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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金瓶梅》这部小说，人们就谈“金”色变，立刻会联想到其中的核心人物西门庆。众所周知，西门庆这个人物最初源自于《水浒传》，但《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仅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是为武松的复仇活动及顶天立地的英雄本色作铺垫的，他留给读者的只不过是北宋年间一个色欲小人。而《金瓶梅》则不然，一方面兰陵笑笑生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推移到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另一方面兰陵笑笑生有意安排了武松误打李外传这一情节，使西门庆侥幸保住了性命，并多活了7年时间。从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描写出西门庆经商营业、发迹变泰的全过程和一生种种罪恶的丑行。这样，西门庆便由《水浒传》中那个流氓恶霸式的陪衬人物摇身一变而为《金瓶梅》中一个集恶霸、富商、官僚于一身的核心人物，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  西门庆出身于商人之家、父亲西门达是做绒布生意的商人。而西门庆本人则“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了生药铺”。西门庆平日虽浮浪成性，舞拳弄棒，吃喝嫖赌，是个心狠手辣，到处施淫作孽的恶霸地痞。但抛开他种种劣迹不提，单就其经商营业活动细加考察，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狡诈贪婪的封建商人，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意经，促使他很快从一个没落的财主摇身一变为清河县声势显赫的首富——“西门大官人”。 西门庆的发迹史与他所处的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是重农轻商，重本轻末，商人被视为重利轻义之人。然而，小说中西门庆所生活的明代中后期却大不相同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城镇的繁荣，加之吏治的腐败、世风的浇薄，传统的道德已难以维系人心，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兴盛商品经济和经商意识已深人人心，行商坐贾已成为广大市民谋生的主要手段。加之晚明时代穷奢极欲，更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应此，社会上有魄力、有识见的商人也与日俱增。西门庆正是这样一个在晚明社会商海中“搏击”的时代“弄潮儿”。 西门庆的经商之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门庆非常注重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充。他清楚地意识到仅靠开设一个小小的生药铺，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商业利润都是微不足道的，都不可能使他在短时间内发财致富。要发迹变泰，必须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于是他采用一箭双雕的办法，巧妙地从两个女人身上巧取豪夺一大笔资产。 西门庆已离不开女人，把娶妻妾也作为赚钱的方法。西门庆在第二房妾卓丢儿死后，娶了富商的寡妇孟玉楼。固然，西门庆满心欢喜的是孟玉楼的“风流”和“会弹月琴” ，但更使他动心的是孟玉楼所拥有的一笔可观财产。这笔财产包括：“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她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事实上，西门庆把孟玉楼娶回家后，并没有真正宠爱她。可见西门庆娶孟玉楼，贪财比图人的动机更大，而孟玉楼这笔可观的资产，也的确成为他日后发家的资本和起点。 西门庆后来娶李瓶儿为第五房妾，更是他发家的关键。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妾，后嫁给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为妻。她原来从粱中书家就“带来一份好钱来”；花太监死后，又和花子虚继承了花太监的大量财产。花子虚是西门庆“十兄弟”之一，两人在花天酒地中，西门庆使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腕，和李瓶儿勾搭。李瓶儿把西门庆视为医治她的一帖药，一面和西门庆偷好，一面往西门庆家倒腾金银财宝，最终李瓶儿将花家的大部分财产连同她本人都归了西门庆。李瓶儿的这笔家产顿时让西门庆实力壮大起来，使他拥有雄厚的财力击进行买卖经营的商业活动。  第二，西门庆通过经商买卖、侵吞妻妾资产，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他不像一般富绅、官吏那样，有了钱只知道购田地、置宅园，而是将他的大笔财富首先用作商业投资和高利贷资本。他懂得金钱的价值和“钱能生钱”的道理。他对金钱是这样理解的：“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 ，这分明是一种商人的口吻。 “兀那东西”指的会流动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的秉性确实是“好动不喜静的“。在骗娶了李瓶儿，获得一大笔财富后，他立即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托伙计开个当铺。两边铺子里卖得的六千两银子，他统统用作了扩大再经营的资本。他让伙计到杭州跑了一趟，采购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回来后第一天开张“就卖了五百两银子”；他的绒线铺“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 。