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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乃是人类不断拓展生存时空、优化生存状况的历史。而这个前提乃是人类的不断认知、不断实践的思与行，包括向外对宇宙的和向内对自我的。虽说二者是相互影响和促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正是后者决定着前者的向度、深度和广度。 尤其是向内对自我的认知，人类全体的发展进步特别要通过并依赖个体生命的自我觉知和践行。孔子从“学而时习之”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其所表达的正是个体生命不断认知践行同时与世界进行信息交流，最后臻于大和谐境界的过程。从“有朋自远方来”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所表达的则是在个体生命的自我认知与践行基础上的人际乃是人物之际不断的信息交互，使天下万物最终皆在文化意义上归于生命的勃发、谐和、自我实现的美好境界。 为什么无论人类全体还是生命个体必须经历这样一个不断认知和践行的过程，才能自我完成和实现？而不是在最初的原始蒙昧状态即可？这就涉及到人类无论全体还是个体的存在前提和存在方式问题。显然我们是不能脱离宇宙母体和自我生命而空谈什么完成和实现的，生命存在至少是有着以下三方面的前提制约的。那就是： 首先，我们是必死者。当生命意识到其必死的命运时，这本身就是一大觉醒。同时也成为其自我生命完成与实现的基本前提。死亡，使肉体归于虚无，更使生命得以飞扬和不朽成为可能。如果生命止于肉体的存活和消陨，那就只能如一般的动植物，不能取得生长于天地之间同时又可独立于天地之外的文化命意。若仅依附，则何谈生命意义的达成？ 其次，我们是多欲者。肉体生命的存活与消陨，只不过是宇宙中弥散能量一种特定形态的聚合和耗散。然而，生命则又在这种聚合之中诞生出一种可以观与返观的意识。实在是宇宙的神奇和奥义所在。意识之功能或有很多，但作为对生命存在所需能量的一个控制系统，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欲望，无非是对能量的一种需求。然而，意识的发达，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可对欲望进行正负两面的刺激，使之表现为一种节制或贪婪。可以说，意识对欲望的调控也是生命能否自我完成和实现的重要因素。 再次，我们是群居者。当个体生命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整体，同时更是组成另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时，他便获得了一个更佳的观与返观的视角。这种视角使生命之自由成为一种可能。作为人，不仅仅是和所有的人，更是和所有的生命——往古的、未来的以及现在的——以及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共生共存。任何个体必然要在这个前提下、同时也是在这个前提中完成和实现，否则夭亡、中道崩殂。 最终，我们将生命落实到个体人类。人必死，但同时拥有了速朽归尽和乘化周流的选择；人多欲，什么都想要会导致坐拥世界还是一无所有，似乎成为问题；人群居，外物是自由的限制还是救赎的绳索？他人是痛苦的地狱还是幸福的天堂？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或者这些问题也将荡然无存，然而生命或许也将归于虚寂。再看，生命特别是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方式： 首先，人是作为自然人肉体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人是和万类万物等同齐平的。个体乃至群体生命的生存和延续是不能回避的基底，同时也使向上和飞扬成为可能。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患？”讲出了自然生命对精神生命的限制，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前者对后者不可或缺的支持和托举。所有身中皆有吾存，但未必皆能发明此吾；此吾必存于一身之中，虽然未必是某一固定之身。我所谓吾是指那一精神的本真的生命自我。 其次，人是作为社会人的集体存在。所有人都是独立的，同时又和他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动态交集。恰恰是在这个动态的交集中，个体获取或者贡献出能量，达成自我同时达成他人。某种意义上，我与人的差异和分别是表象的虚幻的，是流动的、无常的，空的。有朋自远方来，之所以不亦乐乎，正是因为作为另一个自我来此达成这一个自我，是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的融合。故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才会有君子的达成。君子本质上乃是无数小我融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的动态大我。 再次，人是作为精神人的文化存在。这正是人类生命最终能够获得自我实现的大自由的关键。精神，作为可以心灵感知但不易为肉身感官所认知的存在，当是宇宙意识精华的一种的集合体。作为一种神秘的能量存在，她似乎尤其钟情于人类。精骛八极、思接千载，唯有精神的觉醒和焕发乃可实现纵贯古今、横绝六合的超脱和自由，同时也才有悠游万物、无往不乐的欢欣和自在。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总结出生命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可分而不可离的交往方式： 首先是功利性交往。无论生命作为哪一种形式的存在，它与世界之间的功利交往是必然的、无可非议的。老子感叹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就说，无论自然还是人世，能量的分布是不均衡，此处不足，彼处有余，或者反之。