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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生前穷愁潦倒，在当时少有知音，诗歌作品认可度也不算很高。而到了有宋一代，杜甫却逐步被发现、被推崇，甚至推上了“千古第一诗人”的宝座。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前面的文章中我讨论过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北宋引起的巨大回响，今天来唠一下杜甫在宋代是如何走向“神坛” 的。 中晚唐时，人们虽然已经初步认识到杜诗的“集大成”、诗史等诗学成就，但诗人们学杜大多执其一端，为己所用，并没有形成某种集体性尊杜行为。赵宋建国以来，即着手加强中央集权，重整伦常纲纪。文化界、思想界也在用新的时代标准寻找新的典范。“至是（北宋）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政教之大本”正是宋人选择杜甫作为典范的关键所在。 宋人先后“瞄准”过很多对象，如白居易、姚合、贾岛、李商隐、韩愈等，但这些人最终都没有通过“政教之大本”的检验。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白居易、姚合、贾岛、李商隐等人皆曾致力于学杜，宋人溯源于杜甫也是必然的。 而韩愈作为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曾经是宋代新儒学的一面旗帜。还记得我前面讲到韩愈《师说》时提到：在中晚唐，儒家师道运动没有获得国家权力的支持，更没有成为整个士风以及社会风尚。真正将师道运动与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相结合，要到北宋庆历时期。在那时，儒学得到了全面复兴…… 北宋儒学复兴，韩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道统”继承人。韩愈诗文也受到极大推崇，在北宋初的风头是高出杜甫的。但韩愈为人略有瑕疵，其理论体系也相对比较粗糙，后来学韩的势头渐落。当然，韩愈诗歌造诣不如杜甫，也是重要的原因。张耒《明道杂志》言：“不若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于诗，诚未臻其极也”。 也就是说，宋初这些文士，经过多方筛选，终于把聚焦点指向杜甫。 杜诗中的道德教化，最早是由白居易发现并加以运用的，他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汲取的就是杜甫忠君爱民、风雅比兴的创作精神，并且创作了大量“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新乐府诗歌。 宋人承儒学复兴余绪，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把重道宗经、重视治教化功用当作衡量诗歌的标尺，杜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 他们甚至把杜诗比作儒家“六经”，南宋陈善《扪虱新话》有言：“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亦有言：“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可以说，有宋一代，杜诗几乎取得了和儒家经典等同的地位，对宋人的教化功用自不必多说。 尤其是到时局动荡、国势艰危之时，杜甫的这种忠君爱国的品质更能引发广泛的共鸣。正如南宋灭亡之际，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矢志不渝地坚守着民族气节，正是从杜诗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氈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文天祥被俘在燕京狱中三年左右，陪伴他左右的是杜诗，并且作《集杜诗》一卷表明心志。 事实上，宋人选择杜甫作为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沿着政教价值和审美判断两条路齐头并进的。 宋初诗坛上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三足鼎立，关于这三派，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
表面看来，这三家学习的对象跟杜甫没啥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像白居易、姚合、贾岛、李商隐等人都曾深受杜甫的影响。那么，学习杜甫应该就是上上之选。当然，这个道理宋代诗人当时就已经摸索出来了。比如，王禹偁。 《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有：
元之就是王禹偁的字，他发现杜诗的造诣要高于白诗。他不仅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还创作了部分反映民生疾苦、风格近于杜甫的诗篇。 宋初其他诗人并不都像王禹偁那样对杜诗价值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王禹偁当时虽然认为“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但觉得杜甫诗成就还不足以称之为“典范”。直到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杜诗的艺术成就才得到集体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儒学复兴几乎是和诗文革新运动同时展开的。诗风变革的领军人物有王禹仍、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搞儒学的有如“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石介、孙复以及理学家邵雍、程颐等人。一时间思想界十分热闹。“诗文革新”的重点就在于要求文学反映现实，主要文学体裁就是诗与文，诗、文承担着的道德教化使命，文坛宗主欧阳修就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苏轼《颖州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这里的“文”，包括“诗”与“文”）。 欧阳修语“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堂中画象探得杜子美》）可见，杜甫在欧阳修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和他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一些诗人，都对杜甫表示了极大尊崇。 杜甫在宋代声名渐盛，王安石必须拥有姓名。 王安石编选《四家诗选》，即杜、欧、韩、李四家，将杜甫置于首位，李白放在最后，他认为：“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足见，王安石是以伦常道德为准则来衡量诗歌价值的。 当然，王安石在编《四家诗选》时也指出：“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就是说，王安石已经认识到杜甫的诗是包罗万象的，且风格多变，每一种风格都能收放自如。后来，王安石又编成《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也就是说，王安石不仅认为杜甫的诗好，还进行了模仿，他在作品的风格技巧和手法上均大力学杜，虽然他自己说学得不好，不过王安石当时是有“东京之子美”的美称的。 苏轼则更明确从儒家伦常纲纪的角度推尊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其《王定国诗集序》云：
