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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1947—），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与文学批评。著名学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当代中国将文学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现为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已出版独撰《商周逸诗辑考》等24种，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20多篇。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历史的1993年，对于我的学术历程来说，可称得上是一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这是因为，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计划，就是决定于这一年的。这是一个前人与今人都不曾设想过的计划，故伴随着这一计划而带来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规的大胆尝试。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做学问方面，特别是对文史哲的研究方面，几乎都是围绕着“通一经”在转圈子，而少有在“破万卷”上下功夫的，即使是那些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博士”或其论文，也无不如此。针对这种产生于“通一经”现象下的“博士”，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的唐翼明教授，在其所著《宁作我》（2011年曾送我一本）一书中，即将其称之为“窄士”。以此类推，那些“博导”，也就自然成为了“窄导”。不仅如此，唐翼明教授在《宁作我》一书中，还以钱锺书小说《灵感》讽刺一位支那学者一生只研究人的一只“左眼”为例，对所谓的“通一经”说进行了无情批评。对于唐翼明教授的这种“通一经”认识，我是深表首肯与赞同的。 虽然，做学问讲究的是“专”，但在以竹刻为文本读物的汉代，主张“通一经”是极可理解的，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各种文献资料已几乎全部“光盘化”与“网络化”、电脑写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对“通一经”这一因汉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训”，显然就值得反思了。正因此，我即于1993年提出了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设想。所谓“打通关”研究，并非是指如文学史之类著作的纯叙述性文字编写，而是属于一种朝代相接、专题性较强的纵向研究，即以每一个朝代或者几个相近朝代的文学为单元，串珠似的将文学史上的这些“单元文学”进行逐一研究，且必须要有成果问世。所以，在自此之后，我之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点”与“面”两条线上运行，即一是继续以唐代文学研究为重点；一是为实施“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而努力。对于这种让“两条线”同时运行的研究，我在写于2007年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见《先唐诗人考论》附录四）一文中，曾将其称之为“T型”计划，而这一计划，即构成了我学术研究中的“专”与“博”（指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为“专”，对“文学史打通关”的研究为“博”）。由1993年到2012年，其间整20个春秋，表明我对“T型”计划的研究”，已经历了整20年之久，从其间已获得的种种成果（指各类著述）来看，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之计划，已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以下的述说，将对这20年的唐代文学研究从略）。而据我之孤陋寡闻，以如此形式（指既重点研究唐代文学，又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研究古代文学者，目前在大陆与台港澳学术界，似乎尚无第二人，因之，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将文学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 一 我之所以在1993年作出了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决定，是因为在这一年及其前，我所研究的古代文学，已由作为重点的唐代文学，向上下两个方面的领域在延伸，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实绩。