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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还没有研制疫苗和抗生素。传染病的肆虐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胜枚举。曹植就曾描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修情景。古代医家不屈不挠地与传染病进行着斗争，如乾隆癸丑年(1793年)京师大疫,均以清瘟败毒饮授之,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些抗争史都被记载下来，我们才得知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智慧，传统医学在防治传染病中发挥了如何关键的作用。 瘟疫主要包括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瘟疫学家强调瘟疫是由特殊的致病因素引起,如吴又可认为系杂气所感,杨栗山宗之；刘松峰认为是感邪毒而起;余霖认为是运气之变,为旺气为病。并认为瘟疫有相对稳定的病变部位,如吴又可所论者,邪踞于募原而传胃;杨栗山述者,邪气佛郁三焦;余霖则认为邪毒炽盛充斥表里。 瘟疫学家所面对的是由特殊致病因素引起的、威胁健康人群、呈流行性发展的外感热病,为控制其蔓延,有效地治疗现有患者,无疑是非常紧迫和关键的。基于这个因素,瘟疫学家在治疗方面,有如下特点。 一是倾向于寻找针对病因治疗的特效药。 如吴又可用大黄祛邪治本,他说:“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余霖强调重用石膏直清胃热,而诸经之火自平;杨栗山重视芩、连、栀、柏、大黄等,亦是针对体内怫郁之邪气而用的。 二是注意选择直达病所的药物。 正如刘松峰说,“所以瘟疫用药,按其脉症,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窥”,如吴又可以达原饮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散,速离募原,其中槟榔、草果、厚朴是主药,以除伏邪之盘踞;余霖之所以选择石膏,是为了直入于胃,先捣其窝巢之害”。 三是强调攻击性祛邪治疗。 瘟疫学家认为无邪不病,邪气为本,发热为标,故“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刘松峰还直接提出了“舍病治因论”。正如吴又可说,“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其“治邪”方法主要包括: 攻下逐邪。如温疫初起,邪在募原,又可用达原饮使伏邪内溃,速离募原,其邪或从表解,或内陷人胃。其人胃者,可早用攻下,逐邪外出。并认为承气本为还邪,而非专为结粪而设,故主张攻邪勿拘结粪。 清热解毒。吴又可不重视清热解毒,认为邪在募原,妄用寒凉则损生气;邪热在胃不用攻下,采用寒凉则抑遏胃气,火更屈曲,发热反盛。清热解毒之黄连:只能清本热(正气被郁而发热),不能清邪热。吴又可忽略了清热与“治邪”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故乾隆癸丑年(1793年)京师大疫,以又可法治之者不验。余赛看出了吴又可轻视清热解毒的缺陷,认为达原饮、三消饮,诸承气有附会表里之意。余氏吸取教训,结合临床,创制了“大寒解毒之剂”清瘟败毒饮。凡一切大热,表里俱盛之证,以此方为主清热解毒与苦寒攻下并举。杨果山既注重清热解毒,又重视苦寒攻下,两者常结合使用,使解毒与政下并举。认为温疫轻者清之,包括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饮、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等8首方剂,这些几乎均以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为主药,有时还加入胆草、银花,知母等,以行清热解毒之功。又认为重者泻之,即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等方是也。这些无不是清热解毒配伍苦寒攻下,常以芩、连、栀、柏等与大黄、芒硝并用,共成大清大下之剂。杨氏治法,兼有又可、余霖之长。 为了有效地击中病邪,瘟疫学家使用的方剂多是直接针对病机而提出的,组方稳定,用方不多。如又可首用达原,继用承气攻下;余霖之清瘟败毒饮,“不论始终,以此方为主”;杨栗山虽有十余首清、下之剂,但组方原则基本相同,“而升降散其总方也”。治疗方剂稳定,便于广大人群的防治,也较易观察疗效,如乾隆戊子年(1768年)桐城瘟疫流行,乾隆癸丑年(1793年)京师大疫,均以清瘟败毒饮授之,并皆霍然。这些方剂或解毒或攻下,充分体现了对病邪的攻击性。为了祛邪有力,余霖擅长使用大剂量石膏。 四是治疗侧重于气分。 瘟疫学家虽不用卫气营血辨证(有时用气血概括病机),但今天如用卫气营血辨证来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治疗重点在气分。如吴又可之治在募原与胃,余霖之治在胃,杨栗山之清热解毒、苦寒攻下方药,均以气分为主。看来他们已从实践中体会到:“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积极逐邪外出,御邪深入,无疑对疾病的预后,具有积极的意义。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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