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具体到对韩愈的研究上，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一文，分别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对韩愈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具有开拓意义[1]。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韩愈与长安——9世纪的转型》则重在探讨韩愈在长安城的生存空间（如住宅等问题）等问题[2]。在韩愈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上，则有许菊芳《奇崛之笔与世俗之情——论韩愈诗歌的日常生活题材》[3]与彭梅芳《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一书的相关章节[4]等成果。以上研究成果，都为更深入地研究韩愈的文学与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酒，作为文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饮品之一，它与唐代文士以及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5]。但是，具体到韩愈与酒的关系上，到目前为止，除了黄正建在上引文章当中提及韩愈喜欢饮酒，“愁苦时，喝的更多”，以及韩愈在各种类型的宴会中“必饮酒必作诗”之外，似只在台湾学者林丽珊的《酒为翰墨胆——文人墨客灵魂深处里的酒神》一文中涉及到韩愈的诗歌创作与酒的关系，但遗憾的是，此文只是浅尝辄止，并未着更多的笔墨[6]。因此，本文试图在时贤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探讨韩愈的诗歌创作、思想状态与酒之间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一壶情所寄：韩愈的诗酒人生 韩愈现存诗歌的数量大约有400首[7]，遍检全集，其中述及酒的有将近60首，占其诗歌总数的15%，比例很高[8]。细细品味这些涉及酒的诗歌，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韩愈一生各个阶段的行藏用舍。 韩愈诗歌中最早言及酒的，当属作于德宗贞元元年（785）以前的七言古诗《芍药歌》[9]，诗略言“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一樽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此诗最早见于宋人所编韩集中的外集，如果前人之系年可据，那么这首诗当是现存韩诗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首。按宋人祝充《音注韩文公集》及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二集中，这首诗题为《王司马宅红芍药歌》，王司马为谁已不可考。据清人方世举释“楚狂小子”所云“建中、贞元间，公避地江濆，在古为楚地，故用接舆歌凤语意”[10]，可知此诗所作之时地。诗中言及自己在丈人庭中喝酒赏花，却醉倒于花下，并发于诗歌，以“楚狂小子”自诩，真有少年之狂态。纵观韩愈生平，此一“狂”字倒也不失为其真实写照。韩愈留给诗坛的第一首诗便塑造出了一个醉者的形象，尽管有些稚嫩，但是这个形象是时时伴随着韩愈的。 韩愈于贞元二年（786）至京师长安应试，在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但几次参加吏部试均以失败告终，遂在贞元十二年（796）七月入汴州董晋幕府为观察推官，又在贞元十五年（799）秋辗转于徐州张建封幕府，终于在十七年（801）秋冬间入京为四门博士。在贞元二年至十七年这个时间段里，韩愈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这种生存状况，既有来自于韩愈自身的基本生存条件常常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也有来自于他的思想状态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状况。纵观韩愈这一时期的诗歌，其间充满了对于困顿的生活以及沮丧的情绪的描写[11]。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之时，借酒“遁”是韩愈的选择之一。韩愈在长安八九年，无所取资，贫穷度日[12]，所与交者有李观、孟郊、独孤申叔[13]等人。其中，韩愈与孟郊结交于贞元八年前后[14]。孟郊于此年有《长安羁旅行》一诗，诗云“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15]，诗中所云“旧贫”当指韩愈诸人。韩愈有《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贞元九年作）：“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其中言及“贫富”可与孟郊诗之“旧贫”互为发明。从孟郊诗看来，作为贫者的韩愈，其“娱乐活动”除了读书之外，尚有与友朋饮酒一途，所谓“三旬九过饮”，饮酒频率还是很高的。韩愈在汴、徐幕时，虽有俸禄，但因家口之累，在汴州之乱时又遭遇劫难，因此仍然处于穷居的状态。再加上入幕之举，本是韩愈因无法通过吏部试之后的权宜之计，韩愈在此期间颇感平生抱负难展，以至有“卑栖寄徐戎”（《赠族侄》）之感。因此，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幕府宴饮还是自酌自饮，韩愈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或是微带讽刺，或是颇为自悲。如《赠张徐州莫辞酒》云“莫辞酒，此会固难同。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就略带讽刺[16]。