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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三回“亲朋祭奠开筵宴 西门庆观戏感李瓶”中提及李瓶儿病逝入棺的情景时，作者有这么一段描写——西门庆交吴月娘，又寻出他四套上色衣服来装在棺内，四角安放了四锭小银子儿。依着花子由说：“姐夫倒不消安他在里面。金银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远之居。”西门庆不肯，安放如故。——在以“银本位”为主的明朝，上自皇室下至富户，在逝者棺内放入金、银器物陪葬，并不鲜见，但是如“四角安放了四锭小银子儿”这般，明确指向了器物的安放位置，却必须通过考古发掘，才能得到验证，并进而求证，此一葬俗，所为何来？  1955年，明万历皇帝定陵被发掘，共出土了103枚金锭、65枚银锭。绝大部分金、银锭出自万历帝和孝端后棺椁内尸体下两侧，孝靖后棺内仅出5枚银锭，然而其放置情况最为特别：孝靖后棺内四角各安放了1枚银锭，各重五十两。孝靖皇后是万历帝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万历三十九年（1611）病死时为妃，皇后为其孙天启帝朱由校追赠；万历帝、孝端后棺椁入葬定陵时，孝靖皇后迁祔合葬。由此，“棺内四角各安放银锭”的最高级别使用者是皇妃。  明定陵孝靖后尸体下垫被上随葬器物分布图 在更早些的时候，著名的湖北梁庄王（1411—1441）夫妇墓也使用了8枚银锭，虽然该墓由于积水日久，棺内器物安放位置不复当年，但根据该墓的发掘者梁柱先生《明梁庄王墓金银容器与用具略说》称：“从各银锭的出土位置推测，4枚大银锭属于王的随葬品，4枚小银锭则属于妃的随葬品”。 梁庄王夫妇墓出土银锭 在另一明代中期贵族墓“南京江宁将军山明朝第二代黔国公沐斌夫人梅妙灯（1430—1474）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其棺床之上（旁）发现四个亚腰形银锭，由发掘简报中“棺床器物分布图”可以看出银锭原来应该位于棺内四角。 梅妙灯墓棺床器物分布图 1977年10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海淀八里庄慈寿寺塔西北清理了明代武清侯李伟夫妇合葬墓，李伟死于万历十一年（1583），其妻王氏死于万历十五年（1587），王氏墓保存较好，棺内四角出土大银锭4枚，每个大银锭上又放1枚小金锭，金、银锭上均刻有文字，表明其为“金花银”与“贡金” 。 
李伟夫妇合葬墓平面图 在明荆藩王墓葬集中的湖北蕲春县蕲州镇，1956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发掘了明荆端王次妃刘氏墓，虽然前墓室文物大多已在最初兴修水利的发现中被取出或挪动，但根据知情农民提供的信息，征集收缴的4枚五十两银锭原位于刘氏棺内四角。 正式考古发掘中十分明确的材料尚不充足，但上述皇室贵族的葬俗，已经可以佐证《金瓶梅》中“四角安放了四锭小银子儿”的描述，确实曾流行于世。 锭，从金，从定，以“定”为声；“金”指金属，“定”意为平息、静止；锭即为“用于防止物体移动的重的金属压块”。明代以前的金银锭已发现的有板状、圆形、长条形、方形等，进入明朝，宽扁束腰型和两头翘中间凹的船形“元宝”，成为金银锭的主流式样。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向往，不断拓展到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在“纹必吉祥”的习俗中，以谐音表达吉祥的图案“毛笔、银锭、方胜”组合（必定连升） 、“毛笔、银锭、如意”组合（必定如意），大量出现在石刻、砖雕、木刻、玉雕、瓷器、织绣、年画，成为耳熟能详传承至今的一个吉祥寓意。
毛笔、银锭、方胜纹
毛笔、银锭、如意纹 在棺内四角安放金银锭的葬俗，是社会阶层、身份等级的一种显示，是财富实力的表现，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哀思，是希望逝者能在冥间得以“（四方）安定、（四方）平定”的祈盼。 在生命与时间面前，皇室贵族与布衣百姓事实上是平等的，人们寄予一个葬俗的情感与念想，在被定格的刹那，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探究空间。 2017年，笔者在苏州市高新区皇冠山庄公墓清理过一座明代中期的浇浆墓，在其棺下四角，发现垫有四块“银锭形砖”，这或许可视为“棺内四角置银锭”的民间版本。
苏州皇冠山M1四个锭形砖 原载于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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