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史家在撰写先秦历史散文史的时候，通常是以《左传》上承《尚书》和《春秋》，而将《国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且普遍以为《国语》艺术成就不及《左传》。这种定位初看起来似乎公允，实际上它掩盖了《国语》的真实艺术价值，使《国语》失去了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应有地位。《国语》是一座有待深入开掘的艺术宝藏，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几百年真实的散文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的《左传》、《战国策》和诸子百家散文，有着《尚书》、《春秋》、《左传》所无法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要讨论《国语》的艺术价值，还得先从它的性质谈起。  一、《国语》的原始史料性质及其意义 从汉代至今，学术界对《国语》一书性质有四种代表性看法： 一是认为它是“《春秋》外传”。《汉书·艺文志》于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国语》，这种处理表明，《汉书·艺文志》视《国语》为《春秋》的传记。《汉书·律历志》、王充《论衡》和刘熙《释名》都说《国语》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春秋》内传”亦即《春秋左氏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这两部书就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汉人进一步认为，这两部书同出于一个作者——左丘明之手。这是汉人对《国语》性质的普遍看法，对先秦历史文化专精如司马迁者也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多次说鲁君子左丘明作《左传》和《国语》。虽然学术界对左丘明其人还存在一些疑问，但写作《国语》的左丘明，其生活年代应该是与孔子同时或者稍后，这样《国语》的写作年代就被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经过傅玄、刘炫、陆淳、叶梦得、四库馆臣等历代学者的辩驳，特别是现代以来破除了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今人绝大多数不再相信《国语》是“《春秋》外传”。但汉人关于《左传》、《国语》内外表里关系之说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着后人，君不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论著中，论者或将《左传》、《国语》两书加以比较，或论《左传》而兼及《国语》，这种思维定势的根源盖出于汉人内外表里之说。 二是将它断为“杂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了《国语》为“《春秋》外传”之说，而将其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以及《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内外传关系，为我们重新认识《国语》性质扫除了经学障碍。 三是将它划分为“国别史”。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指出，《国语》在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不同于《尚书》等其他五家。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将《国语》断为“国别家”。此后，《国语》为“国别史”便成为学界共识。“国别史”之说准确地指出了《国语》的编纂体例，有助于我们认识《国语》文章的不同地域特色。 四是将它视为史料汇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国语》二十一卷，旧说以为是左丘明所作。它其实是一部经过整理加工的史料集，整理者是谁，已不可确考。”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 以上四种观点，以第四种说法最接近历史真实。不过仅仅说《国语》是史料汇编，似乎还有继续阐释的余地。例如，史料汇编之说未能揭示《国语》记言的特点，这样就看不出《国语》对先秦说理散文的艺术贡献。又如，从史料汇编之说中也看不出《国语》散文的横向差异和纵向进展。 窃意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和他国史官所作的《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国语》之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以及公父文伯之母的一系列言行，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句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淫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被韦昭赞为“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语下》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言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国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和祀牲，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先秦巫觋和祭祀牺牲情形，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但是《国语》并非所有言论都是可取的，像《周语上》载仲山父认为周宣王料民会导致西周覆灭，《周语下》载彪傒论定刘文公、苌弘由于建议城周而蒙受阴祸，太子晋认为堵塞谷水会导致东周王室政治衰微，这些观点显然都没有说服力。我们必须说，《国语》编者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他所选入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国语·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 其次，《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这一点与《春秋》、《左传》等书“作”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国语》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西周春秋时期卫、蔡、陈、宋、燕、秦等重要诸侯国之《语》均未收入。