在《归彭城》（“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幽怀》（“岂无一樽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等诗中，则往往表现出一种深重的哀伤之情。这种哀伤之情可以说是韩愈在贞元二年至十七年间的主导情绪，酒则成了韩愈排遣这种情绪的主要途径之一。 韩愈在入朝为四门博士之后，虽仍有较重的家庭负担，但是毕竟已经入朝为王官，故而此时的韩愈很有“志气方自得”（《夜歌》）之感[17]。但是好景不长，在贞元十九年（803）七月拜监察御史后，韩愈便于此年冬天因事获罪被贬为阳山令，直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六月才重新入朝为国子博士。从元和二年（807）起，韩愈在东都洛阳为官五年，至元和六年（811）方得以再次回长安任职。经过多年的宦海浮沉，韩愈的交游圈也随之扩大，并已“粗识得与丧”（《岳阳楼别窦司直》）。因此，即使远贬阳山使得韩愈有“羁旅”与“囚拘”[18]之意，但是仍不失其“初心”[19]。在这一时期涉及酒的诗里，“自悲”的情绪虽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减少，如“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县斋读书》）、“村酒时邀迓”（《县斋有怀》）、“开筵交履舄，烂漫倒家酿。盃行无留停，高柱送清唱”（《岳阳楼别窦司直》）、“气严当酒换，洒急听窗知”（《喜雪献裴尚书》）等诗句，都已不是“孤斟”的状态了。 从元和六年入长安任职方员外郎之后，除了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被远贬潮州之外，韩愈基本上都是在长安度过的。韩愈回京之后，官运的相对平顺与随之而来的俸禄的提升，再加上丰厚的润笔费，使得韩愈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0]。特别是元和十年（815），韩愈终于在长安街东的中南部静安坊拥有了自己的房屋[21]，并特意为此写下《示儿》一诗。生存空间的极大改善，也使韩愈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即出现了“闲适”之态。这种心态也能通过韩愈所作饮酒诗反映出来，如“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盃。为逢桃树相料理，不觉中丞喝道来”（《饮城南道边古墓上逢中丞过赠礼部卫员外少室张道士》）、“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示儿》）、“盘蔬冬春杂，罇酒清浊共”（《人日城南登高》）、“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游城南十六首》之《把酒》）、“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游城南十六首》之《遣兴》）、“一壶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无诗酒，其如月色何”（《酬马侍郎寄酒》）、“独坐殊未厌，孤斟讵能醒？持竿至日暮，幽咏欲谁听”（《闲游》其一），可见，在这一时期，即使是独酌孤斟，也已丝毫不见其苦了。 综合起来看，韩愈每个阶段的饮酒诗基本上都能反映出他在此一时期的生存状态——从最初的充满哀伤之情，到自悲情绪的逐渐减少，再到闲适心态的出现，这种阶段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韩愈自云“一壶情所寄”，既然酒对于韩愈来说是如此重要，那么酒对韩愈的诗歌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接着进行探讨。 二、乘酣骋雄怪：韩愈“以诗为戏”与酒 众所周知，“以文为戏”是韩愈古文创作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在诗歌方面，韩愈同样存在着“以诗为戏”的情况。宋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曾对韩愈诗歌的内容与风格有过精辟的概括，其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22]，其中便有“助谐谑”一项。 现代学者对韩诗中存在的“游戏”成分的关注，大约起始于钱锺书。钱先生在《谈艺录》“诗用语助”条说到：“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渊明者。……渊明《止酒》一首，更已开昌黎以文为戏笔调矣。”[23]大概是指韩愈在某些诗中效仿陶渊明《止酒》诗的连用字现象（《止酒》诗共用了二十个“止”字）。其后，阎琦在论及韩诗之时，便将“戏谑”作为其风格之一。阎先生指出“我们不要把韩愈的以文为戏简单地理解成如《落齿》那样狎弄个别字眼，或是象《嘲鼾睡》那样写些无聊丑恶的东西；戏谑之笔在韩诗中常有很值得玩味的地方，我们在领略他奇崛诗风的时候，常常要对他突然插入的戏谑之笔表示欣赏”[24]。阎先生在钱先生的基础上，更注意到韩诗中出现的戏谑之笔，并认为“韩愈戏谑之妙，也见出他善谑的个性”[25]，则可看出韩愈幽默的个性对于其诗风的影响。稍后，杨晓霭撰文指出韩愈诗文中存在“宗经”与“自嬉”的矛盾。其中“自嬉”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借‘戏’之名，舒忧娱悲，愤世疾邪，二是把诗文当成炫耀才学的娱乐活动”。作者进一步指出“韩愈大胆地肯定了主体的独创性”与“独创的价值”，这是韩愈“自嬉”、“为戏”的原因之一[26]。此后，尹占华通过研究认为韩诗具有喜剧精神，这种精神是由韩愈的征服意识与超脱意识的双重性格决定的[27]。丁恩全则专门以“以诗为戏”为题研究韩诗，作者认为韩愈“以诗为戏”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战诗”与“嘲戏谐谑”，目的是为了获取乐趣[28]。综合以上诸家的观点，可以看出，韩愈的创作个性是促成其“以诗为戏”的重要因素，而且应当是首要的内在因素。如果再进一步地思考，除了受创作个性的影响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直接促使韩愈“以诗为戏”的发生呢？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个直接原因即是“酒”。 前文提到，酒之为物，几乎贯穿了韩愈一生的各个阶段。