因此西门庆非常重视商业资本的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有胆识，敢于冒风险，而不是像守财奴那样，死抱住金钱寸步不离。这正是商人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西门庆亦官亦商，用大笔的金钱去贿赂结交官府，捞取政治资本，获得一官半职，然后再凭借手中的权势，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在封建社会后期，权势和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孪生姊妹。有钱，不愁没权；另一方面，有了权势，自然也就打开了财路。西门庆深谙“有钱可使官推磨”的道理，而且屡试不爽，为他的经商营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很多意外的收获。 西门庆在贿赂官府、寻觅靠山方面，很舍得花钱。他前后两次将大笔的金银宝物送给太师蔡京作寿礼。蔡状元、安进士到他那儿打秋风，他不惜工本地加以拉拢，宋御史、蔡御史到宅上拜访，他又大开筵席、破费千金盛情款待。当然，他结交官府所付出的本钱是不会白花的，他日后在经营上、社会地位上、控制地方势力等方面都收到了加倍的好处。蔡京的一纸信札使他平步青云，一下子从一介平民变成千户提刑官。这样的地方长官蔡御史在金钱美色的陶醉中，回到扬州任上凭自己的巡盐职权，一张批文就使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准盐三万引，西门庆将这三万引淮盐高价卖出，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伙计韩道国从杭州采购的一万银子货物到了临清钞关，由于西门庆事先通过贿赂，打通了钞关钱主事的关节，“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 第四，西门庆深诸多种经营之要旨，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组产业结构和销售网络，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新的经营方式。他原只开一个生药铺，无论经营规模还是商业利润都是微不足道的，显然他也不甘心于这小店铺每天卖药挣钱的营生。当他靠奸巧慢慢地积聚起一笔商业资本后，他就将经营的眼光转移到那些更能赚钱的行当，拓展其经营门路，于是才有小说中所描述的那般旺景象，他家中“开四五处铺子：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瑚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他还将挣来的钱拿出去放债，赚利息，还开设典当行。这些经商门类几乎涵括了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零用百货。由于他多方出击，适销对路，短时间内就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且赚到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坐拥万贯家产。  第五，西门庆做买卖时显得非常的精明干练。作为一个商人，最得意的事无非是买贱卖贵。期州商人何官儿有价值五百两的丝线急于脱手，西门庆便以四百五十两银子贱价买下。他买了条犀角带，其价格之便宜，让应伯爵目瞪口呆。他还买了一座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只花了三十两银子，引得谢稀大只有赞叹、羡慕的份。虽说这仅是几笔小生意，但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西门庆在生意场上的精明、机灵和不失时机的本领。 第六，西门庆经商时非常重视信息来源关心市场行情，并据此来决定进货、销售的价格和时机。平日与狐朋狗党聚赌，抑或妓馆买笑、官场酬酢，他都念念不忘收集各种市场情报。无锡某客商有五百包大米搁浅于码头，愿以贱价批给西门庆，但西门庆对市场行情略加分析，吃准此属无利可图的滞销货，便以“行市已迟”为由一口回绝。相反，当获悉扬州食盐紧映、别处盐商正在紧急筹货的信息后，立刻派人进行长途贩运，结果由于行情抢先了一个月，获得了翻几倍的暴利。可见，要使商业资本增值，要使自己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谙熟市场行情，了解市场供求关系，而西门庆恰好是这方面的高手。 第七，西门庆在经商营业的过程中，还颇重视“伙计关系”，井尽可能地发挥每个伙计的经营管理才能。比如，贲四经营成衣铺得心应手，因为他是“经济人”出身；傅伙计能言善辩，谙熟“用户至上”的道理；韩道国擅长“与财主利除弊”。他们都有一套买卖经商的本领，西门庆常常用较高的待遇将他们网罗门下，并把传统的主奴关系很好地转化为新的商业合作关系，使他如虎添翼，在各个经营行当上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西门庆靠着精明、奸诈，经营方式灵活，获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他的这种发迹变泰与《醒世恒言》里的施复不同，他的追求金银、聚敛财富，主要不是为了扩大经营、投人流通、客观上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挥霍、买官、送礼、赏用。他攫取更多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豪奢荒淫的生活。像他这样的富商、恶霸、酷吏，从事商业经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起的是一种消敬、阻碍的作用，他和他所属的那个封建腐朽制度，对遏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延缓中国历史进程的步伐所起的破坏作用更是有目共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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