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楚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五百四十一年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共九卷，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各个时段材料分布也不均衡，从周穆王到西周末年只有十一条材料，而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到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这八十六年间竟然没有一条材料。这可能是由于编者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材料本来就不完备，而是有多有少。 第三，《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是一条不断流的长河，因此作为严格的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二百三十五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有所衔接之外，绝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拆开来看，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惟其如此，我们在研究《国语》散文艺术时，不应该像研究《尚书》、《春秋》、《左传》那样从整体入手，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各条材料的个案。 第四，《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这是研究《国语》性质时最不容忽视的因素。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所以它与《春秋》、《左传》字斟句酌刻意求工有所不同。读《国语》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各篇文章水平参差不齐。 第五，《国语》中存在一事两记而内容各不相同的现象，这说明《国语》文章分别出于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不同时代史官之手。例如《周语中》载有“阳人不服晋侯”，《晋语四》又有“文公出阳人”记载。两处所载仓葛说辞各有不同：《周语中》所载仓葛的说辞是：“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祇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语四》所载仓葛的说辞是：“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民将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图之！”前者劝谏晋文公不可穷兵黩武，后者则以礼义折服晋人。两篇记载同一事件的文章，内容却不尽相同，对此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这就是它们分别出于周王室史官和晋国史官之手。又如《周语中》“襄王拒杀卫成公章”，记载晋文公想借周襄王之手杀死卫成公，周襄王以君臣伦理不可违反而予以拒绝。《鲁语上》“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章”记载臧文仲说服鲁僖公，用玉璧贿赂晋文公和周襄王，以此替卫成公赎罪。这两篇文章记载同一件事，而记载侧重点各有不同，它们应该分别出于东周王室和鲁国史官之手。再如《鲁语下》“叔孙穆子不以货私免章”，记载鲁国卿士孙穆子作为鲁国使者参加诸侯虢地会盟，会议期间，季武子伐取莒国郓邑，莒国到诸侯盟会上控诉鲁国，作为盟主的楚人将鲁国使者叔孙穆子抓起来，拟杀死穆子以惩罚鲁国。晋国大夫乐王鲋以帮助叔孙穆子说情为名，向其索取贿赂，穆子断然予以拒绝。《晋语八》“赵文子请免叔孙穆子章”，记载晋卿赵文子劝说叔孙穆子逃走免祸，叔孙穆子表示宁可以自己身死来换取社稷安全，乐王鲋因求贿不成而主张杀死叔孙穆子，赵文子被叔孙穆子大义凛然所感动，坚决要求楚人赦免叔孙穆子。这两篇文章记事相同，而各有侧重，应该分别出于鲁国史官和晋国史官之手。一事异记典型地体现在《吴语》与《越语》之中，不仅《吴语》、《越语》之间记事不同，就是《越语上》与《越语下》记事也不一致。先看《吴语》与《越语》的记事差异。《吴语》中为勾践筹划灭越的谋主是越大夫文种，篇中两次详细记载文种为越王勾践谋划的言论，而范蠡的名字只是在勾践与吴国决战前夕问计于五大夫时出现过一次，仅有“大夫蠡进对曰：‘审备则可以战乎？’王曰：‘巧。’”一句对话，且范蠡的名字排在舌庸、苦成、文种之后。《越语上》的灭吴主谋似乎是勾践本人，文种所起的作用远不及《吴语》所载文种那样重要。《越语下》的灭吴主谋则是范蠡。《吴语》中求和越使是诸稽郢，而在《越语上》中求和使者是文种；诸稽郢与文种求和之语也不尽相同，文种关于求和不成则越国带甲五千人将致死反抗的强硬言论，是诸稽郢求和之语所没有的；《吴语》所载伍子胥劝谏夫差内容，与《越语上》有很大的差异；《吴语》与《越语上》所载勾践致力繁衍、休养生息政策，也互有详略；《吴语》中夫差自己答应与越人议和，而在《越语上》则由伯嚭伯出面进谏；《越语上》关于勾践身为夫差马前卒以及与民休息的记载，是《吴语》所没有的。《越语下》则记载范蠡为勾践谋划灭吴过程。再来看《越语上》与《越语下》之间的记事差异。《越语上》中的勾践始终是灭吴的主谋者和决策者，勾践战败栖居会稽山，文种批评勾践战前不养谋臣，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篇中并未记载越国君臣谋吴的内容。范蠡的名字在《越语上》中没有出现。《越语下》则以记载范蠡灭吴计谋为主线，所突出的是范蠡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语上》记载勾践休养生息、激励民众的言行，这些内容是《越语下》所没有的。《越语上》记载伍子胥及时灭越、越人用美女贿赂吴太宰伯嚭、继而通过伯嚭说服吴王夫差，这些内容均为《越语下》所不载。《越语下》收录八篇文章，基本上是范蠡言行的记录，而范蠡之谋是用“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三句话统领，篇中充满哲理意味，这些内容都是《越语上》所没有的。《越语上》载越王勾践对吴王说：“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越语下》亦载此语，但说此话者是越大夫范蠡而不是勾践。《越语上》中勾践在灭吴问题没有丝毫犹豫和仁慈，《越语下》则记载越王勾践不忍心拒绝礼恭辞卑的吴国使者，想与吴国讲和，是范蠡毅然决然地拒绝吴使，击鼓兴师，终灭吴国。像这些一事异记的现象，决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国语》每篇文章的作者是当事国家的当时史官。 第六，《国语》中还有一些史料重复的现象。如《晋语一》“献公伐骊戎”条既载骊姬生奚齐、卓子，设计使申生处曲沃、重耳处蒲城、夷吾处屈，下文“公之优曰施”条对此事又重复记载。