翻检韩愈诗集，可以发现，韩诗中将诗与酒并举的地方颇为常见。现举几例，以见一斑： 岂无一樽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幽怀》） 赏玩损他事，歌谣放我才。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鳃。（《咏雪赠张籍》） 饮酒宁嫌醆底深，题诗尚倚笔锋劲。（《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 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会合联句》） 饮噉惟所便，文章倚豪横。（《东都遇春》） 归来身已病，相见眼还明。更遣将诗酒，谁家逐后生。（《杏园送张彻侍御》） 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 在以上几例中，“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鳃”、“饮酒宁嫌醆底深，题诗尚倚笔锋劲”、“饮噉惟所便，文章倚豪横”等诗句，都很显然地道出了高亢的诗、刚劲的诗、豪放的诗与酒之间的密切关系。韩愈的个性是极为外扬的，他自称“楚狂小子”（见上引《芍药歌》），易发“狂疾”[29]，易出“狂言”[30]，在当时已有“狂名”[31]。由上所述，韩愈又是颇为具有喜剧精神的。在醉酒的状态下，诗人的心性容易得到释放，并由此触发诗兴。因此，韩愈个性中的“狂疾”与幽默，如果当酣醉之时诉之于诗，是较为容易形成“以诗为戏”的风格的。 韩诗中涉及酒的有60首左右，这其中的部分诗作即存在着“以诗为戏”的成分。下面略作分析。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与张籍、李翱等人俱在汴州，与孟郊话别[32]，韩愈因此有《醉留东野》一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钜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此诗先以李白、杜甫二人不得相从引出话题，接着以青蒿自喻、以长松喻孟郊，又以寸莛自喻、以钜钟喻孟郊，以云自喻、以龙喻孟郊，韩愈于此连设三对譬喻，表达了自己甘心“低头拜东野”之情。再者，以“龙钟”形容孟郊之老态（郊是年四十八岁），语含戏谑，而自称“奸黠”，则语含自嘲。全诗连下六个“东野”，亦如醉酒之人的喃喃之语。因此，总体看来，这首诗写得飘逸，并且充满幽默感。清人朱彝尊评这首诗云“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种真意，亦自可喜”[33]，其中粗莽与真意，如果结合韩愈作诗时之醉态来看，就能有更真切的理解。 韩愈好胜，张籍曾写信指责他“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34]，韩愈回信中对于“博塞之讥”并不承认，而对“不能容人之短”则云“似或有之”，亦未否定自己的“好胜”[35]。韩愈的这种好胜心经常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出来，这在其与他人所作的联句诗当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上引丁恩全《韩愈“以诗为戏”论》一文，就曾指出“战诗”是韩愈“以诗为戏”的方式之一，所举之例即有《石鼎联句诗》[36]。“战诗”与“博塞”、“好辩”均含有游戏的性质。韩愈于张籍乃是亦师亦友，因此张籍对于韩愈的个性应当是甚为了解的，更何况张籍亦曾亲身感受过韩愈的好胜呢[37]。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一诗即写自己与张籍辩论之时的情形。宋人韩醇对于韩、张二人此次“舌战”的解读实有助益，其云“公始也扶机导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斾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纵其捭阖，如郦生之下齐，既连日挟其所有，躯病语哤，乃为公所败，是犹孙膑之收庞涓也”[38]。其始之时，韩愈还夸张籍“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但经过连日的较量，张籍最终为韩愈所败。韩愈此诗多戏语，如以“雌声”与“羊腔”比喻张籍辩论失败之后的语气，又借对方之语把自己比喻成“昆仑渠”（即黄河），而对方则是“岭头泷”。这是一首典型的“以诗为戏”的诗歌，而这种“以诗为戏”实际上是记录下了一种酣醉的状态。二人“倾罇与斟酌”，竟使空酒瓶堆满了四壁，辩论也呈现出纵横捭阖之势。清人查慎行善解诗，他指出此诗乃是“游戏之文”[39]，但前人多不解此诗之意，他们并未意识到此诗“以诗为戏”的性质[40]，也未曾注意到韩愈创作这首诗时的状态。韩愈在这首诗中提到“文章自娱戏”，就是对这首诗最好的注脚。 除上文提到的《醉留东野》、《病中赠张十八》外，韩愈《醉后》诗“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初喧或忿争，中静杂嘲戏。淋漓身上衣，颠倒笔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将醉后进行文学创作的情形描绘了出来，即“颠倒笔下字”。这种情形在《醉赠张秘书》中得到了更为详细地描述，诗云：“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氤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薫。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酒的气味使得人的性情变得外放起来，在这种状态下进行创作，“险语”与“高词”如有神助，无需雕琢。韩愈在《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中也有相似的表述，诗云“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可见，不论是“为文俟其醺”，还是“乘酣骋雄怪”，都是在强调酒对于创作的影响，所谓的“险语”、“雄怪”，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种“文字游戏”，“以诗为戏”就在这种状态下得到了表达。 