截止于1993年，我除出版了《唐代诗人咏湖北》（1986年）、《李白史迹考索》（1988年）、《唐人生卒年录》（1989年）、《中国古代文学》（上中下三册，任副主编）等著作外，还在《文学遗产》、《天府新论》、《贵州文史丛刊》、《中州学刊》、《中国李白研究》、《李白研究论丛》、《杜甫研究学刊》、《陈子昂研究论集》、《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宁夏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11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所涵括的研究对象，除唐代文学外（其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孟浩然研究为其重点），向上延伸，分别涉及了陶渊明研究、屈原研究等；向下延伸，则对属于“四大奇书”范畴的《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部长篇小说，也进行了不同程度之探索，且其成果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发表于《荆门大学学报》的《〈金瓶梅〉研究四说》（1989年4期）、《〈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考〉质疑》（1991年1期）二文，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的《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1992年4期）一文，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的《〈西游记〉祖本新探》（1993年4期）一文等，就都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所全文转载。特别是《〈金瓶梅〉研究四说》一文的全文转载，在当时是令我十分欣慰的，原因是此文为我研究“四大奇书”的第一文，而第一篇论文就被全文转载的事实，则意味着我的向下延伸首战告捷。正因此，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即因此而兴趣大增。 而就在这一年，我还应邀参加了由朱德才教授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宋词》的“增订注释”工作，所负责研撰的具体任务，则是对南宋“杨泽民至吴申”51位词人共381首词的注释，并对51位词人重新撰写作者小传，（《全宋词》中已有的进行增补，没有的进行补写）。就我当时之孤陋寡闻，杨泽民等51位词人的381首词，历来无人注释，因之，我的近20万字的注释（含对相关小传的撰写）即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则表明，我于1993年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向下延伸，还首次进入了“词的世界”。 由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计划的制定，而使得我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自1993年以来的20年中，即呈现出了一种“由点及面，上下贯通，互为补充与发明”的新格局。从研究经历的角度言，这20年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初始期（1993—1998年）、完成期（1999—2007年）、丰富期（2008—2012年），而每一个时期，都是各有收获与特点的，现有回想起来，是颇有点如艺术家陶醉于其得意作品中的那种意趣的。 初始期的5年时间，为我实施“打通关研究”的一大转关，因为在这5年中，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被我称之为重点的唐代文学，一为向下延伸中的“四大奇书”。对于前者，我仍以发表单篇论文为主，据统计，这5年共发表论文58篇，平均每年10篇有馀。这些“研唐”论文的载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社科性与专业性学刊，如《社会科学研究》、《天府新论》、《中国李白研究》、《杜甫研究学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一为高校学报，如《四川大学学报》、《吉首大学学报》、《齐鲁学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在所发表的58篇论文中，也不乏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者，如《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1期）、《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李白在四川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2期）、《杜甫出生地考实》（《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等文，即皆为其例。而且，为朋友们所谈论的“单刊转载率第一人”的佳话，即因前三篇文章均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8期全文转载而始然。2011年8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参加“乐府诗会议”期间，当我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主编李炳海教授的弟子宋小克博士谈及此事时，其竟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只能以一笑而了之。 这一时期的“打通关研究”，根据1993年及其前的研究实况，我选择了以“四大奇书”为突破口的研究策略，即优先在向下延伸方面发展。正因此，《<西游记>题旨探秘》、《百回本<西游记>“典实”考述》、《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冯梦龙非<金瓶梅>作者辨说》、《再论<西游记>祖本为<西游释厄传>》、《毛批本<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问题》、《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探讨》、《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等文，即皆发表于这一时期。