对这些重复记载的现象，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它们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第七，《国语》的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国语》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国语》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都有文字记叙言论的前因后果。它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经历了若干年时间，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章”发生在公元前845年，文章结尾又记载：“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被流放是在公元前842年。所以，“邵公谏弭谤”一文的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 综上所述，可知《国语》是一部主要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既然《国语》的性质是“史料汇编”而不是“著”，那么就应该将《国语》的真正作者与编者区分开来。《国语》的真正作者是写作每条史料的人，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它不是写于同一时代，而是不同年代的史官写的。具体地说，周穆王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周王室史官写的，周宣王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周王室史官写的，周厉王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周王室史官写的，以此类推，齐桓公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齐国史官写的，晋文公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晋国的史官写的，楚庄王时期的史料是他那个时代楚国史官写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时期的史料是他们那个时代吴、越两国的史官写的。这些史料被战国早期某位史官汇编为一书。此前在《国语》写作年代上最大的误区，就是误“编”为“作”，以为那个汇编史料的人就是《国语》的作者，编书的时代也就被误认为是《国语》的写作年代。其实，创作历史散文与编辑一部史料，这两者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篇历史散文创作出来，其中凝聚着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思想、结构、风格、语言文字诸方面都打上了时代的标记，代表着那个时代历史散文的艺术水平。而汇编一部史料，其间虽然也寄寓了编者的学术思想与审美情趣，但编书的主要建树还是体现在书籍的编辑体例之上——《国语》按照国别汇编史料，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从散文创作年代可以判断那个时代包括语言在内的散文发展水平，从书籍汇编年代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编辑水平，这是必须区分的两个问题。学术界对《国语》写作年代存在分歧意见，对《国语》艺术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认识不够，其源盖出于将《国语》每篇散文的真正作者与最后编书者混为一谈。 指出《国语》编著这一性质，有助于认识《国语》艺术价值并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重新定位。《国语》是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它提供了西周春秋历史记言散文的第一手资料。西周的历史记言文是怎样的？春秋时期历史记言文是怎样的？战国初年历史记言文是怎样的？春秋时期齐国历史记言文是怎样的？鲁、晋、吴、越各国历史记言文又是怎样的？要了解这些问题，那么就请读《国语》吧！《国语》保存了西周春秋时期原汁原味的历史记言文原貌。此前学术界都以《尚书·周书》、《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这种处理方法殊未稳妥。《春秋》确实作于春秋末年，但它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记，这是当时一种特殊的记事文体，除了精于锤炼语言、寓褒贬于文字之外，很难说它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从《春秋》中不仅看不到当时记言的水平，而且也看不到当时叙事的水平，所以不能以《春秋》这种特殊的历史文体来衡量当时的散文水平。《尚书·周书》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尚书》有虞、夏、商、周四书，从典诰誓命文体形成的角度看，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商书》，《尚书》典诰文体应该形成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表明，殷商不但有成熟的文字，而且散文也已开始发轫。甲骨文的书写工具是刻刀和龟甲兽骨，它比在简帛上书写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商代写在简帛上的散文水平要比甲骨文高一些。《尚书·多士》载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周初人们还可以读到不少商代传世典籍。一种文体在形成之后，就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示范作用。《虞书》、《夏书》、《周书》就是后人仿照《商书》文体写成的。《尚书》中最早的文章是《尧典》，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而《尚书》文体风貌几乎处于凝固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誓”为例，《尚书》中收入了《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甘誓》是公元前21世纪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词，《汤誓》作于公元前16世纪，《牧誓》作于公元前11世纪，《费誓》写作时间稍后于《牧誓》，《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五篇誓词相隔近一千四百多年，而文体风貌若出一人之手，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拿《周书·秦誓》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秦穆公悔过之语相比，可以发现两篇秦穆公悔过之辞相差甚远。