三、酩酊马上知为谁：韩愈的醉与醒 酒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书写，已经具有了文化意义，其中一种即上文所提到的“酒遁”。特别明显的一点即是，但凡易代之际，酒的这种文化意义便会凸显出来。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刘伶，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以及隋唐之际的王绩等人，在这方面都富有代表性。与此相比，中唐虽然不属易代之际，但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韩愈作为这个转折时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将酒入于诗，那么这些酒诗除了能反映出韩愈的行藏用舍，又能对韩愈“以诗为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之外，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呢？ 胡晓明曾经对韩愈《感春》（“我所思兮在何所”）一诗有特别的关注，他说：“韩愈的《感春》诗，像做梦一样向往着一个春花满园、百鸟鸣啼的所在，却万千阻隔难往。在晚清，这首诗也同样引发了不少心灵敏锐的诗人士子的深切感动。据《石遗室诗话》载，辛亥前一年，即1910年，在北平，陈曾寿……等人，组建诗社，各有和《感春诗》多首。……大革命前韩愈诗学的激活，无疑点亮了晚清士子回应时代巨变的心绪闪爆。”[41]那么《感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首诗，以至能引起百代之下的晚清诗人士子的深切感动并竞相唱和呢？以下的论述即从《感春》诗谈起。 韩愈平生多作感春诗，仅以《感春》为名的组诗就有三组，分别是作于宪宗元和元年（806）的《感春四首》、元和五年（810）的《感春五首》、元和十一年（816）的《感春三首》。其中《感春五首》“总是投闲置散之感”[42]，《感春三首》虽有“怀悲自无端”，“死者长眇茫，生者困乖隔。少年真可喜，老大百无益”的感悟，但总体上看来，此种感悟不过是伤春悲秋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清人朱彝尊评为“言外别有一种闲寂味，然亦若有意为枯淡之调”[43]。相比之下，《感春四首》则充满了忧生之嗟，前文提到的感春诗即出自《感春四首》（其一）。 韩愈于顺宗永贞元年夏秋间离开贬所阳山，之后在郴州待命三个月，秋末才得徙掾江陵府法曹参军事。第二年春天，也即元和元年，韩愈在江陵创作出这首组诗。组诗第一首云：“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遍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万山阻。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三盃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此诗乃是檃栝东汉诗人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而成[44]。但此诗更显兴寄无端的地方在于，韩愈将张衡诗中“太山”、“桂林”、“汉阳”、“雁门”等具象换成“何所”、“东南西北”等无法确定具体位置的方位词，又将“梁甫”、“湘水”、“陇坂”、“雪”等现实中的隔阻，换成“千江”与“万山”这样表示繁多的数量词，如此一置换，使得此诗的空间感被无限放大。空间越大，对于囚困于江陵的韩愈来说就越是茫然不知所从，因而只能回到园里屋中，看杂花乱开，听百鸟乱啼，最后在酣醉中感叹人生充满遗憾，却又无可奈何。第一首诗是其他三首诗之发端，实即借感春而忧生。第二首诗延续了第一首诗的情感，并将重点放在“酒”之一字上： 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杂花妆林草盖地，白日座上倾天维。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蕚万片从风吹。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为此径须沽酒饮，自外天地弃不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餔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幸逢尧舜明四目，条理品汇皆得宜。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 首句系用宋玉《九辩》“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45]之句，但反其意而言之，以为春才是最可悲的。接着便着笔写花、林、草、蜂、鸟、风等春色飘荡，比之秋霜摧落衰朽之物更可悲。那么如何排遣这种悲伤呢？答案是寄情于酒。末句“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与第一首诗所言之“取醉”相呼应而更加哀怨。如果说第一首诗意在于发问“在何所”的话，那么第二首的诗意即是追问“我为谁”。而接下来的第三首诗，便是回答“我为谁”的问题，诗云： 朝骑一马出，暝就一床卧。诗书渐欲抛，节行久已惰。冠欹感发秃，语 误悲齿堕。孤负平生心，已矣知何奈！ 此诗通首与春无关涉，但是却紧接第二首诗之诗意而发，“朝骑一马出，暝就一床卧”，即是“平明出门暮归舍”之意。朝出晚归，回到住处之后，韩愈便将关注点投射到自己的身上。韩愈先是感慨无心读书[46]，节行懒惰，而脱发掉齿所带来的身体衰老的气息[47]，又使他有辜负初心的无奈感。那么如何面对衰老与失志的自己呢？韩愈在紧接着的第四首诗给出了答案。此诗末几句云：“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谩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诗意与第三首诗极为相似，而归结点乃是前两首诗所反复提及的“酒”上，韩愈最终是把自己安顿在了酒里。宋人文谠评此诗云：“《古诗》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言时推迁，莫不感人，惟酒可以记弃之”[48]，文氏于此拈出韩诗与《古诗十九首》的联系，是深得韩愈文心的。