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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一伙外邦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既不是来做生意，也不是来观光游览的，而是成天踟躅在雅典的街斗巷尾高谈阔论。他们吸引了一群雅典青年，还有人是从外地而来的。在有了些名望之后，他们就招学生，收学费。他们那就是智者，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下被称为骗子和诡辩家的人。智者的活动生前就引起可诸多争议，死后更是留下了千秋功罪。直到十九世纪，黑格尔才给他们作出了一个比较公 的评价。他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它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宗教并不是教师，宗教中并没有教育内容。虽然祭伺们牺牲献祭，作预言，讲解神喻，但是教育却是另外一回事，智者们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是它们的主要任务。”[1] 一 智者在七元前五世纪汇聚雅典不是偶然的，他们迎合了雅典自由民的需要。 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基本上建立了奴隶主民土制。经过希波战争的洗礼， 这种民主制巩固了、扩大了。在雅典的奴隶主民主下，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一切重大事件都要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几乎所有重要官职都要从自由民中选举产生。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时候，舌头和甚至比弓箭和刀枪更重要，因为雄辩者往往会打动人心，赢得听众，在政坛上、法庭上和一切公私事务中处于有利地位。有名望的人必须具备演说家的才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普通民众，演说术对他们来说也十分重要。正如布里(J.B。Bury)所说:“一个希腊民主城邦的宪政就已经决定了普通公民具有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能力，对于一个在政治生涯中有报负的人，这种能力更是不可缺少的。当一个人被他的敌人拖进法庭，而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时，那就无异于-个赤手空拳的平民被士兵们所攻占。清晰地表达观点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去说服听众是一种艺术，需要学习和传授才能获得。但仅仅掌握词汇还不够，还需要学习如何辩论，并且在政治和伦理问题的讨论中锻炼自己。这就要求有一种较高层次的教育。”智者们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才应运而生的。 智者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教育，而是职业性的教育，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人培养成演说者和政治家。据说，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梭伦在雅典首次用强制的办法让人读和写，从此希腊就有了非正式的初等教育。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雅典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初等教育体系， 自由民出身的男孩都可参加听课。柯费尔德(G.B.Kerferd)综合了柏拉图、克塞诺封等人的记载后谈到，“在初级学校，标准的教育体系包括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专职教师。Paidotribes负责体育课(Physical education)和体育活动(sporting activities)，eitharistas负责音乐，Grammatist~s教读、写、算术，学生们要能朗读和背诵伟大诗人如荷马、赫西俄德及其他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根据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方面的智慧被挑选出来的。”当学生们学完初级教育规定的课程后，还想进一步深造，他们就要到智者那里来。一般地说，学生们学完这些课程是在十四岁左右，所以，智者们实际上是为十四岁以上的人提供了再教育的机会。 智者们的教育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主要是教人治国齐家的本领。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里记载的一则谈话就可说明这一点。年轻的希波格拉底准备做普罗塔哥拉的学生，苏格拉底问普罗塔哥拉，希波格拉底将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普罗塔哥拉答道:“可是如果他跟我学习，他学到的不是别的，就是他来这里要学的东西。这主要是好的方法， 即在个人事务上懂得如何尽可能好地料理家务，在公共事务上，懂得在城邦事务中如何最有成效地说和做。”格思里(W.K.Gutrie)在《希腊哲学史》里指出: “智者的职业性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强， 那就是普罗塔哥拉有两类学生:殷实家庭的子弟希望从政，而象门德的安蒂米鲁斯那类学生--'他正在为谋求职业学习，将使自己成为一名智者'”。 显而易见， 智者提供的东西， 正是雅典绝大部分自由民所需要的，惟其如此， 他们才获得了广泛的欢迎与资助。柏拉图在《智者篇》、 《申辫篇》中屡次提到的加里亚就是这样的积极赞助者。据说， 他花在智者身上的钱比花在别人身上的钱加在一起还多。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谈到，高尔吉亚曾住在加里克勒家里并打算在他家授课。智者们每到一地，都有许多人前来听讲，就连相对而言不太著名的智者也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听众。柏拉图在《欧蒂德谟篇》中提到，欧蒂德谟和第欧尼修多罗似乎是作为智慧和德行的教师近期才来到雅典的，苏格拉底看到他们和一大帮学生在散步中交谈。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希比亚斯、普罗提克等著名智者无疑拥有更多的学生和追随者。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们讲课时的热烈场面: 当希波格拉底走进加里亚家时，他看到希比亚斯正坐在门廊的椅子上，对着一群人讲演。普罗提克在一间经过装修的库房里高声谈论。普罗塔哥拉则在门廊里走来走去，身后尾随着一大群雅典人和外帮人。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动作的准确性，他们井井有条，普罗塔哥拉和门徒往回拐，两边随行的听众一齐跟着向后转弯，普罗塔哥拉总是走在最前面，别人各就其位依次跟随其后。” 