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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作主体与文学风格的之间关系，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说法。然而，该说法其实不甚严谨，历来不乏质疑者。 “文如其人”的“人”相当有意思，理解“文如其人”的关键也在于“人”。全面的一个“人”，不仅包含个性方面的因素如气质、性格、才能、志趣等，同时包含道德方面的因素如人格、思想、德行等。因此，对“文如其人“的理解也理应从两个方面出发。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品，人品修养通常被看作为人处事的首要衡量标准。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文如其人”之“人”的理解，同样常常仅指人的道德方面的修养，由此，形成了人格决定文风、人品决定文品的论断。 “文如其人“的说法，最早源于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探讨“德”与“言”的关系：“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强调“德“对“言”的决定作用，创作主体有良好的“德”必然能写出有“言”的好作品。 汉代扬雄继承儒家思想，在《法言》中进一步提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认为，察言观书可以见出人的品德修养，将道德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推向新的高度。并且以此鲜明地区分君子与小人。 之后的王充在《论衡》中有言：“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积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这可以视为对杨雄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延续，在王充看，“德”与“文”是密切联系的，文的“缛”“明”“炳”“斑”等特征都是由“德”来决定的。强调人的内在品德决定外在言辞表达。 要之，“人品”决定“文品”在先秦、汉代时期已经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文如其人”所强调的正是文学作品与伦理道德的相符。 陆机《文赋》提出的“缘情说”之“情”，首次指向个人情感，明显有别于先秦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伦理道德情感。曹丕提出“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强调创作者先天禀赋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不仅继承了曹丕“文气说”，而且弥补了其只重视先天因素而忽视后天因素的逻辑漏洞，认为创作主体的“才”“气”“学”“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依然是肯定创作者个性的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必然联系。 总的来说，汉末魏晋更加重视的是主体的个性，而对于人品的要求显然比较宽容，魏晋名士们的洒脱不羁、不被礼法所束缚的做派折射到文学理论上就是如此。此时人们不会认为人品道德的高下能够影响文学创作。 但是，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往往是被用来巩固政权的，那么，一旦到了治世，儒家思想很快就会逐渐成为主流，有一大批文士会呼吁儒家思想的回归。 隋唐以来，儒家政教重新占据统治地位，人品决定文品的说法很自然就再次崛起。 隋末大儒王通以周公、孔子后继者自居，儒家思想浓厚，强调文章“贯乎道“，在《中说·事君》详细分析了六朝文士的人品道德与文章风格：
从王通对以才华著称的谢灵运、沈约、鲍照、江淹等六朝文人的贬低评价可以看出其所持观点，王通认为人品不高，必然导致文品不高，人品是决定文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入唐后，初唐四杰极力扭转之前那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风，赋予诗歌新的艺术生命。“文以载道”的思想从王通、初唐四杰开始，直至韩愈、柳宗元领导古文运动达到髙潮，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其实在韩、柳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诸如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都重道统，强调加强主体道德修养，以此作为文章的关键。韩愈同样热衷于古道，他还根据孟子“养气说”发展出“文气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创作主体道德精神修养而来的文气，决定写出来的文章中言辞的水平。 入宋以后，文士们更重视儒道，更注重人格修养。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过陶渊明的地位在宋代得到空前的提高，陶的那种不事二主的坚贞得到高度认可，再加上其诗风同样表现出一种“出淤泥不染”品格，因此宋代文士不断推崇陶渊明其人其诗。不仅是陶渊明，杜甫在诗坛的典范地位同样是在宋代逐渐建立起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源于杜甫那一种忠君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精神尤其鼓舞南宋后期的民族英雄们，如文天祥。（关于杜诗典范地位的建立，改天专门写一篇文章好好说道说道。） 人品决定文品的论断，逐渐获得强化，甚至将人品作为文学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提倡韩愈道统思想，指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意思是说啊，“道胜”是文学创作达到极致的关键和基础。 