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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今慈溪市）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恰值“文革”时期，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我的童年可以说非常“快乐”，上学没有任何压力，读书的目的就是识字，与前途无关。中小学的九年，基本就是在玩耍。1979年，高二毕业，面临高考，只是因为自己的理科实在太差，而记忆力尚可，就报了文科班。临时抱了两个月的佛脚，在蒙董无知的情况下，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是意料中的事。但没想到，我考了全班第一名，虽然离大学录取线还差了几十分，但却达到了入读区中学长河中学高复班的成绩。在高复班里经过两年的苦读，于1981年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为什么会报考历史系呢？因为我的高考成绩，历史分数最高，所以老师就让我填报了历史系。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与人打交道，大学四年，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交往的同学不多，认识我的老师也很少。我比较喜欢看杂书，杂七杂八的书都会借来看，没有中心，似乎也没有什么癖好。不过，现在想来，我的治学特点在那时已有所反映，我比较喜欢考据性的课，比如那时候开的古文字、考古学通论、历史文选等课，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凡理论性稍强的课，我的成绩就不好，无论如何就是记不住，也理解不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喜欢给我们讲“历史文选”的魏得良老师。魏老师寡言少语，上课认真，一字一句地讲解，这是我最喜欢听的课。到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我就报了史学史方向，希望能由魏老师指导。但天不从人愿，系里指定的指导老师并非魏老师。大概是钦定的老师不认识我，而我又不是什么可造之才，欲求其门而不得，只能靠自己了。我定的题目是《论陆游的史学思想》，我人生的第一篇“论文”，是自己定题目，自己找资料，自己一字一句地写。为了写这篇文章，在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泡了近半年，把陆游的《南唐书》、《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作品翻了好几遍，摘了数百张卡片，写出了一篇8千多字的论文。论文完成后，我的本科四年生涯也就结束了。 大三时，打算考研，我首先就去找魏老师，想考他的“中国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很可惜，史学史专业两年一招，我报考的这一年轮空，这样就失去了继续做魏老师的学生的机会。正当我考虑考研的去向时，与我同宿舍的80级学长周崇坚建议我报考本校古籍研究所，他给我讲了报考古籍所的两大好处，一是古籍研究所一届招10人，名额多；二是学制两年，可以早毕业，早就业。于是我就选择了报考古籍研究所。其实古籍所是属于中文专业的，对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来说，考古籍所比较吃力。由此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找中文系的书来读，运气好我考上了，成为了古籍研究所1985级研究生。 当时古籍研究所招的是“研究生班”，学制两年，硕士论文则到毕业以后在工作单位再写，论文完成后回到原本求学的学校去答辩。在读时并不像三年制研究生那样有明确的导师指导，而是由研究所集体指导。由于没有指导老师，加上自己未进学术之门，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有想到应该拜入一位老师门下求学。所以这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与同宿舍的几位室友结成了牌友、麻友、影友（大家都是研究生班的）。平时，翻翻杂书，《史记》、《汉书》、《诗经》、《礼记》、段注《说文》等，什么书都拿来看，杂七杂八地看，看到看不下去时，就换一本来看，杀了不少的书头。 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要毕业了，但我还不知道硕士论文要写什么。我就向上一届的学长杨自强请教（当时在宁波大学工作），他建议我写“敦煌学”的论文，说这个做起来比较方便，只要找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写卷，校勘一下即可。呵呵！此即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我问他敦煌学研究要找谁指导？他说找张金泉老师，他是做敦煌学研究的，于是我便去找张老师。张老师把我带到资料室里，从书架中拎出一捆复印材料，据他说这是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复印来的一批资料，让我在里面找自己感兴趣的写卷。我翻一翻，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碰到过的。我是个从来没有跟学术研究有过任何接触的学生，根本不知道现在学术界在做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是需要做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翻到一个《刘子》，我看到这个是子部的，之前我经史子集的书杂七杂八的也看了不少，而且看看这个也还有好几张纸，我就说我先拿回去试试。接着就去资料室查王重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看总共有几个写卷，然后又查关于《刘子》有什么书。在资料室找到林其锬、陈凤金写的《刘子集校》（《刘子集校》也收了敦煌卷子），我就借回去跟敦煌《刘子》残卷核对。