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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唐诗宋词的辉煌后，元代又迎来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戏曲，因为在元代关于戏曲创作相当繁荣，尤其是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剧本里的表现太过出彩，以至于将许多男性角色都沦为陪衬。 也正因戏曲作家们在元曲里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太过出彩，常常使得剧本中的许多白面书生的男性形象显得黯淡无光，甚至令人生厌，以至于产生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而此现象是整个元代戏曲的创作趋势和创作风气，并非只是个别作品所独有，关于为何元代出现此创作热潮和创作趋势，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社会背景里的现实需要学过历史的应该明白，自忽必烈确立了元朝在统治全国的统治后，由于他的继任者们废除了科举制度，进而采取了“轻儒”的用人政策，使得广大读书人的出路被硬生生地堵塞了，无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存现状，于是乎间无能为力成为了当时许多读书人最深的苦闷。面对命运的无能为力，许多戏曲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多是些关于“无能书生”的角色。 比如关汉卿所创作的《救风尘》中，恶少周舍为了得到如花似玉的妓女宋引章，不惜花言巧语骗取她的好感，而婚后的周舍也露出了真面目，与婚前极尽花言巧语讨好宋引章时的模样判若两人，使得宋引章经常遭受毒打和辱骂。  赵盼儿作为宋引章的好姐妹，为营救宋引章，不惜以区区女子之身孤身涉险，后来还是救回了宋引章，还给了周舍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教训。 所以与赵盼儿的临危不惧、有勇有谋比起来，身为宋引章未婚夫的堂堂男儿安秀就显得有些无能，说不好听就是个无用的废物。 而在《望江亭》中，作为官至潭州太守的书生白士在面对杨衙内对于爱情的极力阻挠时，居然显得无能为力，而是女性谭记儿虽然力量相对弱小，但因为不畏强权，以区区女子之力识破和揭穿了杨衙内的诡计，使故事获得了圆满结局。  虽然元杂剧里的女性作为主角，照理应更加出彩，但事实上戏曲作家们并没有完全“美化”女性主角，从而让那些白面书生角色全部都沦为陪衬的境地，只是相比读书难有出路的元代社会环境而言，向来自傲清高的文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反抗意志投射到女性主角身上而已。 二、文人心境的反映宋代话本里所塑造的书生角色以出生于豪门望族的居多，但在元杂剧中，书生们都是以出生于贫寒家境的居多，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生活常常面临举步维艰的境地，进而阻挠了各自所向往的爱情。 比如在《西厢记》中，白面书生张生自从普救寺中救出崔莺莺后，原本催夫人还承诺过，只要谁能帮崔莺莺解围，那么就将崔莺莺许配给谁，谁知后来崔夫人竟然出尔反尔地让张生与莺莺结拜为兄妹。  至于他后来还在继续追求莺莺的痴狂行为，作者故意借红娘之口来嘲笑他憨厚的同时，也痴傻，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戏谑的成分，但至少能反映出在元代社会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确实低下。 不难发现，在那个被称为“九丐十儒”的元代社会里，许多所谓的书生和文人，其实社会地位非常低，他们只能把心中的愤怒、怨恨和不甘都寄托在戏曲里，使得剧中的男性角色常常在剧终时都能考取功名，但现实里的作者自己并没剧中人那样幸运，只能通过塑造剧中的人物，以便对自己的现实遭遇进行自嘲。
与其说是张生之叹，倒不如说是作家之叹，由此可见，剧中书生们的经历正是现实里的作者的内心真实反映。 三、作者自我矛盾的心理元代书生文人们平时的活动场所多数以爱情剧来体现，虽然这些剧作在反封建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相比于女性们敢于逾越世俗的藩篱，以及大胆狂热的追求爱情，男性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意志就显得有些逊色了。  