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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是没有经过县试乡试会试，而直接跑殿试去了，因为有当时的高官张知白的推荐。具体张知白怎么知道他的，没有记载，他爸晏固是江西抚州的一个小官，估计和这不无关系吧。当然，说他“走后门”并不是否定他的才能，而是说，有才能的人结交个把权贵，趁早走捷径出个名，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省了几年笔墨功夫。 我相信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神童肯定不止一个，只是张知白为何只推荐了他，就让人浮想联翩了。然后，他也是个“太子党”，这给他日后仕途的一帆风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幸运的是跟对了人，这太子没成为废太子）。原因是他年轻时做过一个芝麻绿豆七八品但是非常重要的小官，太子舍人，这就给接近当时的太子，日后的宋仁宗提供了机会。直到他死的时候，宋仁宗还亲自参加葬礼，并罢朝两日以示悲哀。 此外，他还是一个没有太大政治作为的宰相。尽管他一生都居于高位，并在国家的两大核心机关任职,他从30岁就成为翰林学士，35岁枢密院副史，40岁开始任了一大堆的学士啥的，到42岁就成了参知政事（副宰相），50岁走入权力核心，检校太尉枢密使，52岁加同平章事，就成了宰相了。 大家看，这一路下来，多顺，和当时伺候太子那么多年的芝麻绿豆小官是分不开的。但是要具体说他有什么政治作为，却少得可怜，能查到稍微显眼一些的，貌似是给当时对抗西夏作了一些后勤工作。看着这一大堆的官职，大家是不是有点晕，那么咱们插一个知识点，宋朝的官职制度。 首先从科举说;科举分县试、乡试、会试、殿试。通过县试的为秀才，没通过的叫童生，这个童生不是说年龄小，六七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 然后一路往前考，乡试、会试、殿试这三场的第一名分别叫解元、会元、状元如果你一路都能得第一名，那么，就有个比较牛的称呼，叫“连中三元”。这是个超级的高难度动作，历史上有记载的，从唐到清，能完成这个动作的总共为13个半人. 前13个人，没有一个是诗词上的大家.后面那半个人是唐伯虎，他已经连中了二元，但卷入了一场科场舞弊案，剥了他的状元。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亲自主.咱们说词的时候，开头几讲曾说过，词要“神游言外”，也说过“说一想二猜三”的问题，但历来词学研究者，也有走极端的，去穿凿附会，将啥作品都解出个“高远”的人生主题、社会意义甚至是政治主题出来，这就有点极端甚至无聊了。 这个风气，在清代流行最盛，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学派。其实清朝虽然好的词作家少，但词学评论家还是蛮多的，主要是浙西学派、阳羡学派和常州学派。西词派主张的是清空高雅，非常推崇姜夔、张炎（宋末最后一位词家，我们还没讲到）等人，代表人物是朱彝尊，明末清初人。浙派曾是清代词学的中流砥柱，绵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们一是强调词不能与曲合流，并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二是要求不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并提倡恢复词之原貌。 与其同期的，还有个阳羡派，代表人物陈维崧，崇尚苏轼、辛弃疾，善于写雄浑粗豪，悲壮慷慨之作，由于和常州派所反对的内容关联不大，篇幅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 到清朝后期，出现了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周济，他们认为在浙派的主导下，当时的词走向了一味追求工雅，而题材狭窄，内容空洞的弊端，并提倡以词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比兴寄意及实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进步，现今词坛的人，还有不少持常州学派观点的。 但这个学派有个最无聊的地方，就是传凿附会。他们最“牛叉”的是能将无论什么词都给你解出个“托喻”来，最典型的比如咱们在赏析第一讲中说到的温飞卿，他们认为《菩萨蛮》的“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笔法模仿的是《长门赋》，又说“照花前后镜”那几句是“《离骚》初服之意”，连王国维都看不过眼，讥讽了他们几句。 而近代乃至今人之中，受常州学派“坑害”的也不少，我上文辑录的评晏殊《山亭柳》之言，便是典型的例子。