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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怎奈我们的母亲虽生养了我们，但脾气也太暴躁了。 据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而大规模的改道有7次，而每次改道都会造成沿岸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尤其明清以来，为保证漕运的畅通，黄河的河务遂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明清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河务，不仅每年都从国库中拨付大量资金用于治河，而且还设置了专门负责河务的官员，即河道总督。恐怕也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才会专门给一条河流设置总督一级的高官。  可见，黄河在中国不仅仅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政治之河”。 黄河的一喜一怒，不仅牵动着民生，更是足以影响国家朝局的政治事件。以黄河问题为切入点，我们甚至能够窥见庙堂之上政治博弈的众生相。 比如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就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争论。 铜瓦厢改道前的清朝河务清朝黄河的走向基本沿袭了明后期潘季驯治河后的流向，即延开封、兰考、商丘、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入海，即所谓的“明清故道”。 清初康熙帝曾手书“三藩”、“漕运”和“河工”，立志要完成这三件大事，可见其对河务的重视。而搞好河务不仅仅有利于黄河本身，更能促进漕运的畅通。由此，清初针对河务和漕运，进行了一系列官制上的改革。  清初曾设河道总督一职，治所在山东济宁。但考虑到淮安是黄河、淮河及运河的交汇处，是治河的最重要处，而济宁距此处又较远，不易一揽子处理，故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河道总督治所迁至淮安城西北的清江浦。 但由于当时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而此地区恰好又河道密布，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水灾，加之大运河的漕运又牵动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河道总督显然无法胜任。于是，在雍正年间进行了河政上的重大官制改革。这一期间，雍正帝先后设置了南河河道总督（即南河总督）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即东河总督），前者负责黄河安徽、江苏段，后者负责黄河河南、山东段，其治所分别设在江苏清江浦和山东济宁。一旦遇事，二位河督可会同上奏，相互知会，协商处理。  除此之外，清朝还设置了主管漕运的漕运总督，以及主管运河、海河流域的直隶河道总督（即北河总督），后由直隶总督兼任。 至此，清朝河务加漕运的“四督”体系形成。 铜瓦厢改道初期的派系分化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仪铜瓦厢出现决口，之后朝东北方向进入山东，穿过运河，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6次大规模改道。 此次改道之后，造成了两大后果： 第一，铜瓦厢以下的山东境内，黄河势如脱缰野马，形成了大量黄泛区，危害民生，还影响了山东段的漕运，甚至威胁京畿。 第二，曾经的黄河安徽、江苏段河道基本断流，沿线水灾危险顿减。  而针对这两大后果，清廷内部第一时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并由此开始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系，即“改道派”和“复故派”。 顾名思义，改道派主张应因势利导，设法疏浚，引黄河从大清河入海。 最初提出改道的是奉命勘河的张亮基，他认为河道“既改而东，势不能复挽使南”。他是江苏人，年轻时也曾被派去治河，考虑到黄河流经江苏有可能带来的水灾威胁，支持改道显然是人之常情。此外，曾担任过南河总督、漕运总督，时任安徽巡抚的福济也支持改道，因为安徽此前曾饱受黄灾之苦，此番引发改道，从自身利益考虑是好事。 而复故派则相反，他们主张应立即堵住决口，将黄河挽归于安徽、江苏的明清故道。 主张复归故道的有礼部右侍郎杜乔，他认为如堵住决口，并将黄河挽归故道，则山东百姓生计无着，久而久之还会激起民变。而考究杜乔的身份，会发现他是咸丰帝师杜受田次子，祖籍山东，他能提出复归故道的主张，多半也是出于地域上的考虑。此外，大力鼓吹复归故道的还有时任山东巡抚崇恩，他在奏折中极言山东灾情之重，并驳斥张亮基“自然而治”的主张，这自然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由此可见，无论是改道派，还是复故派，基本上还是出于地域之见和自身利益而提出相应观点，这也奠定了绵延30余年之久的铜瓦厢改道之争的利益争夺点。  但对于清政府和咸丰帝来说，咸丰五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军事上，太平天国如火如荼；财政上，国库存银仅维持在10万两上下，为维持军费开支，只得下令地方官员就地筹款，同时大量举借外债，才能勉力支撑。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想要挤出银子治河，令黄河复归故道，简直是天方夜谭。故咸丰帝暂时支持改道派的观点，并做出了河务让位于军务的决策：