其中，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论”与“再讨论”，是因此前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4期《<西游记>祖本新探》一文而为，由于我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西游释厄传》为《西游记》祖本的新说，故该文未久即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3期全文转载。“再论”与“再讨论”二文，则是针对吴圣昔同志对我所提出的“《西游释厄传》说”之质疑进行的驳辨。当时的情况是，我与吴圣昔就《西游记》的祖本问题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各发表了3篇文章以进行讨论，由于我所遵循的是“事不过三”的原则，因之在“再论”与“再讨论”之后，我即因此而罢。但吴圣昔却不然，其于后来又连续发表了的3文，以对拙说进行所谓的再“辨说”，但其结论与方法却全部为错误。对于吴圣昔的这3篇文章，我近日（指2012年2月中下旬）已连续撰写了3文以对其进行回应，3文将陆续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中，我曾这样写道：“对于吴圣昔的这两篇文章，我眼下并不打算撰文商榷，而是待其‘停歇’之后，即不再进行商榷以后，我拟对其全部文章（或更多）作一总的商评与辨驳。”5年前我对待吴圣昔此二文的态度，今亦一仍其旧。也就是说，待我一旦有了较为充分的时间之后，我会很好地“回应”吴圣昔的这两篇（或更多）文章的。我在5年前是这样说的，5年后的今天我则也是这样作的。 为了更好地实施“T型计划”中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我在这一时期，除发表了上述两个方面约70篇数量的论文外，还制定出了一项“读书工程”，即用10—15年的时间，读完10部大书：《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宋诗钞》、《全宋词》、《资治通鉴》、《元诗选》、《国朝诗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这10部大书对于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要将“文学史打通关”的研究顺利完成，仅仅靠这10部大书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在读这10部大书的同时，因研究之所需，还有选择性地读了《四库全书》中的大量总集、别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总集与别集的全部“提要”。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读书计划”，对于完成“文学史打通关”的研究而言，乃是大有助益的。 二 由于初始阶段进展的较为顺利，故而在进入“完成期”之际，有关“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成果，即由论文而一变为著作，便先后相继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综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的9年（1999年——2007年）中，我除出版了属于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杜甫研究丛稿》、《李白求是录》、《孟浩然研究》、《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等著作外，于“打通关”方面，则首次推出了三种著作，即《四大奇书研究》（2001年）、《唐宋词史论稿》（2006年）、《先唐诗人考论》（2007年）。这三种著作，在研究对象上，一为长篇小说，一为词体艺术，一为诗人诗作，三种文体，三大领域，不仅意味着我的“打通关”在这三个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其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时间跨度，乃由屈原的生活时代而至文龙批评《金瓶梅》的清德宗光绪初年，其间二千馀年，为我首次所跨越。这种跨越，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超越，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勇于自我超越者，才有可能对“通一经”的狭小格局予以突破，才能不拘一域地在学术研究中自由驰骋。而我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就基本上是如此。 在上述三种著作中，最先出版的是《四大奇书研究》一书。仅由此书的出版时间看，即可知我在这一时期的“打通关研究”，是与初始期之向下延伸一脉相承的，也就是对《金瓶梅》等几部长篇小说的继续研究。由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转而向对《金瓶梅》等小说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并将之成为我“打通关”的第一个重点研究对象，表明了我当时对章回体长篇小说的研究是颇为自信的，这当然与我在初始期的“初战告捷”关系密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是在“读小说”的文化中长大的，对此，我在《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四大奇书研究>代自序》中已曾言及。我开始与小说打交道，是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之时，最先是“小人书”，后来逐渐变成“大部头”，并由《西游记》、《三国演义》、《天雨花》等“古代篇”，替代《高玉宝》、《红旗谱》等“现代篇”，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此这般，待至1969年底，我所读过的“古代篇”，竟然有数百种之多。古人有“饱读诗书”之说，但我饱读的却是被称之为“闲书”的小说，其虽然与功名无望，但于“四大奇书”的研究，却是颇具助益的。 