从晏殊整个系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风并非“苦吟”一族，而清雅，豁达，是他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去用妓女隐喻自己，那是毫无道理的。 今人学者叶嘉莹在评价晏殊词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清代常州词派理论家提倡“寄托”之说，把晏殊的某些著名词篇牵强附会地解释为隐喻政治斗争、斥责政坛“小人”之作，这毫无历史依据。晏殊生活于“太平无事荷君恩”之世……因此它既无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更无须使用在当时尚被普遍用于娱宾遣兴的娱乐文体去遮遮掩掩地“寄托”政治情怀”。 另外，晏殊是很清高的，他比较瞧不起的，是与他同时代并且为今天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个词学大家柳永，说他是“骫骳从俗”，意思是文笔纡曲、委靡无风骨，他连柳永都这么说，难道还会自比歌妓么？很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咱们不能被误导，托喻这东西，该托就托，不能乱托。 宋朝是五甲，明清是三甲，通常情况下1-3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一般是17名，赐“进士出身”，三甲是赐“同进士出身”，也有特殊，比如宋仁宗朝开恩科，扩大到五甲，进士及第是一二三甲，进士出身是四甲，五甲是同进士出身，一次录取了一千八百多人，咱们大名鼎鼎的柳三变就是那时候中的进士。 晏殊14岁时得到的那个功名，“同进士出身”却绝对不是个光彩的事，这算是一个安慰奖，官职上也只有8品.当然，这对于一个孩子，已经够可以了，但对大人就有点丢人了，这个词派，开婉约派之先河，将五代香浓软艳的词风变得抒情委婉，并使之真正成为士大夫之词。后人评价说“上承南唐之风，下启苏秦先河”,晏殊在其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人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由此可见此派和晏殊本人的重要性。这里说个题外话，有人主张将冯延巳也归入江西词派，我认为这个提法可以商榷。冯延巳与江西扯上关系，是因为他被罢相后，曾经到抚州去住过三年，据说那三年中他的词在当地广为传唱，因此让晚他出生几十百把年后的晏殊和欧阳修学着了。 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咱姑且不论，话说冯延巳也没收他俩做个徒弟啥的，咋就归成一派了呢，对冯宰相那么好，擅自给人安了个门派，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不？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后世人的一厢情愿。回过头来，咱们接着说晏殊词的风格。上节课已经说过，清朝的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那么，咱们就来看看晏殊的俊。 他最出名的有几首，估计大家小时候读过的有“一曲新词酒一杯”的浣溪沙，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广为传诵，估计初中语文老师都讲过了，我就不凑热闹了。 首先我们要说，晏殊的词，是富贵的。由于它平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太平宰相做了那么多年，即使被罢相后，也是封疆大吏型的官，因此，想在他的词里寻找台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类的读者，恐怕是要失望的了。 但他所描写的那种富贵，不是镶金戴玉的富贵，而是天然去雕饰的。再说得简单点，就是富贵的“气象”。我们来看他一篇《浣溪沙》：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吴处厚《青箱杂记》里说，“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这段话啥意思呢？是说镶金绣玉，那只是浅层次的富贵，但在真正富贵的人眼中，镶金戴玉不是富贵的表现，而是鄙俗了，因为真正富贵的人，不会为金玉所打动，而只有乞儿才会对这个在乎。 这个要是放到今天来理解，就是那些不富贵的人，或者愿意嘚瑟摆谱的人，结个婚啥的，会借别人的奔驰宝马去充门面，而真正富贵的人，却不在乎这个，反而是在婚礼的格调和别致性上下功夫。 晏殊所描写的富贵便是如此，他不求形迹、细节刻画，而取其精神密契，不于锦绣字面的堆砌，而于色泽与气氛上的渲染，故能把环境写得博大高华，充满富贵气象。 这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财富，怎么写富贵，怎么才能写出不鄙俗的富贵.落实到此文中，燕过重帘，风生翠幕，花落庭莎，雨滴圆荷，这些元素用得都不华丽，但就如他自己所说，穷人家是没有这等气象的。