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加之镇压太平军，清廷为此承担了更沉重的军费开支，作为国家财政最高机构的户部自然心知肚明。于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户部尚书沈兆霖提出，由于黄河改道，造成江苏故道断流，南河机构实际上已经闲置，加之目前财政拮据，故应裁撤南河总督及其相应机构，用以筹集军费。此举正中清廷下怀，随后发布诏谕，决定裁撤南河机构。 可见，此时清廷已经认可了黄河改道的局面，似乎也不打算再将黄河挽归故道，否则南河机构又怎么会说撤就撤呢？ 由此，两派争论对峙的局面暂时缓和下来。 同治年间争论再起正当黄河改道几乎就要成为定论时，意外还是发生了。 同治七年（1868年），黄河在河南荥泽一带决口再次决口，河水南流，进入安徽，几成一片泽国。由于淮扬地区乃是清朝财赋重地，清廷遂下令立即堵住决口，阻止灾情进一步蔓延。 但自黄河改道以后，山东境内的新河道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让山东的士绅百姓始终处在水灾的威胁之下。而作为山东地区最高长官的山东巡抚，也一直视河务为烫手山芋，恨不得立即将这喜怒无常的母亲河挽归故道。 而此次黄河决口南流，给了他们一个契机。 既然当年铜瓦厢决口流向东北，可以放任自流，那此次黄河又南流了，为何不趁此机会令其复归江苏故道呢？  据此，山东巡抚丁宝桢上奏道：
简单说就是，现在内忧外患没了，兜里也有钱了，也该把黄河请出我们山东了，让它回老家接着折腾。 丁宝桢旧事重提，而且理由充分，让人很难反驳。 结果呢？奏折扔出去，石沉大海了。 反倒是兵部左侍郎胡家玉的另一封奏折打动了清廷高层，他认为自黄河改道山东后，大运河上的漕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漕运事关国家财政和粮食安全，故应该让黄河复归故道，以恢复漕运畅通。 于是，清廷令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张之万、苏廷魁、丁日昌、李鹤年、丁宝桢、吴坤修等9人就胡家玉的奏折进行商讨。而在这9人之中，除代表山东利益的丁宝桢支持复归故道外，其余人均支持改道。 而且，荥泽的决口很快就被堵住了。 在决口即将合龙之际，张之万、李鸿章、曾国藩、马新贻、苏廷魁5人联名上奏，一致认为令黄河复归故道是很难的。他们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疏浚南河费钱太多，难以筹款；第二，堵荥泽和堵兰阳并举，工程太浩大；第三，复归故道就要招募大量劳工，一旦控制不利，就会挑起事端。  但事隔不久，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侯家林又一次决口，河水顺势南下，不仅造成江苏大面积受灾，而且还灌入运河，形成了淤阻，严重影响了漕运。 山东巡抚丁宝桢遂旧事重提，即一举令黄河复归故道，而站出来反对他的是河道总督乔松年。 乔松年认为，治河不外乎改道、复道两个办法，两相比较，权衡轻重，不如就地在山东筑堤束黄，这样做既节约经费，又事倍功半。但丁宝桢顺势反击道，复归故道有旧制可循，改道山东还得另起炉灶。 二人争执不下，同治帝遂令丁宝桢与漕运总督文彬商议妥当后再奏。在上谕中，同治帝特地叮嘱二人不得固执己见，可见同治帝本人也倾向于改道。 不久，丁宝桢与文彬会同上奏，力主黄河复归故道，其理由有四： 第一，复归故道，原河道是现成的，有旧制可循； 第二，原河道的堤坝大多还在，修补即可，不须再行创筑； 第三，之前的南河机构刚裁撤不久，制度可考，人才还在，方便重新组织起来； 第四，漕运也可由此恢复正常。 丁宝桢与文彬的奏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治帝遂决定让军机大臣会同六部九卿共商此事，争论遂进一步升级。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大臣，主张派人前往南北河实地勘察，但负责勘察的人选却选择了一直支持改道的李鸿章。  同治七年时，李鸿章就站在了改道派一边，因为李鸿章曾署理两江总督，并在两江总督任上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重要的洋务企业。从洋务派的角度考虑，他自然希望黄河改道山东，这样就可将这块烫手山芋扔出去，江苏的地方督抚也可腾出时间、精力和资金去经营洋务。而且黄河复归故道也需要大量资金，他当然倾向于把资金用于兴办洋务。此外，李鸿章一直主张通过漕粮海运去解决漕运问题，黄河改道影响漕运在他这里根本不是问题。 此番派李鸿章前往勘察，结果不言自明。他转了一圈之后，呈上一份雄文，对前述丁宝桢的四点理由进行了一一驳斥： 第一，原河道虽是现成的，但故道却是地上河，河身高于地面两三丈，复归故道太过危险；而且疏浚故道所需费用远远高于治理新河道的费用； 第二，原河道的堤坝虽然还在，但已遭到严重破坏，重新兴修既费时又费力； 第三，南河机构既已裁撤，时过境迁，即使恢复，也难以发挥效能； 第四，漕运应因时而异，改走海路。 