核对了以后发现，《刘子集校》的校勘记中没有什么考证，我就跟张老师说我就做这个。这就是我做敦煌学的开始。 1987年7月，我从古籍研究所毕业，到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第一学期没有安排我上课。我跟系主任张学成教授说，我现在正准备做硕士论文，可能要到处跑到处查资料，请别安排我太多的工作。其实系上对新进教师大都安排当班主任，但系主任非常好，就没安排我其他的工作，这半年就专心写论文。 《刘子》一书传世有很多版本，林其锬、陈凤金伉俪所撰《刘子集校》广搜诸本，博采异同，汇录了自宋至清的三十三种传世刻本与前人批校本，也收入了四种敦煌写卷，在《刘子》版本异文的汇录上，可谓空前。但该书的重点是汇录异文，并非校勘，大多数校语是过录前人研究成果。我在看了《刘子集校》后，觉得作者误考、失考者不少，仍有进一步研究的旨趣。于是打算以敦煌写卷为底本，汇校各种传世刻本，以补其缺漏，正其失误。我首先想到的是根据《刘子集校》所使用版本的信息去核查这些版本。查阅图书馆的线装古籍，当然是遵循一个先近后远的原则。于是我先查阅了杭州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因为我毕业于杭州大学古籍所，当时又在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这两个图书馆查书，还是比较顺利的。接下来要去参访的当然是离杭州最近的全国第二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张学成教授，当我向他请假，表示要去上海查书的时候，他不仅准假，还特批经费，支持我的这次访书之行。 两天的上海访书之行，获准阅览了以下这些书：明万历六年吉藩崇德书院刊《二十家子书》本《刘子》，明刊《合刻五家言》钟惺评《德言》，明归有光辑《诸子汇函》中之《石匏子》、《云门子》，清光绪二十三年李宝洤纂《诸子文粹》本《刘子》。但几种善本却没有能够见到。因为有了上海之行的遭遇，我就不再去其他图书馆查阅版本，放弃了原先打算核查所有版本的想法。最后我的硕士论文是将十六种传世刻本与敦煌写本相对勘，这与《刘子集校》的三十三种相比，是严重不足的。但我的论文，重点不在于各种版本的异文罗列，而在于通过对异文的考辨，还《刘子》之原貌，合刘子之本意。现在想来，当时去重新对勘《刘子集校》收录的各种版本纯粹是多余的工作，如果直接根据《刘子集校》提供的异文对《刘子》一书的异文进行校证，而不是仅仅校勘敦煌写本《刘子》，做出来的论文将会更丰满、更优秀。这样，一方面《刘子集校》所做的工作得到充分的肯定与吸纳，同时也节省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当然这样的结果，我与敦煌学的缘份也就极有可能擦肩而过，不会有这一本《敦煌经学文献论稿》了。 当时，教育部有个规定，未参加过工作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必须到地方上锻炼一年。本来按规定刚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时就要去的，但我跟学校要求先让我写论文，第二年再去。所以我推迟半年，在八八年春季到了浙江淳安县的唐村中学支教一年。唐村中学在很偏僻的深山里，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去县城排岭镇（今千岛湖镇）是没办法当天往返的。这一年里我就带了一些书去读，主要是《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两部书，有空时我就一本一本的看。因为《刘子》这书有个特点，它里面有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须从先秦两汉的著作中去找。我就把群经及诸子一本一本地读。凡看到书里面有文句或语词与《刘子》相关，我就把它添注在《刘子》那句话的旁边。就这样，我利用半年的时间，把带去的书都翻阅了一遍，并完成初稿，暑假回杭后整理修改，完成了硕士论文。1988年9月，我回古籍研究所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当然，答辩结束，我又回到唐村中学教书去了，直到1989年1月支教结束回杭。接下来就是按步就班地教书、看书，也常去古籍所办公室转转，顺便看看老师聊聊天。有一天，周启成老师说他要申报一个课题，问我要不要参加？那时他打算要做的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补编，他说我是做敦煌学的，认识俗字，比较适合做碑刻部分。于是我就开始收集资料，把一些考古相关的书跟杂志都找来读，并抄录与金石相关的资料。大概准备了一年多，周老师跟我说这个课题因为某些原因不再申报。我参加的第一个课题就这样还没正式开始就结束了。 后来有一次与张金泉老师聊天，谈起现在没事做。他说他们正在做一个省社联的课题，叫“敦煌音义研究”，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进来。我想反正我没事干，不管是什么事我都做，有事做总比没事做好。于是我又做敦煌学的题目了。当时首先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普查敦煌写卷，把所有有注音的写卷编一个目录，我把古籍所资料室所藏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过了一遍，编出了一个目录初稿。又与张金泉老师一道，到浙江图书馆把《敦煌宝藏》过了一遍，补充缺漏。之后由我承担其中经史子三部分音义的整理工作。课题组的其他两位老师后来陆续退出，只剩下张老师与我两人，最后的成果就是1996年12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音义汇考》。 大概是1997年吧，张涌泉、黄征提出了编写“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也找我参加。因为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已浏览过不少经、子两部的文献，加上做《敦煌音义汇考》时，重点也是在经部与子部。所以当时的分工是让我做经、子两部。首先上马的是经部，我承担其中群经部分及四部书音义的整理工作。这可算是我正式从事经学文献研究的开始。为做这项工作，我首先花了半年多时间将十三经的经文与注文整理出一个word文本，便于检索与使用；前前后后大约费时一年半，将敦煌文献中的经部写卷全部录入计算机。