此外，他的作品笔法上非常细腻，“重帘”、“过燕”、“晚花”、“庭莎”、“曲栏”、“凉波”诸意象结合，其色泽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动或静，使整个庭院呈现的画面感极强。 读了他的作品，我们有珠圆玉润之感，他还有一篇《踏莎行》，也颇得其法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与上篇一样，这篇也是通过非常细腻的笔法，来表现细致的情思。上片主要表现的是春逝。小径红稀，红，由多到少，芳郊绿遍，绿，由少到多，实际是在表现春色在慢慢地消弭。高台上的树色，越来越浓郁。杨花的开放是非常短暂的，一开即逝，然后转为柳絮向人扑面而来，这里更是形容春的短暂，“春风不解禁杨花”，实是作者伤春的惋惜，将春风拟人化了。 下片首两句实际是描写角度由室外转为室内，描写对象也由景色转变成人物。通过一个藏、一个隔，将人与景，人与春的距离感和隔离感表现出来，并通过“游丝转”来托起人物怅惘寂寥的伤春愁绪。直到愁梦酒醒，望着一缕斜阳，体会着这庭院的深深冷寂。 晏殊的词，非常细腻，往往以小处见长。它不像有些作者的作品，上口一读就觉得感受非常强烈，如果将那种类型的词比作巧克力，浓香扑鼻的话，他的词便类似于橄榄，必须要细致品味，方能心领神会地感受到其内涵。 晏殊词的好处之所以很难被人认识，一个是因为作者的情思纤细幽微不易被人体认，再一个就是因为读者疏忽没有深深地体会。他有一个集子，叫《珠玉词》，听这名字，大家也能想象出他的风格了。然后，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一个名篇《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把此词“昨夜西风”三句和柳永（王国维说是欧阳修，有误）、辛弃疾的词句一起比作治学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里插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句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但此词又误入《欧阳文忠公近体诗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所以王国维才会将他误归入欧阳修名下，因此误导了后世很多人，大家要注意。 这首词开篇的“槛菊愁烟兰泣露”，将元素人格化，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移去客观事物，用这个移情手法，其实晏殊倒不是用得最好的，他这句有点类似于唐代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不过后者是写李凭箜篌声音美妙的。 在这样一个“愁烟淡雾”的场景下，燕子都耐不住“罗幕”内的“轻寒”，而振翅双飞而去，明是写燕，实是写人，人和燕一样，感同身受。而在这种感受和情绪的主导下，又导致了女子对明月的埋怨，埋怨它为何不知离恨，而整晚地照着我的孤窗。这种借物言情，怨物托情的手法，非常高妙。 下阕的三句，是说思人的，西风肃杀，一夜之间，凋零了碧树。在这里，作者没有将离愁局限于闺阁之内，而是让女子去登高，将眼界放开去。 这是宋代与晚唐词人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大的不同。晚唐五代写闺情多将眼光聚焦于女子本身或所处环境上，以进退动静和烘托反衬来表现其情绪，包括“眼界始大”的李后主写闺情也多脱不开这样的套路，比如我们之前说过他写小周后的词便是如此。而宋代词人善于将远物挪作近用，在元素运用及眼界上，已经不满足于人物所处的那一方小楼庭院，这是词写作中的另一种表现手法。 当然，这是《宋史》的记载，关于野史的版本那就更多了，什么卷入了宫廷的“狸猫换太子”而不敢在墓志铭上说啊，什么用上朝的笏板打掉了哪个大臣的牙之类的事情，这牵涉到内宫，版本本就多，真伪我也说不出个门道，咱们还是按照正史讲吧。 而从这首词里的登高念山河之类的描写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大抵心情是不怎么好的，并且怀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所以我说很有可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 他这段的意思是说，人一定要到穷途末路，物质和思想都陷入绝境的时候，才能创出绝世之诗篇、词篇。这是一种“不破不立”的思想，有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啥劳啥”之类的说法。后人延续此思想的也不在少数，“逆境出人才”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 三是他兴办书院，并集合了一帮文人，形成了以宰辅为首，中上阶层士大夫为主流的“江西词派”，在北宋前期词坛占据了主流地位，非常强大，这帮人里，由于大小晏和欧阳修都是江西南昌附近的人，故有此名。 