为什么记载同一事件，不同典籍的文辞风貌悬殊如此之大？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虞书》、《夏书》、《周书》都是模仿《商书》典诰文体。既然《尚书·周书》文体是模仿《商书》，那么就不能以《尚书·周书》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因为《尚书》所代表的只是商代散文（典诰誓命之类的公文）水平。排除了《周书》和《春秋》，西周春秋的散文岂不是一片空白？切莫着急，这个空白应当由《国语》来填补，《国语》真实地反映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发展水平。《国语》中有十一篇西周文章（《周语》十篇，《郑语》一篇），这十一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十一篇战国文章（《周语下》一篇，《鲁语》一篇，《晋语九》五篇，《郑语》一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二百一十三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还可以将《国语》中春秋散文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严格地说，《国语》中只有写于战国初年的十一篇文章与《左传》有可比性，其他二百二十四篇文章的写作年代都早于《左传》，由于《国语》最初是以单篇形式流行，所以它是地地道道的《左传》先驱之作，怎么能系于《左传》之后而与之比较优劣呢？从横向上看，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文章也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文风，特别是可以从中见出当时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说理水平。一部代表了五百一十四年散文发展水平、横跨周王室和七个诸侯国、堪称活标本的散文著作，难道还不足以具备独立的艺术价值吗？  二、《国语》文风的横向考察 《诗经》有十五《国风》，从各地民歌中可以见出不同诸侯国的政治状况和风土人情，先秦两汉治《诗》者由此从中提炼出观乐听政、陈诗观民风、溥观民俗等诗乐理论。《国语》分为八国之《语》，它所产生的时间、地域与《诗经》有重合之处，既然《诗》可以观，那么这八国之《语》是不是也像《诗经》十五《国风》一样存在着地域差异？它们是不是各有自己的文风特点？阅读《国语》能否观文知政？ 前人已经品味出《国语》各国文章风格之不同，如明代学者陶望龄指出：“《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述《洙泗考信录·馀录》卷之三也认为《国语》各部分风格不同：“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这些精警的直觉评点可以帮助读者从横向上把握《国语》文风的差异。那么，《国语》这些风格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治《诗》者多从政治、地理、民风角度探讨各国诗风的差异，这个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国语》研究。这是因为，《国风》民歌多来自乡野民间，出门三五里，各有一乡风，不同的地理、政教、风俗习惯孕育了不同民风，而不同地域的民风自然地表现为不同的民歌风情。《国语》则出自各国史官之手，这些史官出入宫廷之中，侍于君主之侧，秉笔记载，以备垂鉴，乡闾的土风民俗对他们的散文写作基本上没有影响。如《诗经·唐风》讽刺晋人“俭不中礼”（《毛诗序》）的吝啬习俗，在《国语·晋语》中就找不到相近的内容。那么，决定史官论载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各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风尚。西周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虽然都实施相似的政治宗法制度，但它们在政治上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传统和政坛风气各不相同——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尤其如此。史官作为该国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本国政治传统和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自觉地成为该国政治风尚的文化代言人，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文风。所以在西周春秋时代，不仅观乐可以听政，而且观文也可以知政；不仅声音之道与政相通，而且散文之道也与政相通。 《周语》、《鲁语》在风格上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这种文风的形成，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倡导敬恪恭俭的行政作风有关，他们深知创业的艰难与守业的不易，因此互相告诫要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戒骄奢淫逸。朴实的政风带来相近的文风。《周语》上中下一共辑纂了三十三条材料，上篇多为西周名臣讽谏周王室弊政，中篇和下篇则主要记载东周名臣评骘各诸侯国君臣的言论，其中也记载了一些周王的说辞。这些文章持论比较正统，语言朴实中肯，不夸张，不诡激。《伪古文尚书·毕命》说：“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这条材料虽然可信度不高，但拿它来衡量《周语》的文风，却是极为准确的。《周语》另一特点是立论多引经据典，《诗》、《书》、《易》、《夏令》、《周制》、《周之秩官》、《令》、先王之教、史佚之言、谚语以及“人有言”“民之宪言”等等，都是立论的文献依据。《国语·周语上》载樊穆仲语云：“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这种重视遗训故实的风气给文章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鲁语》上篇主要记载鲁国名臣的讽谏言论，下篇多载鲁国上层社会有关礼仪的言行与孔子博物故事，文风大体与《周语》相通。造成周、鲁散文风格相近的原因，是它们拥有共同的政治资源——礼乐文化。《礼记·明堂位》载：“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晋国正卿韩宣子聘鲁，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击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之叹。拥有天子礼乐是鲁国超越其他诸侯国的特权，它构成鲁国政治文化一大特色。所以在维护礼义价值方面，《鲁语》比《周语》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关于她的材料就有八条之多，这八条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春秋战国之际孔门弟子所作文章，所继承的正是《鲁语》这种浑厚朴实文风。 