如上所述，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始于1989年秋，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金瓶梅>研究四说》,至10年后的1999秋,共发表了整20篇文章，因此，有朋友建议，希望我能将其结集出版，由于当时我也有此想法，并决定将其修改润色，以进行大体上的文字统一与引文方面的原材料核对。由于其内容全部是对“四大奇书”的研究，因而就迳以《四大奇书研究》为书名。但未久，修改工作却因事而停了下来，且一停就是半年，直到2000年5月上旬才又开始修改，两个月后，修改工作全部完成。又半年之后，我所期待已久的《四大奇书研究》一书，终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1年2月出版。从1989年9月到2001年2月，其间凡12个年头，这就是我研究“因大奇书”的大致时间。一般说来，文学史家大都认为“四大奇书”是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但从演变发展的历史言，其所涉及的朝代，实际上是由元末而清中期的。这就是说，我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打通关”研究，因为《四大奇书研究》一书的出版，而使得“打通关”的时间下限，乃延伸到了清乾隆时期。虽然，《四大奇书研究》不能称之为明清文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于清代文学研究却是略有所涉的。 5年后的2006年，我出版了《唐宋词史论稿》一书。此书的出版，使得“打通关”研究在向下延伸的过程中，其年代的衡接性更加紧凑了，即在由唐而清的约1300年的文学史上，我的“打通关”只有辽、金、元文学不曾涉及了。从文体学属性的角度讲，词与诗虽然皆可称之为诗，但二者毕竟是存在着许多方面之不同的，正因此，有朋友在《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年—2007年辑）上撰文评论《唐宋词史论稿》一书时，称我由唐代文学的研究一下子跳到对唐宋词的研究，所反映的是我学术上的一次“自我超越”。但就我个人看来，真正的自我超越，应是前此所出版的《四大奇书研究》，因为小说与诗歌既非为同一“家庭”的成员，也没有什么文学方面的血缘关系。要而言之，由唐代文学而“四大奇书”，再由“四大奇书”而唐宋词，这一跳跃式的研究历程，对于我来说，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自我超越”的。虽然如此，但我于唐宋词的研究，却又是与唐代文学颇具关联的，如《唐宋词史论稿》第二章之《是耶非耶：李白词辨伪》（第一章为《导论》），即为其例。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既是我“T型计划”中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又为我“唐代诗人四部曲”中的第二部“曲”（后来虽然有“唐代诗人五部曲”之称，但李白研究则仍为其中的第二部“曲”），所以，我对唐宋词的研究，“李白词”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我的首选。但我研究“李白词”，却并不是沿着前人“百代词曲之祖”的思路在行进，而是着眼于“破”的角度，对现存的各种“李白词”进行了逐一考察，以证实其均非为李白词，即李白是诗人而不是词人。 在《唐宋词史论稿》一书中，有许多章节的内容，曾为我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分别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且反响甚好。而这些单篇论文的最初形式，却是我给学生讲授“唐宋词”或“唐诗宋词”的讲义，后来经过修改整理，而使之成为了一篇篇论文，再后来则由论文而成为了一本关于研究唐宋词史的专书。其中，对“唐诗宋词”的讲授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导致我直接或间接将唐诗融入宋词研究中的一个理想契机。而有了这一契机，研究内容也就因此而富于变化，如此，就使得我的唐宋词研究，与唐诗研究之间产生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事实上，在宋词中也是存在着大量的“唐诗”（如唐人、唐诗的典故与唐诗句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代词人“宗唐与变唐”的结果所致，对此，拙著《宋金元诗通论》已有详论，兹不赘。 正因为我对唐宋词的研究，与研究唐宋文学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一部《唐宋词史论稿》中，涉及唐人唐诗者乃甚多。全书十章，除去第一章《导论》与第二、第三章对唐词的研究外，其馀六章的宋词研究（第十章为“分派研究述评”），与唐人唐诗相涉及者，几乎每章都存在，所不同者，只是量的多少。如第九章第二节，在论述“晋宋人物白石词”时，即将姜夔与李白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都具有无比热爱大自然的特性，但二人对于大自然的接纳，却一为豪客式（李白），一为雅士式（姜夔），乃大不相同。正是“因此之故，二人与山水相关的诗歌或词作，在表现方法、审美趣味、艺术精神等方面，以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人格，也就自然各有所别”。这种情况的研究，即构成了我对宋词研究的一个特点。如果将我对唐词与宋词的研究合而观之，则“破”与“立”的互为统一，以及藉此所提出的许多为前人与时人所不曾言及的新说，即成为了《唐宋词史论稿》一书的最大特点。 在初步完成了“打通关”的向下延伸之后，我便将研究的对象进行了调整，使之由唐代文学向上延伸，也即开始对先唐文学进行研究。最初的设想，是以诗人为研究对象，出版一本由先秦而杨隋的诗人研究专著，以与属于唐代文学范畴的《唐代诗人探赜》在年代上相衡接，并将其名之为《先唐诗人考论》。2007年7月，《先唐诗人考论》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章，依序分别对屈原、蔡邕、蔡琰、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左思兄妹、陶渊明、谢灵运、鲍照、鲍令晖、谢脁等20位诗人进行了不同程度之研究。