这里插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句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但此词又误入《欧阳文忠公近体诗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所以王国维才会将他误归入欧阳修名下，因此误导了后世很多人，大家要注意。 这首词开篇的“槛菊愁烟兰泣露”，将元素人格化，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移去客观事物，用这个移情手法，其实晏殊倒不是用得最好的，他这句有点类似于唐代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不过后者是写李凭箜篌声音美妙的。 在这样一个“愁烟淡雾”的场景下，燕子都耐不住“罗幕”内的“轻寒”，而振翅双飞而去，明是写燕，实是写人，人和燕一样，感同身受。而在这种感受和情绪的主导下，又导致了女子对明月的埋怨，埋怨它为何不知离恨，而整晚地照着我的孤窗。这种借物言情，怨物托情的手法，非常高妙。 这个词派，开婉约派之先河，将五代香浓软艳的词风变得抒情委婉，并使之真正成为士大夫之词。后人评价说“上承南唐之风，下启苏秦先河”,晏殊在其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人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由此可见此派和晏殊本人的重要性。这里说个题外话，有人主张将冯延巳也归入江西词派，我认为这个提法可以商榷。 冯延巳与江西扯上关系，是因为他被罢相后，曾经到抚州去住过三年，据说那三年中他的词在当地广为传唱，因此让晚他出生几十百把年后的晏殊和欧阳修学着了。 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咱姑且不论，话说冯延巳也没收他俩做个徒弟啥的，咋就归成一派了呢，对冯宰相那么好，擅自给人安了个门派，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不？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734D31B1C1ED4B77A402DFBBF16E9FE5.gif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后世人的一厢情愿。 回过头来，咱们接着说晏殊词的风格。上节课已经说过，清朝的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那么，咱们就来看看晏殊的俊。他最出名的有几首，估计大家小时候读过的有“一曲新词酒一杯”的浣溪沙，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广为传诵，估计初中语文老师都讲过了，我就不凑热闹了。 首先我们要说，晏殊的词，是富贵的。由于它平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太平宰相做了那么多年，即使被罢相后，也是封疆大吏型的官，因此，想在他的词里寻找台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类的读者，恐怕是要失望的了。 但他所描写的那种富贵，不是镶金戴玉的富贵，而是天然去雕饰的。再说得简单点，就是富贵的“气象”。我们来看他一篇《浣溪沙》：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吴处厚《青箱杂记》里说，“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这段话啥意思呢？是说镶金绣玉，那只是浅层次的富贵，但在真正富贵的人眼中，镶金戴玉不是富贵的表现，而是鄙俗了，因为真正富贵的人，不会为金玉所打动，而只有乞儿才会对这个在乎。 这个要是放到今天来理解，就是那些不富贵的人，或者愿意嘚瑟摆谱的人，结个婚啥的，会借别人的奔驰宝马去充门面，而真正富贵的人，却不在乎这个，反而是在婚礼的格调和别致性上下功夫。晏殊所描写的富贵便是如此，他不求形迹、细节刻画，而取其精神密契，不于锦绣字面的堆砌，而于色泽与气氛上的渲染，故能把环境写得博大高华，充满富贵气象。 这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财富，怎么写富贵，怎么才能写出不鄙俗的富贵落实到此文中，燕过重帘，风生翠幕，花落庭莎，雨滴圆荷，这些元素用得都不华丽，但就如他自己所说，穷人家是没有这等气象的。 此外，他的作品笔法上非常细腻，“重帘”、“过燕”、“晚花”、“庭莎”、“曲栏”、“凉波”诸意象结合，其色泽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动或静，使整个庭院呈现的画面感极强。 下阕，登高一览，触发了对故土的思念，很有点后主的“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落花风雨”又增添了作者的“伤春”之感，和“春花秋月何时了”相扣应。