌是另一种终生的自我教育。他的诗歌在风格上显得纯正，却并不拘泥于所谓的“泛学院诗歌”。他也常常将他的诗歌的触须延伸到当代生活，写出了像《寄自拉萨的信》、《一个钟表匠的记忆》、《旅游胜地》等充满批判力量的篇什，它们已被很多论者视为“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倾向的代表诗作。 从风格的角度看，西渡属于那种喜欢锤炼技艺的诗人，但他并不迷信技术。应该说，他做得还蛮不错的。他在诗歌中显示的技艺，也让一部分同代诗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两相比较，后者显得太粗糙了。对此，西渡谦卑地写道：它们“实际上根植于心灵的差异”（《草之家》后记）。语言不是工具，这一点，西渡早就明确了。他替语言工作，而不是用语言工作；借助对修辞的精通来加强或减弱一些语言的风格标记，演示想象所蕴含的意义。他对诗歌语言最基本态度是：纯正、干净、朴素、优美。这种态度绝不仅仅源于一种风格策略（像一些人有意曲解的那样），更深刻地，它反映了西渡对诗歌的一种看法。或许，别的诗人已经无法从这样的语言态度找到出路了，但西渡本人仍能从中汲取力量。无疑，他希望当代诗歌在触及我们生存的最本质的状况的同时，仍能葆有一种升华的力量。换句话说，用诗歌为人做点什么。我唯一的疑问是，他也许做了不止一点点。 2002，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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