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重要的陶瓷大省之一，与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一样，历史上古窑口众多，不胜枚举。
尽管许多窑口早已湮没，但从现在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也还有几十个之多，现择其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窑口来作一简要的分析。
在江西古陶瓷史上最有影响的窑口主要有洪州窑、赣州窑、吉州窑和湖田窑四个，我将其戏称为“佛、道、妖、仙”。即：
佛——洪州窑；
道——赣州窑；
妖——吉州窑；
仙——湖田窑。
一、四大古窑口——佛、道、妖、仙
1、“佛——洪州窑”
洪州窑是江西境内发现最早的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古窑口之一，始于两晋，终于晚唐。
从时间上来说，基本是在吉州窑、赣州窑、景德镇窑创烧之前，是中国古代六大青瓷窑场之一。
对洪州的认识最早应该来自于陆羽《茶经》的记载：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中国的历史太长，史料的缺少，导致我们对仅存的史料特别珍视，但有时也会过于迷信。陆羽在《茶经》中能记载到洪州窑，是洪州窑的荣幸，也是洪州窑的遗憾。
说荣幸，是因为唐初时期中国已经有许多著名的窑口，洪州窑仅仅是六大青瓷窑口之一，能在《茶经》中落上几笔已经是缘分，颇不容易。
说遗憾，是因为陆羽仅仅是从茶具的角度来论述比较几大窑口，首先，在器物上就有了局限，其次，他能否接触到每个窑口最经典最完美的器物，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加上，唐初时交通毕竟不便，作为南方的一个研究茶文化的学者，陆羽的眼界显然受到地域的局限，专注于南方的窑口较多，对北方的窑口难免忽视。（仅仅提到了邢窑）。
当然，我们不能求全于古人，从现在已有的资料来对古窑口进行分析更有意义。
之所以把洪州窑定位为“佛”，是因为洪州窑是与“佛”有缘的。洪州窑创烧的年代就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年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广布、丛林遍立的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之兴盛几乎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
南朝宋、齐、梁、陈计170余年，各朝皇帝基本上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笃信佛教，剃度为僧，亲自抄经，亲自讲经说法，并举行盛大斋会。
（南朝洪州窑莲瓣纹盏托）
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质上，南朝时的寺庙规模要远胜于此。
据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
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
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
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洪州窑，其生产的陶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这也是南北朝时期许多窑口陶瓷产品共有的特性。
（隋洪州窑印花净水钵）
洪州窑的窑址现在已确定在江西省丰城市，与赣江一河相隔的就是江西省的南昌县，一江两岸遍布着古窑址的堆积和遗存。
江西省的丰城市、南昌县一带，唐时属洪州，窑口一般以产地命名，故名洪州窑。
南昌县博物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们将馆藏的数千件洪州窑整理后，进行了专题展出。
《洪州窑青瓷展》2012年9月对外公开展出后，并出版了质量较高的《洪州青瓷》一书，社会反响很好，也使得南昌县博物馆从众多的县级博物馆中脱颖而出。
南昌县博物馆《洪州窑青瓷展》荣获了2012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江西省南昌县洪州窑青瓷博物馆藏品）
现在，对洪州窑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新的出土资料也在改变我们对洪州窑的传统断代认知。
比如：2016年9月，南昌市在梅湖景区兴建花博园，施工时发掘了一座规格较大的东晋时期纪年墓，出土文物54件，
其中出土的青瓷鸡首壶、青瓷四系罐、青瓷盏等经考证为洪州窑，其釉质和形制与我们一般认为的两晋时期洪州窑陶瓷并不完全一致，
而与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窑颇为类似，为我们对洪州窑的断代提供了新的参考和依据。
（南昌市梅湖景区东晋升平五年纪年墓出土的洪州窑）
由于对洪州窑的研究不够，使得洪州窑的市场价格也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前不如精品的陶器，后不如经典的宋瓷。
这近年来虽然价格有所上涨，但还远远不到它应有的价位。
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窑，既有器形硕大的、也有小巧精致的；
既有仿金银器的、也有民俗器物；既有文房用品、也有祭祀用品；
以实用器居多，但也有非常精致的陈设器。
虽然，大部分洪州窑脱釉比较多，但也有几乎完全不脱釉的。
无论从工艺、从器形、从影响、从文物价值来说，洪州窑都是六朝青瓷中最具收藏价值的品种之一。
如果说，陶瓷收藏存在价值洼地的话，那么，洪州窑就可能是这个洼地中的一颗依然蒙尘的璀璨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