《郑语》虽冠郑国之名，但在文风上与周、鲁属于同一系统。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清人姚鼐在《辨〈郑语〉》一文中说：“《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他的怀疑不无道理。《郑语》只有两篇文章，后一篇是郑国史官记载史伯之语的应验情况，没有什么特色，前一篇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文字。面对西周末年王室风雨飘摇的颓势，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他的言论寓直觉神秘于深厚浑朴之中，充满了天人合一和宿命论的信念，集中地体现了西周史官文化特色。 如果说周、鲁政治文化多少带有向后看的保守色彩，那么齐国政治就以顺因民俗、锐意创新著称。齐国政治有着与中原诸国不同的传统，早在传说中的伯夷时代就形成了重礼尚法、先教后刑的特色。齐太公开国之后，以“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作为施政纲领，与崇尚礼乐典章的周、鲁迥然有别。杰出的春秋政治家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之下大刀阔斧地实施政治改革，使齐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进而开创了影响两百多年春秋政治的霸主新格局。《齐语》八条材料所展示的正是齐桓公称霸这一段最为辉煌的历史，文中主要是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内容与《管子·小匡》相同，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像管仲论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术，论参其国而伍其鄙之方，论军令寄诸内政之法，论亲近四方邻国之道等等，无不显示出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管仲目光犀利、思维清晰、语言果断的特色。假若要在其后散文作品中找出《齐语》文风的继承者，那么就只有战国法家的文风与其略相仿佛。 翻开《晋语》，一股血雨腥风便扑面而来。它的第一条材料是写晋武公袭杀哀侯，随后便是从献公到文公的五世之乱，晋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宫闱密谋、设计陷害、纂弑屠杀、骨肉相残的惨剧，害人的人复又为人所害，杀人的人复又被人所杀，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由一个历经沧桑、精明世故的晋公子重耳收拾残局。重耳以诡谲权谋得大位，又以诡谲之计击败北上争锋的南楚而登上春秋霸主宝座，由此奠定了晋国一百多年的霸业根基，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政治风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在经历灵公暴政和悼公短暂的政治复兴之后，晋国又陷入更为尖锐复杂的六卿之间的倾轧争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道德君子很难有立足之地，惟有施展权术智谋才能生存，由此形成晋人善讲权变、精于谋略的传统。《史记·张仪列传》载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与《周语》、《鲁语》侧重记载正面言论不同，《晋语》在记载正面言论（如史苏之谏、叔向之论）的同时，还以不少篇幅记载中性言论（如里克、丕郑言论），甚至还记载反面言论（如优施、骊姬、献公的密谋）。这些中性言论和负面权谋言论，就不能称之为治国的“嘉言善语”了。《晋语》文风一如政治局势一样波谲云诡。与《周语》、《鲁语》一样，《晋语》文章也是有底蕴的，但它们底蕴的内涵不一样，《周语》、《鲁语》的底蕴是礼乐文化，而《晋语》文字所蕴含的则是深不可测的权术、机心和政治漩涡。战国纵横家是在三晋土壤上生长的，他们的文风多少有些接近《晋语》。 《楚语》从楚庄王物色太子傅写起，这一时代正是南楚政治的高峰期。一代雄主楚庄王任用贤相孙叔敖，举贤授能，整肃内政，形成“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政治局面。《楚语》上下篇表明，早在春秋中叶，这个南方蛮夷大国的上层精英就有意识地吸取中原华夏政治文化精华，为己所用，他们在言论中像周、鲁人士一样徵引《诗》、《书》文献，运用礼义价值标准评论政治事件和人物。申叔时论太子之教，标举“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等道德观念，几乎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出于南蛮邦国大夫之口。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 《吴语》、《越语》历来并提，这两个东方诸侯国确有很多相近之点，它们都是开发较晚的东夷邦国，教不由礼乐，言不及《诗》《书》，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包袱，都是抓住中原诸侯国衰落的特殊历史机遇而在周边地区迅速崛起，它们又是一对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怨偶：“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称王称霸，快意恩仇，成为两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两国政治风格也有诸多不同点：吴谋浅而越谋深，吴阳刚而越阴柔，吴狂嚣而越深沉，吴逞志而越隐忍。反映在文风上，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记载吴国与越行成、北上伐齐、逼杀子胥、与晋争长以及为越所灭几个片断，文风突怒偃蹇，拗倔恣放。《越语》上下篇分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勾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勾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阴柔文风与战国时期《庄子》颇为接近。 很有意思的是，《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或长或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年），前后时间跨度是四百九十五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几许，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翼（公元前709年），下限是知伯之亡（公元前448年），历时二百六十一年，共有一百二十七篇文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传统和政坛风气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地域文风现象是西周春秋诸侯割据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此后《战国策》虽然也被人们视为国别史，但由于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要保持统一的文章风格，纵横策士又是一个朝秦暮楚、流动性极大、广泛接受各国风气特别是时代风气影响的群体，从不固定在某一诸侯国之内，不像《国语》作者那样长期居于一国，所以《战国策》所呈现的是统一的纵横家文风，而不像《国语》那样呈现国别地域特色。  