同时，大量翻阅清人著作，把《清经解》与《清经解续编》几乎过了一遍，还读了不少清人的学术笔记。至于前人的关于敦煌经部文献的研究成果，更是不遗余力地收集。最后的成果就是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600万字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我撰写的是其中5册（1—4、9），大概有250万字。 在做“敦煌音义”及“经部文献合集”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论文发表，其中部分结集成《敦煌文献丛考》，收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于2005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 2005年5月，得到郑炳林老师的鼎力相助，我获得兰州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拜入郑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6月，以《敦煌经籍叙录》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敦煌经籍叙录》以对每件敦煌经籍写卷撰写叙录的形式，将有关定名、断代、缀合、辨伪、研究进展等相关内容集中考察，对经籍写卷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理。除“绪论”外，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九卷，而将土地庙遗书、只有片言只语的杂写、非敦煌写本误以为敦煌写本者、非经部写本误以为经部写本者、伪卷一并附于“存目”。每卷首有总述，下分若干小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该论文于9月在中华书局以同名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敦煌学界与经学界的一些赞扬。《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中华书局，2009年5月）等刊物发表了书评，认为该书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中难得的集成性著作”，“迄今为止收录敦煌经籍写卷最多、最全、最丰富的一部学术著作”，“本书的问世，必将进一步促进经学（尤其是敦煌经学）研究的繁荣”。张涌泉教授在《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光明日报》2009年2月19日第10版）一文中，称赞该书“收录全备,论述详赡,为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的撰作树立了榜样”。 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完稿后，对敦煌子部文献的整理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我负责整理敦煌子部文献。《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大项目，获得了教育部以及浙江大学“211工程”三期、浙江省社科联的经费资助。本项目计划对藏经洞出土的2000多号子部文献进行定名、缀合、录文，撰写考释详尽的校勘记，并为每一个校录文本撰写一篇题解，简要说明底本和参校本、原件完缺情况、定名依据、著作或抄写年代的判断、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和前人的著录研究情况，以对一百年来敦煌子部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作一次彻底的清理。经过课题组成员8年的艰辛努力，项目已基本完成，进入了统稿排版阶段。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收录的是敦煌文献，所以在撰写过程中，凡是能明确为吐鲁番文献者，皆摒除在外。但吐鲁番文献中的儒家经籍写卷也有80多件，包括《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共七经，对考察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状况以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在2010年向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报了《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辑考》项目，获得立项；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又将本项目列入“汉语史中心‘十二五’科研项目”予以资助。2016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即将交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1997年杭州敦煌饭店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前，除了本校的老师以外，我跟学术界没有任何联络。在这次会议上，有幸认识了敦煌学界的很多中坚人物，在他们的帮助下，逐渐走出校门，与外界有了接触，并结识了更多的学者，不仅得到他们在资料上的无私帮助，也使我在学问上获得了很多教益。我能有现在的一点小小成绩，跟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本文选自《敦煌经学文献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定价38.00元） 附录：《敦煌经学文献论稿》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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