其中，既有对诗人生平作具体考察的，如第二章二节《蔡邕蔡琰生平年表》，第三章第一节《建安七子之生平考辨》，第四章第一节《左思左棻之生平系年》，第五章第一节《陶渊明的生年与享年》，以及第九章第一节《莫愁本事说略》等；也有属于对文学现象、作品范畴的考辨与论析的，如第二章第三节《蔡琰诗歌的真伪问题》，第三章第二节《建安七子之作品辨伪》、第三节《曹氏父子的乐府情结》，第四章第三节《左棻之文学成就综论》，第五章第四节《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第六章第一节《谢脁与西邸文学集团》、第三节《谢脁山水诗的意象美》等。这两类研究形式与研究对象的互为关联，即成就了一部近40万字的《先唐诗人考论》。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本《先唐诗人考论》的出版，才使得我的“文学史打通关研究”计划在提出了15年之后的2007年，得以基本完成。 三 经过15年的努力，我的“打通关”计划虽然于2007年已基本完成，但却并不理想，原因是《先唐诗人考论》、《唐宋词史论稿》、《四大奇书研究》这三种著作，作为我向上下两翼延伸的成果，其相对于被我称为重点的唐代文学研究而言，显然是有点单薄的（截止于2007年，我已出版《杜甫研究丛稿》等10馀种）。为了能最大程度地改变这种现实，夯实与丰富“打通关研究”的成果，我在2007年7月出版了《先唐诗人考论》之后，即作出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决定：一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时间比例，即要有意识地压缩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二是在向上延伸与向下延伸两个方面的研究中，以向下延伸为重点，并力求获得某些方面的突破。而此，也是我将2008—2012年称为“丰富期”的原因之所在。在这一时期，我虽然出版了《王维新考论》、《孟浩然大辞典》（主编）、《唐代文学探论》、《孟浩然研究论丛》（主编）、《杜甫研究新探》等多种“研唐”著作，但其中只有《王维新考论》可称之为一种新的著作，因为《唐代文学探论》、《杜甫研究新探》等书，皆属是对旧有论文的编撰与修定，而《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二书，则纯属为一种“主编”成果。所以，我在“丰富期”的研究，由于是为了夯实与丰富上下两翼之成果，因而也确实是在尽量对唐代文学研究压缩的。正因此，我研究了30多年之久唐代文学，将极有可能会因为此而停顿，甚至是与之告别。此虽为后话，但根据目前的实况来看，则还是可以预见的。 从已出版了的成果看，我在“丰富期”的5年中，对“决定”的第二个方面，乃是完成得相当不错的。这5年所获得的“打通关”成果，除在《民族文学研究》、《江淮论坛》、《中华文学论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长江学术》、《宁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外，还先后出版了三种共约130万字的专著，即《唐后乐府诗史》（2010年）、《宋金元诗通论》（2011年）、《商周逸诗辑考》（2012年）。其中，《唐后乐府诗史》、《商周逸诗辑考》二书，均属于对文学史空白填补的著作。 《唐后乐府诗史》是我在这一时期“打通关”的第一份成果。在此之前，我所研撰的是《宋金元诗通论》。当时，即2007年7月之后，我一方面在进行《王维新考论》稿件的修订工作，一方面则在做研撰《宋金元诗通论》的材料准备，当后者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便开始了对《宋金元诗通论》的撰写。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宋金元诗通论》中有《乐府论》一章的缘故，而使得我对唐以后的乐府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在研读宋、金、元三朝乐府诗的同时，对明、清两朝的乐府诗也略有涉猎，于是，我便决定停止对“通论”的撰写，集中精力以对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乐府诗进行专门研究。就这样，本应该先完成、先出版的《宋金元诗通论》，由于我的这一“冷落”，反而让《唐后乐府诗史》抢先了一步。《唐后乐府诗史》既是专门研究唐后950年乐府诗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这方面内容的专著，故其出版后，不仅获得了学界的好评，而且也引起了乐府诗研究者的重视，如在2011年8月召开于首都师范大学的“第三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称道与首肯。而在会议期间，有不少研究者向我讨要与询问如何购买《唐后乐府诗史》的事实，又表明了我对唐后乐府诗研究的率先而为，已引起了部分研究者对唐后乐府诗研究的关注，即他们日后也有可能参与到对唐后乐府诗研究的行列，若果尔，则这一局面的到来正是我所期待的。 在《唐后乐府诗史》出版未久，曾经一度“靠边站”的《宋金元诗通论》，又被提到了研撰的日程上来，因之，几个月之后，其也由黄山书社出版，时间则为2011年4月。这两种著作的先后出版，在时间上虽然有近半年之隔，但在研究对象、所获结论等方面却有着许多互补性，根据这一实况，我即将二书称之为“打通关”的姊妹篇。《宋金元诗通论》虽然是以诗歌为“通论”的对象的，实则是紧承《唐宋词史论稿》一书而为，这是因为，从“大诗歌”的角度言，词也就是诗（尽管李清照曾说“词别是一家”），而乐府诗就更是如此，所以，《唐宋词史论稿》中的“宋词”，《宋金元诗通论》中的“宋诗”，《唐后乐府诗史》中的“宋乐府”，即构成了我研究宋代文学的“三巨头”。而从接受史与流变史的角度言，宋诗与唐诗固然关系密切，但其对金、元诗坛也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的，且三者之间文化交流也颇为频繁，因之，我即在对宋诗研究的基础上，将其向下拓展，而使得宋、金、元408年的诗歌成为了我所研究的一个“文学单元”。将这三个朝代的诗歌作为一个文学单元进行“通论”者，据我之孤陋寡闻，在当代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似无第二人，由是而观，可知我的“宋金元诗歌通论”，实际上是一种对旧有研究格局的突破。