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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光绪元年至光绪四年，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极为罕见了特大旱灾饥荒，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后果之严重都是历史罕见。光绪三年的《申报》，曾经用较大篇幅记载了这次灾荒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扒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路旁倒毙，无日无之。 美国学者沃尔特所成《饥荒的中国》更是直接给出了这场灾荒导致的人类死亡及迁徙情况：从1876年自1879年间，“丁戊奇荒”导致900万——1300万人死亡，另有2000万灾民逃荒至外地。 可就在这场灾荒中，受灾程度几乎居于首位的山西省，却被《清史稿》予以了“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的积极评价，在饥饿生死线上徘徊的六百万饥民得以成活，造成了一项注定不会被历史淹没的奇迹。  “丁戊奇荒”到底有多严重？《清史稿·灾异志》如此记载：
有上述所载地区名称来看，这场因大旱而带来的灾荒遍及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几乎整个华北地区，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对于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绝对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为赈济灾荒，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争取了21万石漕粮的同时，不惜挪用团练军饷36万两、北洋海防军费8万两，更是破天荒的首次接受外国援助的善款。可就算如此，直隶一省的饥民饿死人数，依然让人难以接受，由此足以证明这场灾荒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  01 山西灾荒，到底有多严重清光绪二年，时任河道总督的元湘军将领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这位曾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因为嗜杀成性而落得“剃头匠”恶名的一代悍将，刚到山西就迎上了荒政处理的巨大考验。 山西的受灾程度有多严重？曾国荃在其朝廷上呈的奏折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这场被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让山西民众一度到了“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泥。饥饿至此，何以成活”的悲惨地步，再加上当时山西通省种植鸦片、吏治败坏又让灾情更为严重。根据《曾忠襄公奏议》记载，当时的山西“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二三千里目观惨况，残喘呼救，枯骸塞途”。曾国荃在此危难之际出任山西最高行政长官，不得不将赈灾之事视为自己的头等要务。  02 曾国荃的具体赈灾措施《清史稿·列传二百》大致记载了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积极应对山西灾荒的具体所行：
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曾国荃的赈济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措施： 1、减免赋税 清朝时期，一旦有灾荒发生，减少或者减免赋税往往是最为常见的荒政措施之一。尤其对于“差徭之重倍于赋”的山西而言，税赋的减免就显得尤为必要。 另外，旱灾盛行的同时，如果税赋依然不改，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乃至暴乱。按照当时查办赈务的大臣所说“山陕百姓差徭过重，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荒，几成大变”，赋税的减免已经成为曾国荃不得不进行的赈灾手段。 为缓解灾情和最大程度降低社会动荡可能，曾国荃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减免、缓交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据《曾国荃全集》中的资料统计，曾国荃 自上任至离职，先后上疏达24次之多，大大减轻 了灾民的负担。仅差徭一项，“较之旧章，或减去十之五六 ，或减去十之七八” 。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命令地方官员按户稽查，将有丁之粮归之于地，无丁之粮核实酌减，属于逃亡之户，一并减免丁粮，而各州县的地丁银也随之一并得到蠲免，全部摊入地粮征收，将“摊丁入亩”的制度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  2、广设粥棚 为迅速有效地救助贫困饥民，曾国荃下令在所有宏观赈济手段之外，采取最为直接的救济饥民的办法——于山西各地分设粥厂煮粥。据史料记载，仅曾国荃直接参与的粥棚搭建就有四家，分别为“太原设三家，分别设在大南门外的骆驼厂 ，北门外十方院，新甫门外郝庄，运城也设有一家”。粥棚的规模之大，每日每家大致能够保证一万饥民得到照顾。 在设立粥棚的同时，曾国荃还专门就民间向官府借贷粮食一事，向朝廷上呈了一道申请减免的奏疏：
如此举措在尽可能保证饥民得以存活的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收拢了民心，保证了以后赈灾措施的顺利施行。  3、筹粮集款 大灾之下，钱粮的绝对供应才是硬道理，可是根据《曾忠襄公奏议》的记载，当时的山西财政几乎惨不忍睹：