比如《倩女离魂》里的张文举因为进京赶考，所以碰巧途中遇到了倩女的孤魂，但他并未表现出欣喜和激动，而是当场搬出了句“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明显地，这是封建礼教里才有的说辞，接着还指责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 相比于信奉“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等坚定爱情宣言的倩女，张文举由里而外表现出的遮遮掩掩的言行，实在显得有些虚伪至极。 再来看看《西厢记》，当张生在初次见到崔莺莺后，直言自己撞见了“五百年风流业冤”，进而开始热烈而疯狂的追求崔莺莺，甚至还当面声称“小生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言下之意就是愿意为了崔莺莺而放弃科举。 然而，后来碍于崔母的步步紧逼，张生还是妥协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张生真的惧怕崔母，而是因为张生本人至始至终都对功名抱有强烈渴望，只是这种渴望在没能完全得到崔莺莺时，还暂时勉强可以被爱情压制，但只要与崔莺莺的好事生米煮成熟饭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尤其是在长亭送别时，崔莺莺还再三叮嘱张生，其中就掺杂了不知多少无奈的内心独白，甚至还不顾书香闺秀平时所特有的矜持，直接坦言警告说，“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 可见，此时的崔莺莺才无比清醒认识到了功名利禄在张生眼中，是远远超过爱情的。显然，崔莺莺是种真正为理想爱情而甘愿舍弃世间所有尊荣的女人，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人间荣华富贵在她眼中，都比不过与爱人的长相厮守，但实际上张生并非如此。 书生角色们如此矛盾的前后言行，实际上也是作者内心矛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书生们而言并不乐观，但政治环境越是如此，常年苦读的书生们的入仕渴望就越强烈，可以说，对功名、官场和富贵的执着渴望，都成了融入他们血液里的毕生追求。 于是那些在仕途上难有出路的戏曲作家们，便给这些书生们安排了各种科举入仕，以此来取得功名和享尽世间荣华的情节。 比较有意思的是 凡是有书生参加了科举，要么直接拔得头筹，要么表现得一鸣惊人，如果只论能考取个功名，是为了结局圆满的考量，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直接考中状元的话，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殊不知只是作者的自我安慰心理在作祟。 四、市民阶层的喜好元代的戏曲作家们在创作时，或多或少都必然受民众的影响，特别是许多在取得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可后，往往才有机会演出的戏曲中，此影响就表现更为明显。 而在元代文人们的笔下，诸多女性角色往往都被赋予了温柔善良的个性、美丽的容貌、以及各种美好的品格，但同时许多女性角色也被倾注了自己对于配偶和爱情的理想期待，使她们成为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的同时，还具有高尚的人格。 相比而言，世俗道德对于男性的约束显然宽松了许多，但也使得他们处事的忍耐度更高，只要能够在事业上或多或少有所作为，况且能对自己的某些过失行为稍稍表示悔意，那么他仍然能算得上是“良夫”。  比如在杨显之所著的《临江驿潇湘夜雨》中，秀才崔通由于科举高中后，居然置昔日的结发妻子于不顾，而是另娶考官之妻，但这还不算，他还诬告张翠鸾，只想置其于死地，导致后来张翠鸾被朝廷发配到了边远荒蛮之地，幸运的是张翠鸾在那里居然遇做了身为朝廷高官的父亲，因父亲在朝廷上德高望重的原因，不久张翠鸾便与崔通重归旧好。 但即使如此，崔通和张翠鸾的婚姻状况并未获得任何实质上的改观，实际上，纵观元代的所有戏曲中，类似的结局还有很多，像《王魁负桂英》、《风月状元三负心》等等都是如此。 如此结局都能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可，可见当时的社会阶层对于戏曲中的男性角色，尤其是书生所表现出的低劣、阴暗和卑鄙的行为几乎都持默许态度。 五、结语总的看来，元杂剧里之所以常常出现百无一用的无能书生形象的原因，既与作者本身的心理矛盾和冲突相关，即它是文人心境的反应；但还与客观因素相关，即当时的社会环境；此外，它还普遍受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认可和默许。正由于此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方才形成了元杂剧中无能书生的独特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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