正因此，《宋金元诗通论》既具专题研究之特点，又兼断代文学史之优长，二者的互为关联，即构成了本书的与众不同。 在完成了《唐后乐府诗史》与《宋金元诗通论》的撰写之后，我便再次将“打通关”的研究对象向上延伸，并以商周逸诗为重点向前推进，于是，也就有了《商周逸诗辑考》一书的出版。这既是我研究商周诗歌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的第一份辑佚学成果。导致我将商周逸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虽然与“打通关”的向上延伸关系密切，但实得于力我在上述初始阶段所制定的“读书工程”。就我数十年的读书经历而言，大凡是在计划之中的读书时期，是必有所获的。比如，在1978—1988年期间，我主要读了《全唐诗》与《全唐文》两部大书，所作近百万字的笔记，即被初步整理成了两种书稿，其一为《唐代方言汇释》，其二为《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1990年5月，我应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邀请参加《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时，即与《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的书稿有关。记得会议期间，霍松林先生曾邀请了五位“实力派”中年学者到其书房座谈，并送给每人一本由其题签的《唐音阁吟稿》以为纪念。被邀请的五人是：韩理洲（西北大学）、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杨军（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王辉斌（荆门大学）。发生在20馀年前的这桩往事，如今回忆起来，实有如在昨日一般。我的另一个读书时期，是在1993年——2007年的15年间。最初，我读的是《诸子集成》，并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一年后，我所记录的“逸诗”，竟然已有数十篇之多，由此，使我想到了《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古者诗三千馀篇”之载，以及陆游《会稽行》中的“古诗三千篇”之句，于是，一个辑佚《诗经》逸诗的计划，即由此而产生。此后，经过15年断断续续的努力，一部近40万字的《商周逸诗辑考》，便由黄山书社于2012年正式出版。就这样，我“打通关”的年代上限，即被我的“读书笔记”推进到了殷商时期。 四 由殷商而清末，其间凡三千年，这就是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时间年限。在这三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规律，文体演变的过程，数以千计的作家，汗牛充栋的作品，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等，纷纭而繁复。而我的“打通关”研究，如上所述，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具有悠久历史的诗歌，其间虽然也时有变化，如词，如小说，如乐府诗，但从总的方面讲，诗歌则始终是我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从我正式研究李白的1977年算起，至2012年止，我已与诗歌研究打了35年的交道。在这35年中，无论是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抑或是文学史的“打通关”以论，我都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的，获得了最丰硕的成果的，而其中的甘苦，则又是非亲历者所不能知晓与品味的。 从“初始期”到“完成期”，再由“完成期”到“丰富期”，为了践言“文学史打通关研究”，我竟然与其相伴了整20个春秋之久。在这20年中，我或邀游书海，或面壁冥思，付出的代价虽然很大，但获得的成就也自是不凡，这从已出版的《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四大奇书研究》、《唐后乐府诗史》6种著作中，即可准确获知。若将正在研撰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一并算上，则我的这一“打通关”成就，实在是有点令人陶醉的，因为截止于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专门研究与这样的专门研究著作。仅就已出版的6种著作而言，其时间的跨度之长，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之众，若非读“五车书”而又“破万卷”者，是绝然难以撰著的。即使如我的“唐代诗人研究系列”，也无不如此。在《宁作我》一书中，唐翼明教授曾将“通一经”与“破万卷”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可称为学者，后者则为一种大学问家的境界，但我在决心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与制定“T型计划”时，既不曾读过唐明翼教授的《宁作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出版），更不曾想到要当大学问家，而只是出于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痴迷与执著，仅此而已。 附记：此文撰写于2012年2月，此次刊发稍作修改。在自2012年3月至2017年3月的5年间，我又出版了《孟浩然新论》、《李白研究新探》、《四大奇书探究》、《明清戏著史论》等著作，其中的后二种，因属于我打通关向下延伸的两份重要成果，故特此补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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