作为外邦人，智者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雅典和希腊诸城邦，不是没有人敌视和反对，智者们对此也并非没有查觉。然而，正因为他们相信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才敢于把自己称为“智慧之师”，堂而皇之地在雅典公众面前授课。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智者的活动很可能得到了伯里克利的支持。尽管没有什么材料说明伯里克利给了智者多少实际的帮助，但伯里克利同许多著名智者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他曾指定普罗塔哥拉为新殖民地图里立法，并用了一天的时间和普罗塔哥拉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竞技者，或者是竞技会的主持人，要对一个不幸被标枪刺中的人承担道义责任。柯费尔德指出:“假如智者们在雅典感到有些不安全，他们必然指望得到伯里克利的支持。我们知道，伯里克利直接介入了帮助阿那克萨哥拉和阿斯巴西亚的活动，当然也用不着怀疑，他的影响对帮助别的智者也同样有效。很可能伯里克利的支持是普罗塔哥拉得以获得安全的-个隐密原因。”[11] 总而言之，雅典的社会需要，自由民的欢迎和伯里克利的支持(至少是赞同)，才使得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成了智者运动的中心。反过来，智者的活动又对雅典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自然地使智者成了各种势力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在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纷纷毁誉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二 智者是古希腊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批判者，智者的活动揭开了希瞄教育史上文化史上新的一页。 智者(sophists)一词同希腊语sophos和sophia明显相关，英文中通常把这两个词译成聪明和智慧。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从公元前五世纪对这个词的使用来看，“智者”主要指早期诗人、音乐家、占卜者、“七贤”以及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神话人物。这些人物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在公众眼中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智慧，二是把他们的知识和智慧传授给别人。格思里认为，“智者”的内在含意可能就是教师。他说:“这符合一个事实，即这个名称常常用来称谓诗人， 因为在希腊人眼里，授业(practical instruction)和传道(moral advice)是诗人的主要职能。”[12]黑格尔、格罗特和柯费尔德也把智者作为教师看待。我国有人把智者译为“智慧之师”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普罗塔哥拉等人的确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称为智者。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人们用“智者”这个词特指普罗塔哥拉等人。 毫无疑问，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公元前五世纪的智者继承了早期吟诵诗人和别的先哲们的事业，以向人们传播知识和技能为己任。智者们的足迹遍布希腊各个城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人数多寡，每到一地，就把他们的智慧传授给当地人。他们传播知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大庭广众的讲演(epdeixis)，也有小规模的授课和讨论。据记载，希比亚斯定期在全希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发表演说[13]，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也常在学园里和体育馆里举行类似的讲演。希比亚斯和高尔吉亚在讲演时穿着吟诵诗人的紫色长袍，显然是突出他们作为早期诗人继承者的身分[14]。至于上面谈到的在加里亚家举行的那种小型讨论会，则是智者们日常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 智者们在教学内容上更是大大超过了早期诗人以讲述神话和历史故事为主的水平。一般说来，智者们都是多才多艺的，仅以希比亚斯为例，据说他随时可教天文学、数学、家谱学、神话学、历史、绘画、雕刻、语音一文字一韵律、音乐入门等等，他还写过史诗、悲剧和赞美诗[15]。从史料记载来看，智者教学和讨论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内容涉及自然的起源、认识的可靠性和范围、真理问题、数学计算等等。例如，塞克斯都·思披里可断言，普罗塔哥拉提出了一种与恩培多克勒和原子论者相似的“物质流射说”[16]，他还因为对物理学感兴趣受到了喜剧家尤波里斯的嘲笑[17]。高尔吉亚也对物理问题感兴趣，他似乎说过，太阳是一个又热又红的块体。[18]西塞罗证实，不管是普罗提克、特拉希马库还是普罗塔哥拉，都对物理问题有兴趣。[19]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此外，据辛普里丘记载，安提丰宣称他发现了如何用排除法来解决圆的平方问题。[20] 其次，在社会科学方面--这也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领域--涉及到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正义和民主问题;道德的本质;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神和宗教的态度;语言的用法、语言、思想和实在的关系等等。在一篇文章中把这方面的事例一一列举出来是困难的，这里仅以几个问题为例。例如，在社会起源问题上，据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记载，普罗塔哥拉似乎认为，人们开始是分散地居住的，为了抵御野兽的袭击，他们才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城邦。[21]这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人与天然的城邦动物截然不同。在正义问题上，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部分小提到，特拉希马库认为，正义就是强者或上层的利益，因为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利益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22]在语言问题上，据说，普罗塔哥拉首次区分了词性，把名词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23]。