实际上，整个的《感春四首》组诗，与意悲而远的《古诗十九首》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感叹道路阻长与知音难遇，感叹四时变换与人生如寄，都可见于《感春四首》。尤可注意者，《古诗十九首》中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出门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49]等诗句中“驱车四顾”与“出门彷徨”的意象，也都在《感春四首》中得到了继承。这种意象，除了在《感春四首》中有所体现之外，在其他韩诗中也不乏其例，如：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出门》，贞元二年作） 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从仕》，贞元十五年作）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暮行河堤上》，贞元十五年作） 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归彭城》，贞元十六年作） 幽怀不能写，行此春江浔。……岂无一樽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视古犹视今。（《幽怀》，贞元十六年作） 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秋怀诗十一首》其三，元和元年作） 按例所见，韩愈“出门”归来后，“酒”往往成为其最后的精神寄托。在这一点上，韩诗也延续了《古诗十九首》中相关诗作的叙述结构，如《古诗十九首》云“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因此，总体来说，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情感上，写于中唐的《感春四首》都与百代之上的《古诗十九首》一脉相承。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曾特别注意到韩愈的《出门》诗，他认为“以门为界限，长安被作为外面的世界来把握。这本是实现韩愈雄心的场所，拥有巨大的人口，然而现在却没有接受他的人。……只是由于与自己的意愿相抵触，与世不相容，没有可往之所。……自己的寓居与长安街这一现实场景的空间结构，也是用对于内心——外界这对比式构图的形式来叙述的。”[50]川合氏的这种解读同样适用于拥有“出门”这一意象的其他诗作，这些诗作都旨在说明，不管是在现实的空间，还是在虚化的空间，韩愈的内心与外界都存在着巨大的隔膜。 如上所述，韩愈“出门无所之”、“遇酒即酩酊”的状态，似在元和元年以前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中的原因仍然要归结到这一段时间内韩愈的经济、身体以及思想状况上来。韩愈在江陵法曹参军任上还曾有《上兵部李侍郎书》，《书》云“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发秃齿豁，不见知已。”[51]这一封书可以看作是韩愈对自己过去二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书中所写的家庭贫困、年老身衰、仕途不顺、与世寡谐、己道不行于当世等情况，都是韩愈自贞元二年到长安应举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身心都无法与外界达成协调之时，韩愈只好遁于酒了。从这一层面上来看，韩愈是中唐这个转折时代茫然不知所归的“醉者”，因此，他的《感春》一诗才会引起同处转折时代的晚清士人的异代共鸣。 然而，韩愈又是这个时代的“醒者”。韩愈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他认为“近代已来，事与古异”[52，他能认识到“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的师道不存的问题[53]；认识到“近世《公羊》学几绝”的经学史上的问题[54]；认识到“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士人流动的问题[55]，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中唐时期思想失序的危机之时，韩愈为维护或者建立儒家思想在个人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最高权威地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56]，影响延及宋代思想史甚深。这些都能说明韩愈是一个“醒者”[57]。 陈弱水指出，九世纪初儒家诸子的一般思想状态均是处于“外儒内道”与“外儒内佛”的格局的，典型者如柳宗元与白居易，但“在中唐儒家复兴进入高峰之际，少数参与者突破了传统心态的藩篱，发展出了新的，与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思想迥然不同的儒家观。韩愈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58]。韩愈之反释老的主张是坚决而一贯的，因此，当其因论佛骨而被贬潮州，其间与大颠有来往，遂有人传其信奉释氏时，韩愈即回信给友人以释疑，表示自己所信奉之道为孔孟之道[59]。故而，当身心都面临危机之时，韩愈无法像柳、白等人那样优游于佛道，而只能借助于除佛道之外的其他途径去排解，酒就是韩愈重要的选择之一。这就是酒在韩愈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 四、结语 自陶渊明将酒与诗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使酒与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之后，文人饮酒的心境是可以用诗表现出来的[60]。如上所述，韩愈诗歌中涉及酒的数量颇多，这些饮酒诗基本上能反映出其人生各个阶段的不同心态，不论是哀伤或是闲适，韩愈都将这些情感写进了饮酒诗里。