人品决定文品，主体人品道德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被众多批评家所公认且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一方面，这与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占据中心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众多人品文品皆佳的名家对此作了证明，如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 从来如此，便对么…… “安仁”即潘岳，《晋书·潘岳传》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谁事贾溢，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潘岳是一个热衷于追名逐利、巧于阿谀奉承的人，但他的《闲居赋》中却显示出对于闲适和隐居的极度追求，也就是说潘岳做人做诗有二重性格。可见，扬雄所谓“心声”“心画”不完全正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北宋宰相蔡京，有名的大奸臣、“六贼之首”，然而他在文艺上的天赋极高，诗词、散文、书法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其诗“送君不折都门柳，送君不设阳关酒。惟取西陵松树枝，与尔相看岁寒友”，“柳”和“松”的高远境界与其人品相去甚远。他的书法笔法姿媚，笔势豪健，沉着痛快，从作品中如何能够看出创作者的人品呢？ 明代奸相严嵩陷害忠良，作有《铃山堂集》，尚书阮大铖阿附奸党，作有《咏怀堂集》，他们诗作有仿陶渊明的，写得清俊高雅，甚至还有“晚节冰霜恒自保”的诗句，如果掩其名而只读文本，谁能将这样的作品与贪赃枉法、滥施淫威的奸臣相联系呢？ 单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是看不到其真正的艺术魅力所在的。当然，自元好问提出质疑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坚持从人品看其文章或其他艺术创作。如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创作主体的人品和文品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只有做到不以其人废其书，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艺术评价。 尽管他们的外在行为可能违背了传统礼法，然而他们对于创作却有一腔热忱与真诚。外界的不如意反而促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文学创作，长期丰富内心，通过创作来传达自己的个性、志趣和真实情感。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创作主体，既没有归隐、也不是被迫屈从，而是身份尊贵，当权要职，却贪权受贿、祸国殃民，然而却能创作出完全与其人品相反的作品。这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社会道德的限制和监察作用，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样也会波及到文学创作，有的创作者为了使其作品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往往会通过“矫饰”或“伪作”来掩盖其本真面目与内心。 况且，数量众多的优秀的前代作品可供他们借鉴学习。明末清初的魏僖说得好：
自魏晋以来各种文章的样式、风貌都已具备。今人“肖”其格，“学”其法，对作品格调、创作方法的朝夕揣摩，作出与其人品不相一致的作品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另外，某个时期文学思潮强烈，掩盖创作个性，也使“文如其人”难以成立。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哉？” 尽管文学创作是主体个性的体现，然而在某个时期的时代风气、既定的文学传统或形式体制都会对创作主体有强烈地影响，创作者的个性风格无法获得明显的展现。 齐梁诗歌辞藻浮艳，缺乏刚健笃实的内容和健康的审美力量，唐初的当务之急莫过于改革前代遗风，然而浮靡的诗风对诗坛的影响还是很大。尽管初唐四杰的创作题材逐步由亭台楼阁、吟风弄月转向江河山川、边塞大漠的广阔天地，为诗歌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然而他们的诗歌依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六朝脂粉气息；陈子昂标举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发愤之作，但他的诗歌创作仍难以摆脱偶俪卑弱的“遗传性”弊病。 明清时期的八股文，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八股的名称来自于其严格的组织结构形式，即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其中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又要是排比、对偶的两股文字组成。八股文形式上的束缚大抵如此；而内容上呢？必须要“代圣贤立言”，写作时不能发表个性化的见解，违者不录。八股文是一种束缚思想，钳制士人灵魂，使无数读书人思想、行为统一于孔孟之道。读八股文是读不出作者的个性与独立的思考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如其人”的论断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作为创作主体，“人”的个性气质、文学素养、审美追求等个人化的因素，是更直接地影响创作风格的。这些，比起道德品质，与文学风格联系更加紧密。当然，人品与文品相一致，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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