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被恶搞的郭沫若一个公正 ——致山东博物馆 陈履生 2020年1月22日，网上刊登了“山东博物馆匾额或因郭沫若字体潦草更换提案已立案”一文。标题上的“潦草”二字，看着有点不顺眼。虽然“潦草”可以作字迹不工整的解释，但是，通常人们都把草率和不认真的认为是“潦草”，具有贬义。这里无意评价郭沫若先生书法的好坏，可是，说其“潦草”却有失公允。 1959年2月，郭沫若先生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即兴书写了一首诗：“纵有寒流天外来，不教冰雪结奇胎。东风吹遍人间后，紫万红千次第开。”从这首诗和这幅行草书体来看，应该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说“潦草”；如果说其“潦草”，那么，等于说中国的草书都是“潦草”，相信中国书法家们是不会认同的。 回到问题的原点上。1992年10月山东博物馆千佛山北麓的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当时的主事者以郭沫若先生1959年给山东博物馆题诗落款中的字，集成了馆名牌匾，并一直沿用至今。尊重先贤是中国传统之一，历代牌匾一般都是请名人题写。中国博物馆界由郭沫若题写（或集字）馆名的较多，1925年的10月10日挂牌的“故宫博物院”出自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手书，如今所见则是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时，根据周总理的批示启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匾额；另有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乾陵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郭沫若先生1952年就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文物、考古、博物馆界的关系深厚，1992年山东博物馆的主事者集其为馆所题诗中的字为馆的牌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 问题的核心是郭沫若的集字被恶搞了，有人把草书“博”看成了“情”，把“物”看成了“妇”。中国的文字既有形似的，也有音同的，更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念法，无疑，这为恶搞提供了可钻的缝隙。殊不知，现在有职业的段子手，有恶搞的专门家，就是利用这方面的特点下手，以此博眼球，蹭热点。娱乐和消费有很多方式，调侃和恶搞则是其中之一二。“山东博物馆”因为字体的原因，不易为对草书不了解的人们辨认，被一些人发现了机会。被恶搞的也不是山东博物馆一家，或具体到某一块牌匾。现在还有人把“荣宝斋”识为“荣宝齐”的还大有人在，而当年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建成之后，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常常说成是“关山月武术馆”，同样不乏恶搞。“博物”二字的草书规范，与恶搞的字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应该“我自岿然不动”。否则，屈就了恶搞，恶搞之风就会愈演愈烈。邪不压正，恶搞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人失去了定力。 就牌匾的书写来论，自古就有真草隶篆的各种字体，表现出了中国牌匾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书写的字体来说，除了正楷之外，草书和篆书对于一般人都不好辨识，但不影响它的存在。对于“辨识”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牌匾字体的易于辨识是其基本，具有特色也是一种追求；当然，能够两者结合为最佳。吴昌硕所写的牌匾，基本上都是具有他个性特点的篆书，对此很多人并不认识。如此经历各朝各代，东西南北中而相安无事。牌匾是中国独特的一种艺术载体，延续和发展到今天，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后人更应该珍惜和珍爱。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关联的是当下在一些城市统一牌匾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了传统的牌匾艺术和书法艺术。再回到提案中来说，显然，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历史造成，是前人的作为。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传承，兼及艺术。把“山东博物馆”改成集王羲之字，显然不是一个妥当的方案。作为立足于深厚文化大地上的山东博物馆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面对恶搞，也应该有充分的专业自信去面对社会的各种舆论。 新民晚报202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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