三、《国语》文风演进的纵向研究 此前论者多从平面的静止的角度讨论《国语》，其实《国语》二百三十五篇文章分别作于五百一十四年的不同时段，绝大部分文章可以系年，文风的演进有迹可循。从纵向考察，《国语》文风演进呈现出四大走向：一是语言从浑厚古朴走向流利畅达；二是内容从记载嘉言懿行转向权术智谋；三是由记言走向记言叙事并重；四是表现手法由单一趋向多元。由于周王室在政治宗法上处于天下宗主的地位，记载西周名臣言论的《周语上》在《国语》文风中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节讨论《国语》文风演进，既以《周语上》作为《国语》文风的历史的逻辑的起点，又以《周语上》作为文风演进的参照系。 历史散文是一种语言艺术，它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首要条件是散文语言的进步。《国语》的语言起点是耐人寻味的，这个“味”就在于它的起点语言与《尚书》语言之间的差距。《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时代，与《国语·周语上》第一篇文章“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章”属于同期作品。将这两篇同时代作品语言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十一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语言差距就更加显著，可以说它们分别属于两套语言系统：前者雅而后者俗，前者深而后者浅，前者难而后者易。为什么同一时代的散文作品，《周书》与《国语》语言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其中的原因，这在于上文所说的《周书》沿用了《商书》的典诰公文体晦涩艰深的语言，虽然西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已经较殷商时代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官方在国家大典或发表典诰公文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地沿用《商书》的古奥语言。《国语》文章是史官在履行“史献书”职责过程中记载的文字材料，由于这不是朝廷正式颁发的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书面语从事写作，尽管这种西周书面语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多少有些古朴，但它相对于《尚书》的“殷商古语”而言已经非常浅易，可能已经接近西周人际交往中所运用的口语。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语。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初年，《国语》的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语》、《晋语》、《齐语》、《楚语》中的春秋文章语言整炼流利，而春秋末年的《吴语》、《越语》，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炼到流利的演进。 《国语·周语上》多记嘉言懿行，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是昏君暴政摧毁了人们对道德的信仰，到了西周末年，上层精英便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郑语》载郑桓公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郑桓公在王室多故的情况下没有恪守君辱臣死的道德信念，而是思考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可以逃死的退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只能靠谋略，史伯的对答就颇有一些“隆中对”的意味。《郑语》这条材料传达出西周末年传统道德逐渐让位于智慧谋略的信息。《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周王室所宣扬的礼乐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记载权谋智慧的内容更多，其中骊姬和重耳堪称两大谋主，前者以负面形象载入史册，而后者则基本保持了正面形象。其实骊姬与重耳的政治目标完全相同，都是旨在夺取晋国政权，只不过骊姬在谗杀申生时完全撕掉道德的面纱，重耳则用道德外衣包装他的政治权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出于他本人、妻室特别是他手下谋臣子犯等策士精明的利害算计，惟其如此，重耳才显得比骊姬更为诡诈。特别是《晋语四》所载晋楚城濮之战，重耳君臣将权谋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方面重耳志在争霸，另一方面他又碍于此前流浪途中楚成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怎么办？他先让宋国贿赂中立国齐、秦；然后进攻楚国的同盟国曹、卫，将曹、卫之田赐给宋国，以此激怒楚国与晋人作战；进而又收买曹、卫与楚国断交，进一步将楚国逼上战场；在楚人进攻时，重耳退避三舍，履行当年对楚成王的承诺，使晋国在道义上无可指摘；这样一步步地将楚国引进事先设下的圈套，终于在城濮击败南楚而称霸天下。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这个评价确实是一针见血。到了《吴语》和《越语》，权谋智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吴、楚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勾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或国力的强弱，而是立国的策略是否正确。《韩非子·五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国语》所展示的正是从上古到中世的历史发展大势。此后《战国策》所记载策士权谋正是《国语》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记言到记言叙事并重，是《国语》文风演进的又一走向。《周语上》主要记言，这些文章开头结尾有少量的叙事文字，如第一篇文章开头写道：“穆王将征犬戎。”这是交待祭公谋父进谏的起因。