因而，就有收放、吐纳、损益。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只是说，君子和小人明了、认知仁道的方式的差异。其实，利固然是利，义不过是更大的利，或者是利的一种相对合情合理的分配方原则、式。人与世界之间最基底的功利性交往形式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是科学性交往。科学实质上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式，是生命认知世界的一种态度，尤其特别基于实在功利的、可控层面的。借助肉体感觉和工具（肉体感觉的对象化或延伸、放大或变形）对世界或自我进行实在层面的构成和运动的分析认知。从而掌握应用其规律以服务于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方式应该是功利交往的规范和放大，虽然是值得反思和警惕的，但却是不能停歇和止步的。 再次是艺术性交往。或者可以称为审美的、非功利的交往。然而，其实是不可能完全超功利的，不过乃是一种更为长远的、暂时相安无事的信息与能量交互。李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辛弃疾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即是此意。这是人物之际。再如《阮籍传》：“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这是人际之间的艺术性交往。这种交往更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存在，基于对肉体欲望的超越和升华，是生命达于自由之境的关键。然而，并非是悬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颜乐处固然妙不可言，然而还是有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存在的前提，毕竟还有食一箪、饮一瓢，巷虽陋，然而表明结庐在人境。 许多人终其一生，只能与人、与物进行非艺术性交往，而对于艺术性交往则不明不悟。这种生命不觉醒的痴顽状态是可悲的。更是生命完成和自我实现——诗意化地栖居——的最大障碍。这里面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时代环境的影响和个人觉悟的高低。 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环境中，个体生命从痴顽到通灵就更加不易。马龙潜先生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全面步入转型期。权力、资本和信息技术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力量，使资本逻辑、文化消费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其实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不仅中国如此。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不能幸免权力、资本、信息技术的绑架和奴役。个体生命作为精神人甚至社会人的存在受到空前漠视。时代和社会似乎只是将大家作为一个多欲的、必死的自然人对待。灌输一些所谓的普适性价值观，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刺激调动起大家全部的生理欲望和虚荣嫉妒之心。努力工作、拼命劳作，纷纷沦为终身难以自拔的“物欲之奴”、“经济之奴”和“信息技术之奴”。人们在教育体制里也好，在媒体网络上也罢，其所获得的全部都是文明的碎片、知识的纸屑和被媚俗化了的哲学观、价值观。似乎总有一阵一阵的迷雾弥漫或者飘过，阻挡你、遮蔽你、误导你，使你永远保持一个奴隶应有的基本品性——愚昧、痴顽。 然而，人毕竟还是精神的文化存在，即使是奴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觉醒。虽然，迫于现实存在的种种压力和限制，还是不能决绝地踏上通往本真生命的自由之路。于是，不得已苟合或者妥协；不得不忍受孤苦与空虚；于是，最终麻木、变态或者走向暴戾与癫狂。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的高度贫乏相互对应；物欲的及时满足与欲壑的无限扩大形成循环；个性的张扬自由与人际的冷漠无视构成矛盾。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进无尽的空虚和荒诞之中，杯子失手落地，但永远听不到声音。如利波维茨基所说：“在虚无的远景里浮现出的并非是自动毁灭，也不是一种彻底的绝望，而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大众病理学，抑郁、烦腻、颓废等都是对冷淡及冷漠进程的不同表达”。作为精神人的文化存在被抽空，人变得无力、瘫软；作为社会人的集体存在被漠视，人变得无助、窒息；那好，大家只好仅仅关注自己作为自然人的肉体存在或者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人生游戏之中：暴力、冷漠、自恋、自戕。 对《论语》的研究和解读正是基于上述种种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背景之下。或者希望，人们通过对包括《论语》在内的所有中国文化原典的学习，特别是一种自觉地深度学习和践行，解构现实世界的荒谬、伪善、黑暗、混乱，建构符合人性要求的真纯、美善、光明、秩序的理想家园，使委顿的灵魂觅得栖所，迷失的人性奔返故乡，异化的心灵回归正途，枯竭的生命重新丰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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