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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格律，是诗词这一体裁的自身发展与特定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任何事物从发生走向成熟，都有着内在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的成熟，既有事物内在生命力的原动，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偶然或者必然的影响或催化。 中华诗歌从产生到鼎盛，即从诗经时代到唐诗的辉煌，也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  中国古代的汉语诗歌，从最初的“思无邪”的抒发表达（比如《诗经》中的《风》），到与音乐结合（《诗经》中的颂，即是诗乐结合体），从而到篇式、句式的整齐规范。古代的诗人们，一直在不断进取，努力发掘汉语语素中，利于诗歌体裁的各种表达，音韵、声律、平仄、句式、章法等利于诗词美学展示的各种技术手段，终于在唐朝迎来了一次大的爆发。 唐朝的社会需要，伴随着诗人们的自省、总结、反思、进取，共同催生了格律诗及其创作规则——这一当时被奉为圭臬，又一直影响后世诗文创作的，美丽的锁链。 这条美丽的锁链，是唐朝的社会生活和诗词创作之间，双向需求的产物：首先，大唐立国，需要一扫之前的靡丽遗风，以崭新的文风气象，来提振人们的建设热情和全新的物质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唐朝是多民族大融合的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权，这就更需要建立统一的文化导向，以巩固多元化的社会秩序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是任何当权者的第一需求。于是，大唐的统治者做出了一项明智而又实用的选择。在科举考试中，为知识分子们铺设了一条以诗文取士的道路。  同时，“初唐四杰“的刚健骨气，陈子昂的兴寄风骨、横制颓波；李白的将复古道，复古为革新，当时这些主流的文学观点，反映着群众的呼声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上官仪为代表的部分御用诗人们，陪伴着喜欢作诗的皇帝，用他们出色的应制诗和上官体，使得诗歌的美学作用、娱乐功能、社会教化功能等，在这一时期，从上而下的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和存在。 初唐诗人的觉醒、创作，和对诗歌的鉴赏、创作理论的丰富，以及伴随着创作范围的扩大和大量作品的不断涌现，为诗歌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朝廷的以诗文取士，给予了广大创作者们莫大的鼓励和认可，这样的事实，为他们从精神上和政策上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这一切，为诗歌在大唐时代的普及和推广、直至鼎盛，编织出了一条绚丽而坚实的纽带。 形成共识的事物，与现实的成功之间，除了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和标准的约束来完成。 标准的意义在于：近乎完美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制作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使创作者的自我评价标准和鉴赏者的评判标准，达到最大可能的一致。 这就像现在人们生活中，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的规则的一致性。先是有了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然后制定出有利于项目发展和推广的规则，进而在此规则制约下，用比赛的形式，来选拔出最优秀的选手，让人们在这样整个参与过程中受益，得到锻炼和获得成就感、荣誉感。 唐诗的主流代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格律诗，格律诗规则的制订，也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创作者和统治者的双向需求下的产物，当时，唐诗也是一座下情上达的无形的桥梁。  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李峤，就是这座桥梁主要的设计者和制造者。他们在前人的创作理论基础上，在唐中宗年间，完成了格律诗的规则定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格律规则，都是那个时候确立的。 这一规则的确立，为大唐文化的兴盛繁荣，人才选的拔任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时，也为后世的诗词创作者们，铸造出了一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镣铐。 规则之内和规则之外，都有不同的乐趣和风景大多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往往会会约束我们的思维，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幼稚或偏见。 崇尚格律的诗人们，独视格律诗为正统，把格律规则，当作了讨伐非格律诗的武器，同时，又被对方冠以陈腐的罪名。鄙弃格律规则的诗人们，视格律为枷锁，称其限制了自己意境和思维的表达，同时，其作品也被对方看作不入流的泛泛之作。 以对待格律的态度来划分，诗词的创作者都会被分为两大阵营，非此即彼，古已有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这首诗中，因科考入仕、著作等身的“诗王“，戏称他的挚友元稹”偷“自己的”格律“，足见其对自己诗词中的格律成就，引以自豪，足够霸气。  下面的两首作品，表达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对待格律的两种态度，大家一看便可了然。
其实这样各执一词的争论，是大可不必的。 有一种说法是，遵照格律作诗，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依我看来，你既然喜欢跳舞（作诗），就把这样的镣铐（格律），看做是一个道具（表达形式）就可以了。 不喜欢这道具，就用最实质的舞姿，取悦或征服观众；喜欢这道具的舞者，就让这道具好好的配合你的舞蹈，舞动出最好的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一个好的艺术表演者，不应让一件道具隔离了你的才华展现。为一种道具的用或不用而争论，何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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