韩愈嗜酒，这也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韩愈部分诗歌“以诗为戏”风格，即是在他酣醉的状态下写成的。 韩愈作为中唐这个转折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在元和元年所作的《感春四首》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茫然不知所之的状态，并最终借酒遁的心态，表明他是这个时代的“醉者”。但是，韩愈同时又是一个“醒者”，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晰的认识。在当世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均处于“外儒内道”或者“外儒内佛”的情况下，韩愈却排斥佛老，试图将儒家思想建立成为个人精神领域的最高权威。正是因为如此，当身心都陷入危机时，韩愈只能逃遁于酒。如果说李白与他的酒代表的是盛唐气象的话，那么韩愈和他的酒，则足以反映出中唐这个失序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酒在韩愈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 注释： [1] 此文最初发表于《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73页。其后，作者有重要修订，并收入《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一书，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243—264页。 [2] 妹尾达彦《韩愈与长安——9世纪的转型》，《唐史论丛》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6页。 [3] 许菊芳《奇崛之笔与世俗之情——论韩愈诗歌的日常生活题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 参见此书第二章《中唐文人日常生活题材诗歌分期考察》第二节《贞元中至元和、长庆年间——“韩孟诗派”》，第四章《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第二节《棋弈与中唐文学——韩愈的棋艺偏好与文学风格》，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杜甫嗜酒终身》一节（《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葛景春《李白与唐代酒文化》（《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唐诗与酒：诗酒风流赋华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相关论著，都是研究唐代文人与酒的关系的力作。 [6] 林丽珊《酒为翰墨胆——文人墨客灵魂深处里的酒神》，《哲学与文化》35卷第11期，2008年。林文指出韩愈“并不随便饮酒，通常是文人雅士聚会时，才会借酒蓄积创作的能量”，这个判断似乎稍嫌偏颇。 [7] 此数字统计系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本文凡引用韩愈诗歌之处，如无特别说明，均出此本，未免繁琐，仅注明篇目，不再详注明版本信息。 [8] 郭沫若曾于《李白与杜甫》中统计过李、杜诗文中提及饮酒的数量，说“诗人和酒，往往要发生密切的联系。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是有名的；但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我曾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与李白、杜甫二人相较，可以看出韩愈饮酒诗所占其诗歌总数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9] 本文所引韩愈诗歌的系年，均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0] 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页。 [11] 如“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北极一首赠李观》）、“黄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苦寒歌》）、“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答孟郊》）、“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一名虽云就，片禄不足充”（《赠族侄》）、“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12] 韩愈《答李翱书》云：“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13] 韩愈《画记》云“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者有独孤生申叔者”，甲戌年即十年。参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98页。 [14] 参见华忱之《孟郊年谱》，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页。 [15] 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卷一，第3页。 [16] 明人蒋之翘云：“当时四方多警，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用命，故退之‘春雷’二语，意若有讽也。”见蒋之翘辑注《唐韩昌黎集·遗文》，明崇祯六年（1633）蒋氏三径草堂刻本。 [17] 入朝为四门博士之事，对于韩愈有重大意义，因此，当宪宗元和六年秋韩愈回到长安任职方员外郎时，就有“十年蠢蠢随朝行”之语（诗句见《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18]语出韩愈《同冠峡》“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 [19] 语出韩愈《县斋读书》“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20] 关于韩愈的俸禄问题，可参见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一文。 [21] 关于长安城街东的空间意义，可参见妹尾达彦《韩愈与长安》一文。 [22] 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2页。 [23] 钱锺书《谈艺录》第十八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 [24] 阎琦《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25] 阎琦《韩诗论稿》，第89页。 [26] 杨晓霭《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7] 尹占华《论韩愈诗的喜剧精神》，《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8] 丁恩全《韩愈“以诗为戏”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9] 语出韩愈《上张仆射书》：“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202页。 [30] 语出韩愈《与崔立之书》：“士固信于知己，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188页。 [31] 语出柳宗元《答韦中立书》：“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读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柳河东集》卷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 [32] 孟郊有《与韩愈李翱张籍话别》诗，作于贞元十四年，参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卷八，第375页。 [33] 顾嗣立删补《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五，何焯、朱彝尊评点，清道光十六年（1836）膺德堂重刊本。 [34] 参见张籍《上韩昌黎书》，董浩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08页。 [35] 分见韩愈《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48、152页。 [36] 丁恩全《韩愈“以诗为戏”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作者在文中提出“战诗”一词出于韩愈《送灵师》“战诗谁与敌”，与“战诗”相近的词是“战词赋”，出自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往岁战词赋”。这里可以稍作补充。韩愈于宪宗元和六年有《送无本师归范阳》一诗，有“老懒无斗心，久不事铅椠”句，说明好胜之心是促使韩愈写作的原因之一。 [37]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病中赠张十八》与张籍《与韩愈书》、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均在贞元十四年，《病中赠张十八》存在着好辩争胜的情况，而就在这一年，双方即就此问题展开“笔战”。 [38] 魏仲举编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集》卷五注引，《中华再造善本》据宋庆元六年（1200）魏仲举家塾刻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9]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注》卷一“集说”引，第70页。 [40] 丁恩全《韩愈“以诗为戏”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1] 语见胡晓明为刘顺《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一书所作之卷首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42] 旧题程学恂《韩诗臆说》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9页。 [43] 顾嗣立删补《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三。 [44] 萧统《文选》卷二九，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6—1358页。 [45] 萧统《文选》卷三三，第1535页。 [46] 细检韩诗，可以发现，韩愈提及读书的地方很多，如“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借问读书客，胡为在京师”（《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县斋有怀》），“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看书到晓那能眠”（《短灯檠歌》），“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秋怀诗十一首》其三），“清晓卷书坐”（《秋怀诗十一首》其四），“尘埃慵伺候，文字浪驰骋”（《秋怀诗十一首》其六），“不如覰文字，丹铅事点勘”（《秋怀诗十一首》其七），“退坐西壁下，读书尽数编”（《秋怀诗十一首》其八），“门以两版，丛书其间”（《剥啄行》），“坼书放床头，涕与泪垂四”（《寄皇甫湜》），“前陈百家书，食有肉于鱼。