但到末句，俩人的态度又不一样，后主仍是不堪回首，而晏殊则是“怜取眼前”了。 咱们说词的时候，开头几讲曾说过，词要“神游言外”，也说过“说一想二猜三”的问题，但历来词学研究者，也有走极端的，去穿凿附会，将啥作品都解出个“高远”的人生主题、社会意义甚至是政治主题出来，这就有点极端甚至无聊了。 这个风气，在清代流行最盛，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学派。 其实清朝虽然好的词作家少，但词学评论家还是蛮多的，主要是浙西学派、阳羡学派和常州学派。 浙西词派主张的是清空高雅，非常推崇姜夔、张炎（宋末最后一位词家，我们还没讲到）等人，代表人物是朱彝尊，明末清初人。浙派曾是清代词学的中流砥柱，绵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们一是强调词不能与曲合流，并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二是要求不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并提倡恢复词之原貌。 与其同期的，还有个阳羡派，代表人物陈维崧，崇尚苏轼、辛弃疾，善于写雄浑粗豪，悲壮慷慨之作，由于和常州派所反对的内容关联不大，篇幅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 到清朝后期，出现了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周济，他们认为在浙派的主导下，当时的词走向了一味追求工雅，而题材狭窄，内容空洞的弊端，并提倡以词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比兴寄意及实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进步，现今词坛的人，还有不少持常州学派观点的。 但这个学派有个最无聊的地方，就是传凿附会。他们最“牛叉”的是能将无论什么词都给你解出个“托喻”来，最典型的比如咱们在赏析第一讲中说到的温飞卿，他们认为《菩萨蛮》的“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笔法模仿的是《长门赋》，又说“照花前后镜”那几句是“《离骚》初服之意”，连王国维都看不过眼，讥讽了他们几句。 而近代乃至今人之中，受常州学派“坑害”的也不少，我上文辑录的评晏殊《山亭柳》之言，便是典型的例子。从晏殊整个系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风并非“苦吟”一族，而清雅，豁达，是他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去用妓女隐喻自己，那是毫无道理的。 今人学者叶嘉莹在评价晏殊词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清代常州词派理论家提倡“寄托”之说，把晏殊的某些著名词篇牵强附会地解释为隐喻政治斗争、斥责政坛“小人”之作，这毫无历史依据。晏殊生活于“太平无事荷君恩”之世……因此它既无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更无须使用在当时尚被普遍用于娱宾遣兴的娱乐文体去遮遮掩掩地“寄托”政治情怀”。 关于晏殊，我们就讲这些，他还有很多佳作，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讲得完，只有留待同学们课后自己研读了。 根据《宋史晏殊传》的记载，“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颖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 ” 以上这段啥意思呢，简单点来说，是晏殊想派欧阳修督查河北转运，就有人拦着。更有人上奏他两个罪状，一是皇帝曾让他给生母写篇墓志铭，他没及时写，二是他让官兵给自己家干活以权谋私。因此，他被贬为工部尚书，外放到颖州。但当时的人认为，皇上的养母章献太后还在临朝，所以晏殊不敢写生母的墓志铭。另外，那些以权谋私的兵，是辅臣例宣借去的，和晏殊无关。说白了，也就是一场政治陷害。 当然，这是《宋史》的记载，关于野史的版本那就更多了，什么卷入了宫廷的“狸猫换太子”而不敢在墓志铭上说啊，什么用上朝的笏板打掉了哪个大臣的牙之类的事情，这牵涉到内宫，版本本就多，真伪我也说不出个门道，咱们还是按照正史讲吧。 而从这首词里的登高念山河之类的描写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大抵心情是不怎么好的，并且怀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所以我说很有可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殊和李煜的词，表现形态都差不多，元素运用和景物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只是两人所持对生活的态度，要说从文学性上来说，没有太大的高下之分，但为什么李煜的那么出名，而晏殊的却不怎么出名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说到后世词评家，后世人评人和作品，特别是清朝，很有一帮文人崇尚两个不知是“教条”还是“桎梏”的东西，一是“隐喻说”，二是“穷而后工”。