苏轼认为杜甫虽然终身不被重用，一直颠沛流离、忍饥受寒，却连一餐饭的功夫都不曾忘记君恩。强调杜诗的风格在于“忠君”“发乎情，止于忠孝”，将杜诗凌驾于《诗序》的变风变雅之上。并且认为杜诗“格力天纵”、“凌跨百代”（《书唐氏六家书后》），明确提出了杜诗的“集大成”说。 欧、王、苏等人亲力亲为尊杜诗，并且以在文坛上的话语权影响了不少人。欧阳修、苏轼是两位文坛盟主，影响力自不必说。至于王安石嘛，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吐槽”一下，王安石这个人，更看重他的政治家身份，认为“文名”都是虚的，甚至耻于以文士自居。然而，他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王安石在当时文坛影响力其实也不小，别的不多说，前面我提到过，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与江西诗派很有渊源。 有一说一，真正找到学杜门径，并且熔铸成宋诗新面目的那一定是江西诗派，江西派诗人各自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学杜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推杜甫为“诗家之祖”，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说，一祖指的就是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一祖三宗”说见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并且认为杜诗可学，恰如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总结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当然，江西诗派的这些人历来也被看作杜诗嫡传，正所谓“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赵蕃《书紫微集后》，涪翁就是黄庭坚别号。） 江西诗派学杜，主要从诗法入手。其一，是对杜诗语言艺术的借鉴，即“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是宋人面临唐诗巨大艺术成就时，找到的推陈出新的有效方法。正是因为黄庭坚从方法上学杜，学之而不似之，“得法于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陈师道《答秦靓书》），最终诗作别开生面。 其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学杜的步骤之一，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反复琢磨而达到杜甫晚年在夔州时“不烦绳削而自合”的那一种自然的艺术境界。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答洪驹父书》：“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历来遭受源源不断的攻击，谓其剽窃、掉书袋等。其实，黄氏的本意在于重文学语言的积累，而杜甫作诗恰有“读书破万卷”和“转益多师”的基础，黄氏强调的是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跳出案臼，自铸伟词，巧而后拙，最终达到“无意为文”的境界。 （更多关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细节与江西诗派的知识点，请点击：偶像的力量：黄庭坚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江西诗派不仅在北宋风光一时，南渡前后的诗坛固然也是江西诗派的天下，即便到了南宋诗坛，江西诗派的影响依然很大。除了叶适和四灵诗派等尊晚唐外，其他诗人还是继承黄庭坚主张，杜甫也就成为诗家广泛学习的对象与“祖师”。 但由于时代的巨大变革和诗歌本身的演进，南宋人学杜也在与时俱进。除了靖康之耻以后，杜诗中的忠义爱国的情怀引起更强烈共鸣外。而面对江西末流的寻章摘句、固步自封，陈与义等人先从其内部变革，继承了杜诗沉郁顿挫之风；吕本中、曾几则提出了“活法”说，陆游、杨万里等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精心揣摩和学习杜诗，终于大变江西，宋诗面目亦为之一变；到南宋灭亡之际，文天祥等人承杜诗爱国思想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唱出了类似杜诗的沉郁悲歌。 事实上，不仅是诗坛，杜甫其人其诗以强大的穿透力，辐射到了宋代文化的多个层面。宋代士人的思想观念、宋代哲学等无不受到杜甫人格的濡染。即便是词，也引进了众多杜诗典故，融化了不少杜诗。闻一多称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宋人对杜甫的推崇与吸收学习一定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 宋人不仅编撰了杜集定本，基本确定了杜甫的生平、诗歌编年等问题，为准确理解杜诗打下了基础，而且有号称“千家”的杜诗注本。“千家注杜”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在这些注本中，集注、编年、评点、分类等形式己基本齐全，后代学者很少能出其范围。此外，宋代诗话兴起，在各家诗话中也能看到宋人宗杜学杜的痕迹。 我们必须承认，宋代文人的这些做法，本身就是“杜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宋代杜诗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代学杜、论杜都将陷入更大的迷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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