由此可见，进入同治年间，洋务派官员如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已在清廷占据主流，而安徽、江苏等地也逐渐成为洋务派在地方的大本营。也就是说，在黄河改道的问题上，洋务派的自身利益与安徽、江苏的地方利益逐渐合流，形成这一时期改道派的基础。他们认为，中原军务初平，国库本就空虚，有限的资金应该应用于兴办洋务，自强求富，而不是花巨资让黄河复归故道。 结果也确实如此。 同治帝在看到李鸿章的奏折后，颇为认可，遂发布上谕，令黄河改走新河道，争议也又一次被平息。 光绪年间争论的扩大及终结就这样，山东新河道维持了十余年，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前后。 当时，黄河泥沙严重淤积，两岸堤坝日益低矮，漫溢决口乃至于爆发洪水已是家常便饭，山东官民苦不堪言。如何减轻因黄河而给山东地区带来的水患，成为清廷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于是，苦不堪言的山东巡抚陈士杰在光绪九年提出一条折衷方案，即开马颊河以分减黄流，减轻山东地区防洪的压力，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地势和民情不宜为由极力抵制，此事遂暂时作罢。 不久，光绪十二年（1886年），山东巡抚张曜再次提出利用黄河故道分流，以减轻黄河水患：
 但这却引来了江南官僚集团极大的反弹，两江总督曾国荃、江苏巡抚嵩骏、漕运总督卢士杰三人联名上奏反对张曜。他们认为，南河状况本身就不宜分流，说是分水三分，万一处置不当，全河奔腾而下，区区闸坝，势难抵挡，又会引发新的水灾。 面对江南地方官员的强势，张曜亦针锋相对，不仅对上述观点一一驳斥，还指出山东水患日益严重，实则直接威胁直隶及京师：
在此，张曜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即江南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地方利益，却有意忽视了山东的利益，更是把中央的利益不放在眼里。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奈之下，光绪帝只好效仿同治年间的做法，令醇亲王奕譞会同军机大臣及户部共同商议，最终决定中和改道派与复故派的观点，以分减南河的方式减轻山东水患。 可就在这时，意外又一次发生了。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铜瓦厢以上的郑州决口，河水奔向东南，危及安徽、江苏等省，其势更甚于铜瓦厢决口。 事件发生后，清廷除第一时间令地方堵住决口外，还急忙向朝野访求治河方略。之前一直主张分减南河的张曜，这次终于抓住机会，向朝廷奏请引河南行，复归故道。值得一提的是，此举也得到了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大力支持。李鸿藻被光绪帝派去河南督办河务，并进行实地勘察。在经过勘察后，他认为黄河宜趁机复归故道。  但张曜和李鸿藻的说法却遭到江南官僚集团的反对，不久光绪帝又派曾国荃、卢世杰去进行勘察。此二人一直都是改道派的大将，他们认为改道和复故不可等量齐观，改道于国计无损，而复故则会影响东南财赋；从经费来看，复归故道所需甚巨，而维持改道局面只需加固河道堤坝即可。 除此之外，江南官僚集团还联合江南同乡友好、门生故吏，屡次致函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及工部尚书潘祖荫，请其密切关注黄河问题。此二人皆是江苏人，自然是江苏地方利益在中央的代表人，他们联合草拟了《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历数黄河复归故道的“二大患”和“五可虑”，总之是在围绕着江南地方利益对全局利益的影响来做文章。 作为帝师，翁同龢的奏折对光绪帝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光绪帝随即颁布上谕：
至此，从咸丰年间铜瓦厢决口而引发的长达30多年的争论方才告终。  由此可见，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朝廷的重点国策是兴办洋务，寻求富强，财政上的支出也更多移作富国强兵之用，而对于传统社会下最重要的河务就不怎么重要了。更何况随着晚清中央权力逐渐下沉到地方督抚手中，河务也基本上转由地方督抚来承担。所以，昔日河务这个香饽饽已经沦为烫手山芋，地方官僚集团出于各自地方利益的考虑，对于河务唯恐避之不及，就连试图在太平天国起义后逐步收回权力的清廷，也有意放弃河务的主导权。尤其是江南官僚集团，仗着自己在晚清政坛上的显赫地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黄河复归故道，维护自身利益，无视山东地区为黄河问题所作出的牺牲，甚至无视中央利益和国家利益。 但无论如何，专制制度下的朝廷与官僚，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利益与权力，而对于肆虐黄患下如蝼蚁一般脆弱的百姓，却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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