隐喻说我们暂时放一边，先说后者。 这个说法，是很多文人们都提到过的，最早的是在说类似屈原（放逐）、司马迁（宫刑）、孙子（膑足）等等，这些人都是受了大苦大难的，但都有名作。因此，欧阳修就来了个“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他这段的意思是说，人一定要到穷途末路，物质和思想都陷入绝境的时候，才能创出绝世之诗篇、词篇。这是一种“不破不立”的思想，有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啥劳啥”之类的说法。后人延续此思想的也不在少数，“逆境出人才”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 这个风气，在清代流行最盛，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学派。其实清朝虽然好的词作家少，但词学评论家还是蛮多的，主要是浙西学派、阳羡学派和常州学派。 浙西词派主张的是清空高雅，非常推崇姜夔、张炎（宋末最后一位词家，我们还没讲到）等人，代表人物是朱彝尊，明末清初人。浙派曾是清代词学的中流砥柱，绵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们一是强调词不能与曲合流，并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二是要求不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并提倡恢复词之原貌。 与其同期的，还有个阳羡派，代表人物陈维崧，崇尚苏轼、辛弃疾，善于写雄浑粗豪，悲壮慷慨之作，由于和常州派所反对的内容关联不大，篇幅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 到清朝后期，出现了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周济，他们认为在浙派的主导下，当时的词走向了一味追求工雅，而题材狭窄，内容空洞的弊端，并提倡以词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比兴寄意及实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进步，现今词坛的人，还有不少持常州学派观点的。 但这个学派有个最无聊的地方，就是传凿附会。他们最“牛叉”的是能将无论什么词都给你解出个“托喻”来，最典型的比如咱们在赏析第一讲中说到的温飞卿，他们认为《菩萨蛮》的“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笔法模仿的是《长门赋》，又说“照花前后镜”那几句是“《离骚》初服之意”，连王国维都看不过眼，讥讽了他们几句。 而近代乃至今人之中，受常州学派“坑害”的也不少，我上文辑录的评晏殊《山亭柳》之言，便是典型的例子。从晏殊整个系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风并非“苦吟”一族，而清雅，豁达，是他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去用妓女隐喻自己，那是毫无道理的。 今人学者叶嘉莹在评价晏殊词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清代常州词派理论家提倡“寄托”之说，把晏殊的某些著名词篇牵强附会地解释为隐喻政治斗争、斥责政坛“小人”之作，这毫无历史依据。晏殊生活于“太平无事荷君恩”之世……因此它既无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更无须使用在当时尚被普遍用于娱宾遣兴的娱乐文体去遮遮掩掩地“寄托”政治情怀”。 另外，晏殊是很清高的，他比较瞧不起的，是与他同时代并且为今天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个词学大家柳永，说他是“骫骳从俗”，意思是文笔纡曲、委靡无风骨，他连柳永都这么说，难道还会自比歌妓么？很明显不符合常理。 因此，咱们不能被误导，托喻这东西，该托就托，不能乱托。关于晏殊，我们就讲这些，他还有很多佳作，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讲得完，只有留待同学们课后自己研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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