他还研究了“名称的正确性”问题，并把演说分成希望、问题、回答、要求四部分[24]。智者普罗提克更以善于区分近义词而著称， 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337a-c)曾谈到，普罗提克是怎样对争论--纠缠、尊敬--赞扬、享受--愉悦等近义词进行区分的。苦罗提克和其他智者对修辞学的贡献被亚里士多德所吸收，成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象角斗场或拳击场上的比赛一样，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击败对手，智者们为培养出色的论辩家也做了大量工作，“雄辩术”因而也成了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和《帕拉美德斯的申辩》被公认为论辩的样板，安提丰的“四步法”(the Tetralogies)练习则为人们实际参加法庭辩论打下了基础。“四步法”包括四段发言，即原告的发言、被告的申辩，然后双方分别进行第二次发言和申辩。智者们都是进行辩论的行家里手，柏拉图在《欧蒂德谟篇》中描写的智者欧蒂德谟、第欧尼修多罗同克里尼亚(C1einias)等人辩论的情形就是一例。欧蒂德谟首先向克里尼亚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究竟是聪明人还是无知者“有知”? “有知”(英译为being learns)有双重含意，既指对某个问题的知识或技能，又指某种理解能力。当克里尼亚说聪明人“有知”时，欧蒂德谟就用一个人在学习前并不具有某种知识或技能来辩难，而当克里尼亚被迫承认聪明人一开始并非“有知”时，第欧尼修多罗又提出，在老师提示时，聪明人还是无知者知道(1earns)老师提示的内容?[25]迫使克里尼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应当指出，这种雄辩术是一种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运用语言的技巧，具有强词夺理和诡辩的性质。正如人们平常责备智者们所逼的那样，他们可以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者们在雄辩中创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方法，即Dissoi Logoi，也就是英语中的“双重论证” (twofold arguments)或“二律背反”(thesis-antithesis)。高尔吉亚针对埃利亚派“存在物存在”这个命题提出的三个反命题:1、无物存在，2、即使有某物存在，人们也无法认识，3、即使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说出来告诉别人，就是运用“双重论证”反驳对手的典型范例。智者们看到，在现象界中一切都具有流动变化的性质，因而对同样的事情可以得出两个正相反对的结论，一个是肯定的，另一个是否定的。诚然，“双重论证”的命题都是对立的，还没有达到辩证法所要求的对立面统一的高度，但“双重论证”或“二律背反”是概念辩证法的先导。有了“二律背反”，概念的辩证法也就指日可待了。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表现的概念辩证法明显受到了智者们的启发，我们从这两部著作的关系上看，柏拉图自己也是从“二律背反”走向辩证法的。在近代哲学中，康德的“二律背反”同样充当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先导，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对康德的“二律背反”给予了高度评价。 智者们并不是盲目继承古代诗人和其他先哲的传统，而是抱着批判继承的态度。例如，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等早期诗人经常谈论的“神”，他们往往加以回避。据第欧根尼·拉尔隆记载，普罗塔哥拉留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26]。尤西比乌斯和塞克斯都·恩披里可也都全部或大部引用了这段话的原文。至于普罗塔哥拉究竟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在我们看来，即便普罗塔哥拉不是我们所说的无神论者，他对神的存在起码也持怀疑态度。在雅典，相信神灵和祈求神喻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反之，怀疑神灵才被认为有罪。假如普罗塔哥拉相信神灵，他将公开地和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不会采取上面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会在指控他为“不敬神”的官司中败诉。以他的辩才，做到这一点当是不难的。假如他相信神灵，他就不会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学说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被人们谈论得很多的命题，是普罗塔哥拉，也是其他智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真正核心。他们孜孜不倦地钻研各种学术，传播各种知识，都是以人即雅典自由民的需要为宗旨的。有时他们的确也谈到神，但那是为了给他们的学说做论据，他们的神是围绕着人旋转的。 三 智者的活动在他们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诸多非议，通过对这些非议的分析，我们确认他们是古希腊的平民教育家，同时也看到了智者活动的二重性。 众所周知，对智者责难最多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据柯费尔德统计，在《智者篇》里，柏拉图给智者至少下了七个定义，可能有一个除外，其它都是贬损性的[27]。如，他把智者们称为“知识贩子”，“把他们虚构的知识贩卖给顾客的人”等。亚里士多德说的更加刻薄，他说:“智者的技术是毫无实在内容的，似是而非的智慧，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28]从此以后，智者成了诡辩家和江湖骗子的同义语，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受到人们轻蔑。 仔细分析起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责难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他们靠出售智慧骗取钱财，二是他们所教的并不是真正的智慧或美德。 智者们收取学费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柏拉图，克塞诺封，普鲁塔克的著作里都有记载。然而智者们是否因收费而大发其财呢?柯费尔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转述了伊索格拉底的话。伊索格拉底说道:“总而言之，在已知叫做智者的人中，没有一个被发现积累了大量钱财。相反，一些人生活在穷困中，另一些只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据我们所知，过得最好的要算高尔吉亚了，当帖撒利人是希腊最阔绰的人们时，他曾在帖撒利住过。