啥意思？ 省财政已经空空如也，无力赈济一省数百万灾民。可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身后毕竟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源，既然自省财政匮乏根本无力实施自救，曾国荃就开始转向社会各方面筹款筹粮。借助曾国藩和自己昔日的巨大影响力，曾国荃积极联系当时诸如李鸿章等大人物，为山西赈灾呼吁朝野，并筹集到较其它受灾省份更多的朝廷拨款和赈粮。 据《曾国荃全集》记叙，自光绪二年到光绪四年的两年多时间内，曾国荃经过多方努力，共筹得“捐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 一千五百石”，为山西灾民带来了生之希望。 除了官赈，曾国荃还奏请朝廷准许，重开捐纳以供灾荒赈济。在“丁戊奇荒”中，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达千万余两。与此同时，曾国荃还“告贷各省，劝民助捐”。在李鸿章等大吏帮助下，在晋及京、沪等地绅商和香港及南洋各埠华商中募捐，筹得了巨额赈灾救荒款项。  晚清重臣李鸿章（中立者） 另外，为了解决因为灾荒而使得人力、畜力运输变得异常困难之山西与外省各地运输问题，曾国荃动用各种关系，倾其所能，建立了一套通达的运粮路网，使筹到的赈粮得以运回山西，赈恤饥民。 在整个筹粮集款的过程中，曾国荃较之其他受灾省份之督抚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有着强大的人脉资源、朝中势力做自己作为坚实的后盾，但其当时毕竟是山西巡抚，毕竟有着造福一方的职能范围限制。况且，能够使得山西通省“活饥民六百万”已属不易。 4、以工代赈 在曾国荃所施荒政政策中，被其认为“既可安抚丁壮灾民，又可保存畜力，以备农耕，实为赈灾权益之策”的以工代赈之法，不得不提。 在上述道路运输的恢复性运粮路网建设中，曾国荃采取的就是以运代赈的办法，“以彼地之民，以运彼地之粮”。除此之外，他还组织灾民修整河道，为灾荒之后的生产恢复奠定了绝对基础。 在曾国荃的多方努力下，山西全省得以成活六百万饥民，被《清史稿》评价为“民德之，为立生祠”，将其之前嗜杀成性的负面形象一举改变。  03 与荒政配套的雷霆手段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山西一省的灾荒之所以如此严重，和当时山西官场的吏治败坏、通省种植鸦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除了赈济灾荒外，曾国荃在整顿吏治、清理鸦片种植方面拿出了雷霆手段。 1、吏治整顿 刚刚调任山西之际，曾国荃就对山西官场的吏治腐败情形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书信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天灾之外，再加人祸，会给山西饥民带有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要想实现荒政的顺利推行，就必须现行对吏治予以雷霆手段的整治。我们以几个具体例子予以说明： 光绪三年，曾国荃上疏，参吉州知府段鼎耀、荣和县知县王性存、阿东解粮委员、试用县丞郭学海漠视民生、扣留侵吞赈银、中饱私囊，请求查办。 光绪四年，曾国荃发现阳曲县仓书李林儒、孙毓树利用职便盗米五十石，审明案情，就地正法。 光绪四年，又参稷山县知县王懋庚于大灾之年无视民生，“私派捐输，修理衙署”，奏请革职查办。 光绪五年，上疏朝廷，指永济县知县洪贞颐在征收光绪三年上忙钱中征多报少、克留备用，请旨查办。  向来认为“事以得人为本，以察吏为先”的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再现了自己以往心狠手辣的弑杀本性，除了拥有正规行政级别的在编官员外，那些鱼肉百姓、贪污受贿的“小苍蝇”们，曾国荃甚至一度不再请奏朝廷就予以就地正法的处置。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仅仅因为在灾荒之中犯下过错的官员，被曾国荃上疏参劾并予以处置的就有四十余人。曾国荃整饬吏治、严惩赈灾中的舞弊行为，有助于胶为切实地赈恤灾民，缓和官民对立，刺激相关官吏秉公任事，促进赈灾成效的提高。 2、禁烟 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罂粟种植得以迅速发展，自道光年间便开始种植鸦片的山西省，到曾国荃到任的光绪二年，几乎达到了通省种植、遍及各地的疯狂地步。据史料记载，当时山西的耕地中，有多大九分之一的土地种植了鸦片，绝对程度上减少了粮食产量，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 曾国荃到任后，通过对山西境内耕地种植情况的详细了解，甚至给出了“虽曰天灾，实由人事”的荒灾性质认定。《曾忠襄公奏议》记载了曾国荃就鸦片种植带给山西灾民的严重伤害：
鸦片的大面积种植，直接导致了粮食短缺；而粮食短缺又成为山西难以抗御灾害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曾国荃决心致力于禁烟。 光绪四年，在得到朝廷的允许后，曾国荃颁布了禁烟章程，要求所有栽种罂粟者，拔除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者立予参撤。同时，将保甲制度强行用到禁烟制度中，规定：一甲之中有种罂粟者，责成甲长押令拔除，立即改种五谷；如族长甲长知情徇隐，则罪其族长甲长，如州县官吏据为利薮，私自征收罂粟亩税，一经查明立即参撤。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号召乡约里社互相监督，同时委派政府专员前往各地督查，确保禁烟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曾国荃的禁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鸦片的种植，使“种罂粟者较去年约减十之六七”，由此增加了粮食的种植面积，并相当程度上缩短了灾荒行程和灾荒之后的生产恢复。 后记作为曾国藩所创湘军旗下吉字营的统帅，曾国荃在统兵期间以破城后纵兵杀抢而落得“剃头匠”之恶名，尤其在攻破天京城后，纵容湘军屠杀太平军将士，固然有着泯灭人性、为人诟病的所在。但在执政地方，尤其是在“丁戊奇荒”的危难之际，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山西巡抚以后，通过采用多种赈济政策、大力整顿山西吏治、雷霆清理鸦片种植等手段，使得“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活饥民六百万”又绝对不失为功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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