结尾记载：“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这是记叙周穆王拒谏的后果。文章主体是祭公的谏词，前后的记叙文字为中间说理部分服务。《齐语》的叙事成份较《周语上》明显增多，且变《周语上》一事一议为多事多议。到了《晋语》、《吴语》、《楚语》，叙事与记言的主次位置就颠倒过来了。《晋语》载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吴、楚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如果说《周语》、《鲁语》是以言带事，那么《晋语》、《吴语》、《越语》就是以事带言，若将《晋语》、《吴语》、《越语》这些文章称之为“事语”，可能会更加贴切一些。如果我们借用《诗经》学中的风雅正变概念，那么以《周语上》为代表的以言带事的文字就是《国语》的“正语”，而以《晋语》、《吴语》、《越语》为代表的以事带言文字就是《国语》中的“变语”。导致《国语》叙事成份逐步增多的原因，可能与人们对“立言”观念的转变有关。西周时期，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达到“不朽”，像祭公谋父、邵公、芮良夫、虢文公、仲山父等名臣的讽谏，都因其“立言”而给他们本人及其子孙带来极大的荣誉。在王道陵迟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仍然有人坚持“立言”信念继续发表正统言论（如《鲁语》、《楚语》中的言论），但这些言论的借鉴价值远不及某些带有时代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过程（诸如齐桓、晋文称霸，吴、楚之争等等），于是史官自然地就将目光由言论思想转向历史事件本身。尽管叙事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人物发表言论，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和引经据典。谏词前后的记事基本上是叙述，很少艺术描写。这种情况到春秋散文已有改变。排比是春秋散文经常运用的手法，《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最后说：“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从侧面历举楚材晋用现象，以此警醒楚人不要再做为渊驱鱼的蠢事。这种侧面微讽的巧妙手法，取得了正面要求所达不到的效果，子木以高官厚禄邀请椒举回国。微讽手法为后来战国策士所常用。春秋散文时有幽默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由于叙事成份的增多，《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如《吴语》写吴王夫差与晋人对阵，左、中、右三军分别著赤、白、玄三色衣甲，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再现了当年吴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千年之下读来宛在目前。同篇写董褐对吴王心理的分析：“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对人物心理的刻划可谓鞭辟入里。《越语下》在篇章组织结构上颇见匠心，八篇文章折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国语》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出于史官秉笔直书，但《晋语》则不乏推测、想像之辞。例如，《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远太子章”、“优施教骊姬谮申生章”记载骊姬与情夫优施设计陷害申生，以及骊姬给晋献公吹枕头风，这些都是极其机密的宫帏阴谋，晋国史官不可能站在他们身边记载，这些文字应该是晋国史官根据传言或想像写成的。《晋语五》“灵公使鉏麑杀赵宣子章”记载刺客鉏麑在触槐之前内心独白，也应该是晋国史官事后根据情理推测而写，因为鉏麑执行行刺任务，是不会有史官紧随其后的，他的内心独白也不可能被其他人听见。无论是想像还是推测，都有艺术虚构的意味。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作家积累了艺术经验。 以上四大走向表明，“语”这一文体不是亘古不变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伴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而变化。将这些演变的轨迹连接起来，《国语》就是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514年历史散文发展史。 四、从《国语》看说理散文的进展 《国语》本是记载君臣治国言论的文体，在后来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增加了叙事的成份，所以《国语》在记言、记事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时贤论《国语》叙事成就已夥，毋庸赘述，惟《国语》记言成就尚需展开讨论。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将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块，以为说理散文是从春秋战国之际才从零起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辩骚》），人类的说理行为是与语言共生的，自从运用语言交流思想那一天起，人类就有了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说理活动，记录这些说理活动的文字就是早期说理散文。从现有文献看，先秦说理散文的写作可以上溯到《尚书》和《国语》中的记言文，只是这些文章有一个交待言论前因后果的叙事框架，而这个叙事框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人们一直将这些记言文当作叙事文来解读。其实，如果将这个叙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记言部分就是早期的政论散文或说理散文。《国语》记言文上承《尚书》下启孔门弟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所以我们要关注它对《尚书》记言文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对孔门弟子说理散文有哪些启示和影响。把这一点讲清楚，那么《国语》对说理散文的贡献也就凸现出来了。 《尚书》可信的文章现存二十八篇，其中《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侧重叙事，《甘誓》、《汤誓》、《牧誓》、《费誓》和《秦誓》五篇是性质特殊的公文——誓词，《皋陶谟》、《西伯戡黎》、《微子》、《洛诰》四篇是对话文字，其余十五篇是比较典型的说理散文。《盘庚》上中下三篇是殷代说理散文的代表作，为了说服殷人迁都，盘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数千年之下仍能强烈感受到文章的威慑力。