先王遗文章，缀缉实在余”（《招扬之罘一首》），“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慨慷”（《卢郎中云夫寄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赠张籍》），“敦敦凭书案，譬彼鸟黏黐”（《寄崔二十六立之》），“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示儿》），“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五）等等，可以看出，读书是韩愈十分重要的精神凭籍之一。因此，当韩愈在《感春四首》中说“诗书渐欲抛”、“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时，他所表现出来“读书无用”的情绪是很反常的，但也恰好能说明韩愈对自我现实处境的不满与沮丧。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秋怀诗十一首》在情感的表达上与《感春四首》有共通之处，所不同的是，韩愈在《秋怀诗》中是将自己寄托在“书”里，而不是在“酒”中。川合康三在其《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分析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时指出，陶文中所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描写读书的愉快，或者是作为愉快的读书，这恐怕是最早的记录了”（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韩愈在其诗歌中大量描写到自己的读书情况，可以看作是对陶渊明视读书为快乐之事的继承。 [47] 元和元年，韩愈三十九岁。大概是从贞元十七年写《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与《赠侯喜》（“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起，韩愈便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多次将自己的容貌变化写进文学作品当中。韩愈特别关注到自身的变化，可能与韩家的普遍短寿有关，也因此造成了韩愈对于生存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相关论述参见周裕锴《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48] 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感春四首》，《中华再造善本》据宋刻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49] 萧统《文选》卷三三，第1347、1348、1350页。 [50] 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第二辑《韩愈》之《韩愈对“古”的志向——以贞元年间为中心·<出门>诗》，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51]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60—161页。 [52] 韩愈《改葬服议》，《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29页。 [53] 韩愈《师说》，《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47—48页。 [54] 韩愈《答殷侍御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234页。 [55] 韩愈《送杨少尹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308页。 [56] 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郭英剑、徐承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57] 刘顺认为“作为这场危机回应中的核心人物，韩愈以其冲绝之力，排佛攘老，倡夷夏之大防、明社会之伦常，并作勾连内在心性与外在天下家国为一体之尝试，于中唐危机之应对及华夏文化之自我树立功莫大焉。然以近世儒家所念兹在兹的一体之仁的孔颜之乐观之，化思想于生命，达亦如之、穷亦如之的儒者自期，昌黎尚所差有间。他是个醒者，又是个同于时的醉者”，参见氏著《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第三章《文儒的危机应对及其生活世界》第三节《空间的区隔与重建：中唐危机下的韩愈》之《“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面对“彼岸”的醒与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此以近世儒家的道德心性论期于韩愈，以为韩愈并不能超脱于其所在的时代，因此韩愈仍属于“醉者”。然而，正如拙文所述，韩愈在打破当世知识分子非“外儒内道”即“外儒内佛”的思想格局上是有其贡献的，仅就这一点来说，韩愈即是那个时代的“醒者”。 [58] 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学复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285页。 [59] 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237—242页。 [60] 相关论述，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页。 [作者简介] 莫琼，1989年生，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 郝润华，1964年生，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原载：《中国诗学》第25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