他活的时间很长并一心致力于挣钱，他在任何城邦都没有固定的住所，在公共事业上没付过分文，没纳过税;他没结过婚，也没有小孩……然而，他临终时留下的全部财产仅仅是1，000斯塔特(一说20，000卓克玛)。”[29]柯费尔德把智者收费的数字(包括学生的伙食费)和普通希腊工匠的年收入作了比较，认为从智者劳动的性质来看，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多[30]。 应当指出，当时在雅典，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收费的。且不说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为挣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和产品不会有任何争议，就是诗人、艺术家、医生等也都收费。品达(Pindar)在希波战争结束不久写了一本书，其中说道，“诗人们写作诗歌而不接受金钱报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钱创造了人!”[31] 那么，为什么唯独智者收费受到责难呢?关于这一点，格思里在综合了柏拉图《大希比亚斯篇》和克塞诺封的《回忆录》以后，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苏格拉底批评他们收费的根据与众不同，而且这个人具有典型性。他主张，由于收受金钱，他们剥夺了自己的自由。他们只能同可以付给他们费用的人接触，而他(指苏格拉底--笔者)则可以自由地享有由他任意挑选的人组成的团体”。[32]从这里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责难智者收费，主要是反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向所有支付给他们费用的人出售智慧。只要肯付钱，就可以受教育。这就是说，智者们向雅典以及其它希腊城邦的自由民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形式不仅不同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团体，也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种封闭性的学术团体。智者开放式的教育从根本上打破了上层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垄断和社会垄断，提高了雅典自由民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既受到一些人的崇拜，又受到一些人唾骂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智者的责难不可和那些保守分子同日而语。他们生活在雅典江河日下的时代，那时，奴隶主民主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已蜕化为一种无政府状态，这时候大谈民主制如何伟大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把雅典社会蓑败的原因主要归罪于智者未免以偏概全，但智者对雅典社会的影响确实具有二重性，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智者所教的是否是真正的智慧或美德，又可分为智慧或美德是否可教，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或美德两个问题。 桕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33]中首先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智慧或美德是否可教的公民的民主，奴隶、外邦人甚至妇女和儿童都没有民主可言。可想而知，这种民主制愈发展，加在非自由民以及妇女儿童身上的负担就愈重，到头来只能激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因此雅典奴隶主民主制一开始就埋下了混乱的种子，它迟早是要灭亡的。智者运动既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产物，又对这种民主制的扩大和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无论如何，它只是这首历史交响曲中的一部乐章罢了。 对智者的毁誉常常同对雅典民主制的毁誉联系在一起。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既然主张对雅典的民主制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那末对智者也应当这样看待。然而无论怎样看待智者，有一个事实是不容抹煞的，那就是他们的确是自己时代的平民教育家。 注 释: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2] J.B.Bury，History of Greece，Loadon,1975，241。 [3] Aeschiaes，Ln Tim，9-12。 [4][11][27][29][30]C.B，Kerferd，the sophistic movement，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37、22、39、26、26。 [5]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18d7一319a2。 [6][12][32]W.K.Guthrie，A History of Grecce Philosophy，Vol，3，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969，27、29、39。 [7] 柏拉图:《申辩篇》20a4-5。 [8]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47b7一8。 [9][15][24][31]转引自G.B.Kerferd，the sophistic movement 1981，53、47、68、24。 [10]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14D一315D。 [13] 柏拉图:《小希比亚斯篇》363C7一D4。 [14] DK82A9。 [16] DK80A14。 [17] DK80All。 [18] DK82B31。 [19] DK84B3。 [20] DK87B13。 [23] DK82A9。 [26] DK80B4。 [21]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321a-b。 [22] 柏拉图:《理想国》338c1-2。 [25] 柏拉图:《欧蒂德谟篇》275C，5一277c。 [28] 亚里士多德:《智者的雄辩》165a22一23。 [33]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主要叙述此事。 [34] 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Polity Press 198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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