《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辞，文章观点集中，三个部分环环相扣。《洪范》是《尚书》中最有逻辑性的文章，堪称西周初年说理散文的典范。作者先用一段文字提纲挈领地概述主要思想观点，然后再根据首段论纲逐一展开论述。如果删除开头一段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成熟的说理散文。但是像《无逸》、《洪范》这样的文章毕竟是少数，《尚书》中绝大多数说理文章结构松散，只有一个大致的条理，缺乏清晰的思路和严谨的逻辑，不少文章内容横生枝蔓。 较之《尚书》，《国语》记言文在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能否从个别现象中提炼出一般原理，这是判断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准，也是衡量说理散文进展的一个尺度。《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尚书》的理论大都来自经验和信仰，而《国语》某些文章已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伯阳父没有将地震归于天帝旨意，而是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越语下》载范蠡谏勾践：“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范蠡所说的持盈、定倾、节事，实际上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要充分地尊重客观条件，范蠡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制定灭吴的斗争策略。即使是讨论铸币问题，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政策的金融理论。对说理散文而言，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与概括能力的进步，可以增加文章的理论含量，拓展说理散文的思想深度。 《尚书》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开头提出“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观点，然后分三层展开讨论：先指出利是百物所生天地所载，天下民众都要获取利益以维持生存，君主应该“导利而布之上下”，而不应该专利以触犯众怒；继而徵引《周颂·思文》和《大雅·文王》，说明先王如何布利；最后指出专利必然导致失败。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点，以古今对照分层次，合理布局，首尾相应，没有横生枝节的情形。又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体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论文。同篇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首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这表明《国语》记言文在说理论证方面较《尚书》确有长足的进步。 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以及舜与夔、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了周公与成王的对话，他们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西伯戡黎》以祖伊谏说为主，《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这些文章表明，《尚书》中对话体文章形式多样，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做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五个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纵论天人古今，畅谈天下大势。在这些对话体散文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入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其他如《越语下》载范蠡对勾践，也是在应对过程中发表重要思想。《国语》这些对话体文章对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论影响甚大。战国时期仍有一些诸子使用对话体，如著名的《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运用对话体的典范之作。 《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君臣治国言论，《国语》所收录的早期文章也都是治国之善语，篇幅都在几百字以上。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的名言隽语，例如： 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晋语四》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晋语四》 赵简子曰：“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我无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苟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晋语九》 这些短章只有廖廖数语，语言凝炼，意味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 春秋战国之际，记言之笔从史官传到孔门弟子手中，记言文由此得到了新的发展。现存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以及新出土的郭店、上博竹简中的儒家文献，据信出于孔门弟子后学之手。这些文章的理论内容博大精深，而在形式上则有对话体、语录体等，其中对话体散文继承了《国语》宾主问答的形式，且构成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固定格局，而《论语》的编纂则标志着语录体正式形成。特别是《大戴礼记》所收录的曾参一系的文章，基本剥离了记言文前后的叙事框架，也不用师徒问答的对话形式，而是正面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标志着从《尚书》、《国语》发轫的我国说理散文终于去掉了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论文正式成型。 原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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